我可是要上文學史的！別把文尾的年月日不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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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讀到一篇兒子寫老子的文章，很有趣，說起怎麼讓他們家老爺子下不了台的往事，這當然是家庭中逗樂子的輕喜劇了。老爺子急了，對兒女說，你們這樣不妥，我可是要上文學史的。大意如此，但最後這句關鍵詞是沒有錯的，那當然是玩笑話。但讀後不覺大噱。假如他兒子問，您老人家上哪部文學史，是當代文學史，還是若干年後問世的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一般比較寬泛，而現代文學史，則有所挑剔，至於怎麼選擇，以什麼標準選擇，似乎都不是他們家那時還健在的老爺子，能夠判斷的事情了。而在此前更早，我還讀到一位文學老人最後的訪談錄，其中他談及郭老的歷史劇，如果我不曾記錯的話，似乎也有不夠進文學史的疑問；由此，我想起我自己二十多年前，快三十年的陳穀子爛芝麻。一位當時的名流（如今老了，名還在，但已流不動焉）責詢我，你們刊物動不動就把作品後面的年月日刪掉，將來，在文學史上怎麼算？

看來，中國文人的這種文學史情結，還挺在意。

那時，我在《小說選刊》工作。凡當過文學雜誌的編輯者，都有這種體會，最畏懼「下轉多少頁」和「上接多少頁」這種翻來翻去的折騰。別說讀者，就連職業編輯，一看刮號里的這幾個字，頓時頭大，很有電線跳閘，眼前一黑之感。所以，一篇作品排出大樣，送到編輯部一校二校，不怕它少幾行，而怕它多出一兩行，兩三行，不尷不尬，那才叫頭疼。於是，對不起，只好砍掉作品尾部的年月日。當然還有另外一個理由，並不是所有作家都具有這種文學習慣，寫完就寫完了，不再通過結尾的年月日，再露一回臉。因為該朽的，記上年月日，也是要朽的；該不朽的，不記年月日，也照樣不朽。再說，一本雜誌里，有的作品後有年月日，有的作品後無年月日，會讓讀者誤解編輯部厚此薄彼，為一律計，為篇幅計，刊物只有統統刪削，於是，引起那位名流的不滿。

年月日，很重要嗎？歷史就是建築在這些細胞之上的，當然重要。而對作家來說，年月日意味著沉重的責任，意味著生命的消耗，那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讀《紅樓夢》，掩卷以後，最讓我為曹雪芹感傷的一句話，就是他在第一回里所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這八個字，字字滴血，作者說來輕鬆，其實那是他伏案3600多天（只能再多，不會再少），抄寫530萬字（統統都是毛筆字）的心血耗費。他活在這個世界上，應該不會超過50歲，這就是說，半百年紀，他只做了一件事，傾其畢生之力，投入到這部《紅樓夢》中。而且最令他惆悵的，他並未看到他的這部書出版，直到他死，這幾十萬字的未定稿，還散佚著。可以想像，彌留之際的這位大師，守著孤燈，看這一堆一堆或捆紮著、或散放著的一筆一划寫成的原稿，他是很難閉上雙眼的。所以，他寫下這兩句話時，那苦澀而且無助的滋味，非此中人是難以體會的。然而，「十載」，究竟從哪一載到哪一載？「五次」，究竟哪一次具體為哪一年？他都不及細表。為什麼他不屑寫下具體的年月日呢？大概因為，一是曹雪芹沒有那種要進文學史的慾望；二是舊時文人視小說為末技，為小道，不那麼當回事，看得很淡；三是寫下有什麼用，寫了等於白寫，與其白寫，不如不寫。

如此說來，年月日雖然重要，但對文學作品本身，也許並不十分重要，《紅樓夢》就是一個例子。儘管到現在，紅學家也沒弄清他寫作的年月日，並不影響這部章回小說進入文學史。而且，中國文學如果與中國歷史同年，在這五千年中，至少有四千九百五十年，中國文人從來不在自己作品後邊，註上年月日的。舊時，漢字是直行書寫，沒有標點符號，且用干支記年，不分行地贅在正文之末，殊不雅觀。五四以後，新文學運動興起，那些先賢們便把西方作家的寫作習慣引進，這才在國內流行開來，看魯迅、胡適的當時文章，鮮有不記年月日的。後來，抗戰了，後來，解放了，作家對自己作品，遂有標註日期者，和不標註日期者的分別，再後來，可能察覺到上文學史，也並非排排坐，吃果果那樣簡單容易，由於希望太過渺茫，不標註者便多於標註者。因而，我請那位名流權且放心，即使我們刊物此刻刪了，也不會妨礙將來它進文學史。上自屈原的《離騷》，下至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未記下過寫作的年月日，不照樣成為文學史的經典嗎？不過，我想請教的是，你認為當下這些小說，有上文學史的可能嗎？他沒有回答，然後，「王顧左右而言它」了。

作家自注於篇末的年月日，盛行於西方世界，當然也與拉丁字母與阿拉伯數字的橫排與易於書寫有關，但西人習俗，未必適服中國水土，在中國人的概念中，作品出版問世的年月日，才能成為社會和時代的共同記憶。魯迅的《故事新編》中，有一篇題曰《鑄劍》的歷史小說，作者自注為「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實際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八、九期，標題為《眉間尺》，一九三二年編入《自選集》時改為現名」。這就是說《鑄劍》從寫成到發表，其間有半年的空窗期。顯然，發表的年月日才是作品產生文學效應的肇始。如果曹雪芹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時，明確標註年月日 ，同樣也是不具文學史意義的。因為在他生前，始終未能版行，他的原稿不是在抽屜里睡大覺，就是在小範圍的讀者中傳閱，產生的影響極其微小。據胡適未必可信的考證，他認為曹雪芹善寫人物對話，而不擅長小說結構，故而寫不下去，這當然是「胡」說了。他對林語堂講過，因為寫不下去只好擱筆，這一擱就是十年，顯然事出有因，但什麼事，誰也不知。由此類推，凡處於原稿狀態下自注的年月日，只能看成是作者在作品之外的餘興了。

因為曹雪芹命途多舛，因為《紅樓夢》險幾湮沒，還真得感謝新紅學家不很待見的高鶚，若不是程偉元加上他的努力，大師和他的不朽之作，早化作歷史的塵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兩位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將《紅樓夢》正式出版，可謂功德無量。看來，印刷出版的年月日 ，面對讀者的年月日，才是作品生命的開始。正是這部百二十回萃文書局活字排印本的問世，立刻風靡大江南北，席捲黃河上下，竟形成「開篇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紅樓旋風，一刮就是二百多年，硬是將曹雪芹、高鶚刮進了文學史。

最近，我讀到某報披露的一次學者們探討《紅樓夢》的記要，連續三個整版再加上半版的發言，居然沒有一位發言中提及胡適新紅學的命根子脂硯齋，這是60年來難得一見的可怕冷場。由此更能領教年月日實實在在的厲害了。擠進文學史的，會被逐出去，革出文學史的，會被請回來。所以，現在還活著，呼吸正常的作家，竟考慮到非常遙遠的上文學史的問題，我看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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