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剛︱利哈喬夫：二十世紀蘇俄歷史的見證人

到9月30日，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利哈喬夫院士（Д.С.Лихачев，1906-1999）去世18周年了，但依然有許多人記得他：他的著作在不斷再版；他所工作過的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每年都會有以他為主題的研討會；甚至2006年（利哈喬夫誕辰100周年）俄國政府與利哈喬夫基金會還共同設立了利哈喬夫文學獎，以表彰為保護俄羅斯文化遺產做出貢獻的傑出人士。利哈喬夫院士一生經歷了沙皇時期、蘇聯時代和葉利欽時期，去過集中營，遇到過列寧格勒圍困，可謂是二十世紀蘇俄歷史的見證人，極富傳奇色彩（正如俄國作家法吉爾?伊斯康捷爾戲稱：「利哈喬夫給自己的任務是要體驗蘇聯政權。」）。俄國作家瓦列里?波波夫所著的《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由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於2013年，被收入著名的「名人傳」，中譯名改為《從囚徒到文化大師：利哈喬夫傳》，谷羽譯，新星出版社，2016年）就詳細介紹了他漫長而又精彩的一生，儘管有一些為尊者諱的地方。

《從囚徒到文化大師：利哈喬夫傳》，谷羽譯，新星出版社，2016年

中譯本的腰封上寫著非常動人的宣傳詞：「說起20世紀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繞不開利哈喬夫。」以及「當代俄羅斯民族精神之父的首部中文傳記。」這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昭示了90年代以來的中國讀書界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美好想像：真誠、勇敢、敢於為真理對抗強權，諸如此類，利哈喬夫顯然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之一。然而聯繫到二十世紀蘇聯的現實，我們不免會有一個疑問：假如利哈喬夫果真如我們所想像的那般英勇無畏的話，那他是如何逃過大清洗又如何躋身於蘇聯官方學術權威的行列呢？波波夫對此的解釋是運氣：「利哈喬夫生平的每個階段，任意抽取一章，都可以加個標題：『絕處逢生！』」比如大清洗時期，正好他妻子的同事是人民司法委員會委員、老布爾什維克克雷連科（Н.В.Крыленко，1885-1938）的發小，妻子就以一件漂亮上衣的代價請同事去老朋友那裡代為說情。於是過一陣子，對利哈喬夫的起訴取消了。但讀完整部傳記不難發現：波波夫所謂的「絕處逢生」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原因在於利哈喬夫善於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尋找平衡。傳記作家顯然是過於強調利哈喬夫與官方的衝突以至於對利哈喬夫與官方的合作只能一帶而過了。比如說傳記有兩章分別談了「老爺的憤怒」及「老爺的關愛」，重點還是在於強調利哈喬夫與「老爺們」的各種對抗，從而塑造出一位「偉大的受難者」、「首屈一指的正義捍衛者」形象。

1928-1932年在索洛韋茨基島上的四年集中營生活，給年輕的利哈喬夫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集中營里，死亡幾次與他擦肩而過，這使他養成了謹慎低調的行事作風。即便在出獄之後，聽到母親議論時政，利哈喬夫也忍不住會訓斥她：「媽媽！再不要這樣說啦！我已經坐過牢了，不想再坐了！」既然現實充滿危險，不容置喙，他也只好將精力投入到俄羅斯古典文化研究中去了。這種迫於時勢而借學術為避難所的做法在當時俄國知識分子中並不少見：阿赫馬托娃不再寫詩了，開始做一些翻譯和普希金研究；巴赫金把研究視角投向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伯雷小說等等。畢竟，相較於動輒有諷刺之嫌的現當代小說、詩歌創作來說，古代世界顯得過於遙遠，因而也相對安全。更何況，正如傳記所言：「利哈喬夫學術研究的最大功績——是他為我們挽回了七個世紀的俄羅斯古代文學。」這種「挽回」，無論是在斯大林時期，還是在以後赫魯曉夫及勃列日涅夫時期，都是弘揚民族文化，宣揚愛國主義的好材料。利哈喬夫在1948年就擔任俄羅斯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1952年獲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1953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54年獲得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獎……..可以說，跟巴赫金、洛特曼等那些被打入另冊，流放他鄉的蘇聯學術大家相比，利哈喬夫在主流學術圈的發展道路是順利的，雖然也不無坎坷。

順利來自於沉默的態度和勤懇的工作。波波夫說：「的確——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利哈喬夫沒有在任何反抗宣言上籤過名…….我認為……成功地研究我國歷史與文化是同樣重要的貢獻。」無需諱言，後一句話多少有點為利哈喬夫辯護的意味。利哈喬夫是一位傳統的俄國知識分子，很多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種濃濃的貴族氣息，儘管他並非如納博科夫那樣出身於書香門第。這種判斷是有道理的。因為利哈喬夫所成長的年代，正好是1905年革命之後，知識分子告別革命，投身文化建設的白銀時代。因此，逃離政治，獻身學術成為他最自然不過的選擇。正如利哈喬夫所說：「十月革命事件幾乎跟我無關。我對那些動蕩風波很難理解。」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但這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抉擇呢？如果按照我們今天的要求，利哈喬夫敢於在30年代從知識分子的立場去批判，那我們今天很有可能就見不到他的著作，更不知他為何人。

