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回憶在北大歲月：根本沒人當我存在

導語：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卻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級的工薪。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毛澤東關於北大的一段回憶。毛澤東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1918年，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了一段時間，在這裡他結識了著名的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大釗等人，這對毛澤東此後的思想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關於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的有關問題，學術界的說法莫衷一是。本文認為，毛澤東是通過楊昌濟推薦給北大校長蔡元培，並得到李大釗的安排，於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間進入北大圖書館，並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一、毛澤東初來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

1917年，章士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向校長蔡元培推薦了楊昌濟出任倫理學教授。當年5月，楊昌濟應蔡元培之邀，從長沙赴京，出任該職，6月，攜家眷住北京鼓樓後豆腐池衚衕九號。楊昌濟得知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正積極倡導中國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後，便寫信告訴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的毛澤東，囑他儘快來京，為湖南青年赴法作聯繫和準備。為此，毛澤東的同學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長沙啟程，25日到達北京，聯絡赴法勤工儉學的具體組織事宜，並住宿在楊昌濟家。在楊昌濟的介紹下，蔡和森很快見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議了赴法的各項細節［1］（p7）。不久，蔡和森兩次寫信催促毛澤東，要求他邀集志願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別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2］(p44)。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24名青年，坐火車離開長沙，奔赴北京。由於路遇洪水，道路阻斷，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毛澤東就去看望楊昌濟，並與蔡和森住在楊家前院南房一間客房裡。不久，考慮到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住地過於分散，不便聯繫，經楊先生幫助，毛澤東與蔡和森遷居位於沙灘北大紅樓附近的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現吉安所左巷八號）。在這七號小院的北房西間，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學會會員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個身，都要先和周圍夥伴打個招呼。經楊昌濟聯繫，蔡元培、李石曾同意為湖南青年先辦三處留法預備班［3］(p38)。

二、毛澤東是如何進入北大圖書館的

湖南先後抵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達四五十人，是全國來京人數最多的省。毛澤東面臨著如何解決生活費用的問題。據他回憶：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楊昌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4］(p54-55)。關於毛澤東與李大釗相見一事，學術界有各種說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書記載：8月下旬，經蔡元培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當時館長是李大釗。在這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釗。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記載：10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5］(p41-43)。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年譜》記載：「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3］(p38)。以上說法都沒有提到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那麼，毛澤東到北京後並任職北大圖書館與蔡元培有什麼關係呢？

據蕭子升回憶說，由於生活困難，他們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貫的仁慈寬厚，我們寫信請示他可否給同學安插一個打掃教室的工作。蔡校長知道了這件事，有個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先生的書函可為明證：「守常先生大鑒：毛澤東欲在本校謀一半工半讀工作，請設法在圖書館安置一個書記的職位，負責整理圖書和清掃房間，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釗順從的給了毛清掃房間、整理圖書的工作，一個極簡易的差事［6］。

蕭子升的說法是否準確呢？無疑，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需要徵得北大校長的同意。那時尚無人事管理機構，教職員工的任用與罷免，全由各機關、各學校的最高首長決定。如果沒有蔡元培校長的許可，毛澤東是無法進入北大圖書館的。或許有過楊昌濟請李大釗幫毛澤東在北京找工作的事情發生，但事實上，李大釗當時為了圖書館的遷移問題事務繁忙，很難有時間解決毛澤東的工作問題。因此，如果說正式相見，毛澤東需要在蔡元培到校後並得其首肯，雖然並不一定需要面見蔡元培。當時幾乎所有進入北大的推薦都需要先向校長請示並由其決定，既然楊昌濟是經人推薦並由蔡元培邀請調入北大的，楊理所當然可以找蔡元培。蔡元培對青年才俊的培養與厚愛，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方式也為楊昌濟推薦毛澤東提供了可能，梁漱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證。梁是一個未能考上北大的學生，但由於發表的文章很有見解，蔡元培就可以直接聘請他為北大哲學系講師。楊昌濟對於資質俊秀、為學勤奮的得意門生，肯定會自信地向蔡元培推薦，從楊昌濟邀毛澤東來北京，並希望他進入北大讀書的信件中即可推測其後續行為。