但作為知識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識分子，畢竟要與人打交道，即便是古典文化中的人，這就決定了他不能像理工科知識分子那樣對現實始終抱著超然的態度。從利哈喬夫的一生來看，他敢於站出來對現實發聲主要是在1953年蘇聯文壇解凍之後，這個時候利哈喬夫已經是博士、列寧格勒大學教授，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在學術界乃至文化界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時任俄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別里契科夫（Н.Ф.Бельчков，1890-1979）在所里大搞政治鬥爭，「不斷布置那些毫無意義的任務，讓工作人員感到屈辱和痛苦。」利哈喬夫像「巨人似的挺身而出」，身為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的他聯合西方文學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謝耶夫院士（М.П.Алексеев，1896-1981）跑到莫斯科找了科學院文學語言部的書記維諾格拉多夫院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1895-1969），當面與別里契科夫院士辯論，最終使之被免職，挽救了研究所。此外，利哈喬夫還利用自己的權力，竭力保護那些受到批判，衣食無著的有才之士，將其招入研究室從事研究，甚至為此不惜與克格勃、區黨委會發生正面衝突。這一方面固然是利哈喬夫愛惜人才，另外也是他現實中具備的話語權加上骨子裡的正義感使然。如果他只是一個書獃子，那即使再有正義感，想必對於工作中的不平之事也只能望而興嘆吧？

到1970、80年代，利哈喬夫聲望日隆，與當權者的衝突也越來越頻繁。正是在一次次的衝突中，利哈喬夫在民眾中確立了「列寧格勒乃至全蘇聯知識分子代言人」的形象。70年代初，他為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寫作提供關於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的材料；1975年，他公開聲明拒絕在開除薩哈羅夫院士的信上簽字。多年以後，利哈喬夫的這一舉動使得他在後者的追悼會上被葉利欽贊為「唯一沒有污點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作這樣的表態顯然需要付出代價。儘管利哈喬夫已經成了科學院院士，但仍遭到當局有意無意的打擊和迫害，比如為他出國設置障礙；利用他家人的經濟問題予以刁難；甚至到他家去縱火等等。

除了在政治上的頑強抗爭之外，利哈喬夫的另一關注點在文化保護上，這使他的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為此，他與戈爾巴喬夫合作，在1986年11月12日成立了蘇聯文化基金會。利哈喬夫希望藉助戈爾巴喬夫的力量來保護、拯救俄羅斯文化遺迹。倒過來說，戈爾巴喬夫也企圖樹立利哈喬夫這樣一位文化大師來標榜自己思想上的開明，為此還授予了利哈喬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兩者之間的矛盾很快體現出來了：利哈喬夫想做事但沒有權力沒有經費，他多次要求撥款保護普希金手稿等珍貴文物，但每次都是被敷衍搪塞。直到他發表公開聲明：如果再不撥款，他就宣布放棄院士稱號！於是，他獲得了最低額度的經費。

鬥爭是艱難的，因為利哈喬夫所接觸的很多民眾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文化遺產。比如談到保護弗拉基米爾市烏斯賓斯基教堂里的安德烈?盧布廖夫壁畫時，當地官員居然說：「沒有這些壁畫，上帝也無所謂！」還有人嫌教會祈禱用的古俄語聽著吃力，建議用當代語言祈禱，這樣大家都輕鬆些。利哈喬夫回答說：「這還不算輕鬆！把我們七個世紀的歷史全部拋棄，那就更輕鬆了！」利哈喬夫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堅持不懈，四處奔波呼籲保護俄羅斯文化遺產。這不僅需要鬥爭的勇氣，更需要鬥爭的耐心和藝術。

利哈喬夫是偉大的，他的偉大在於他的堅持。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忘記過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的那段經歷，也沒有忘記死在那裡的無數難友。為了拍攝紀錄片《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我回憶》（1988），他親自在運河裡划船，為了讓年輕人體會到當初集中營單人牢房的恐怖。利哈喬夫又是睿智的，他的睿智在於他的審時度勢，立足於專業做自己擅長的事情。「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固然瀟洒，但卻無助於改變社會現實。縱觀整個蘇聯文學史，帕斯捷爾納克也曾為斯大林寫過祝壽詩，譯過喬治亞的詩歌；布爾加科夫還主動要求為領袖的生日撰寫一部劇本《巴統》，並無數次夢想著與斯大林的見面；至於肖洛霍夫與斯大林的聯繫就更密切了。難道我們能夠因此去質疑《日瓦戈醫生》《大師與瑪格麗特》《靜靜的頓河》的價值？利哈喬夫還是勤奮的，著作等身對他來說絕對不是一句空話。有學者概括他一生的四大貢獻：研究《伊戈爾遠征記》《往年紀事》等俄羅斯古典文獻；在古俄羅斯文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對古俄羅斯文學、歷史和文化出版物的編輯和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保護俄羅斯文化。（參見孫玉華：《利哈喬夫：豐碩成果與學術價值》，載《俄羅斯文藝》2016年第3期）傳記後面附錄的71種著作名稱，足以證明利哈喬夫一生的偉大價值。

生活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世界，要學會鬥爭，更要學會妥協，如此，社會才會進步，民眾方能太平。知識分子是社會中最敏感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指出社會的種種弊端。但指出問題不等於解決問題，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退一萬步說，即便知識分子掌握了改造社會的權力，恐怕也未必能按理想來改造社會。波波夫在書里提到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改革期間，包括利哈喬夫等在內的諸位知名知識分子被選入最高蘇維埃代表團，民眾對他們寄予厚望：「既然利哈喬夫參加了最高蘇維埃，一個公正的生活時代開始了。「但結果證明：即便睿智如利哈喬夫、維克多?阿斯塔菲耶夫等人，面臨公開性改革那種政治局勢，也改變不了什麼。這就是文人與政治家的區別。利哈喬夫的一生以研究文化、呵護文化為己任，這是他作為一位文科知識分子的專業抉擇，也是他的人生智慧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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