楊昌濟是在什麼時候與蔡元培說的呢？毛澤東又是什麼時候與李大釗正式見面的呢？蔡元培1918年7月18日去北京香山避暑，9月20日主持了北京大學開學儀式［7］(p226-227)。在開學以前，蔡元培不在北大。楊昌濟向蔡元培推薦毛澤東的時間當為9月20日後。如果蔡元培同意了，李大釗為毛澤東安排工作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李大釗個性比較熱心，樂於助人，也會儘快答應楊昌濟先生的請求，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為毛澤東安排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職位。在此之前，毛澤東與李大釗見面的可能性亦很小。1918年8月19日到北京後，毛澤東主要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們聯繫，幫助解決住宿、學習及赴法經費等，直至10月10日，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都在統籌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毛澤東雖然生活困難，也曾表示急需找一個工作，但籌備勤工儉學的頭緒繁多，且到處奔波，根本無暇著手自身的工作問題。而李大釗在開學後一直忙於圖書館的搬遷，一旦蔡元培同意後，毛澤東就可以與李大釗見面並聯繫工作之事了。如前所述，毛澤東、李大釗均有時間見面當為9月20日至10月14日之間，而10月上旬見面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可以較有把握的說，楊昌濟通過向蔡元培推薦，得到了蔡元培的首肯，然後再找李大釗幫忙解決了毛澤東的工作問題。即便有其他程序的可能性，蔡元培與李大釗兩人都功不可沒。

三、蔣夢麟說法辨析

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的問題，還有另一種說法。曾在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釗）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末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圓。』」［8］(p123)

蔣夢麟的說法存在明顯的錯誤。蔣夢麟擔任代理校長之時，毛澤東並不在北京。由於受五四學潮的影響，蔡元培離開北大。1919年7月23日上午10時，北京大學學生全體集會歡迎蔣夢麟代理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務［9］(p94)。直到9月20日，北大新的學期正式開學的時候，蔡元培才到校處理校務

。而此前的兩個月便為蔣夢麟第一次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的校務［9］(p99)。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職，是在1918年10月間，蔣夢麟此時尚未進入北大。蔣夢麟是在1919年春就任北大教育系教授，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長，自1919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而是時毛澤東已離開北大，兩者毫不相關。據梁漱溟講，毛澤東北來，即投住楊昌濟家，一面經楊介紹為圖書館職員，一面繳費做旁聽生聽課。正值五四運動之時，毛主席卻未在北京［10］(p217)。也許蔣夢麟為其他圖書館管理員批過類似的條子，但絕非毛澤東。而且，毛澤東當時並不出名，作為一校之長，為推薦工作批示的條子，往往不會具有較深的記憶。即便是蔡元培的各種回憶、書信，也無記載為毛澤東批過條子的事情。

四、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具體時間

關於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的具體時間，目前還沒有較為明確的說法。198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1996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等書均沒有明確說明毛澤東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北大圖書館工作的。而《青年毛澤東》介紹：9月底，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11］(p90)。同樣沒有說明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的具體時間。

許多人根據北京大學檔案館留存的工資發放冊記載，認為，由於毛澤東於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後簽收了3個整月的工資，由此可知，毛澤東開始在李大釗身邊工作的時間，當在1918年11月或12月。據工資單而認定其進入北大的時間為11月，甚至更晚為12月，此種說法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工資單可能丟失，曾在北大工作的許多名人的工資單就很難找到存根。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的活動找到解釋的依據。

當時北京大學的開學日期一般定在9月20日。9月14日，李大釗發《圖書館主任布告》，告知本館各職員按規定時間到校辦公［12］(p58)。當時北大的新圖書館很快正式啟用，10月，圖書館遷往新址即紅樓。紅樓第一層，主要作圖書館之用，分為21個書庫，6個閱覽室。也就是說，開學後，北大圖書館主要是搬遷工作。10月14日，《北大日刊》載《圖書館主任布告》，告知本館現擬遷往新大樓，從14日起，上午閉館，下午及晚間仍在舊舍開館、辦公［12］(p59)。由此可知搬遷的時間是在10月14日開始。10月22日，《北大日刊》發《圖書館主任布告》，通告自即日起，一概在新舍辦公事。10月26日，《北大日刊》發《圖書館主任告白》，告知本館第二閱覽室在新大樓第一層31號室，專以陳列各種日報……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可隨時入覽［13］(p60)。至此，毛澤東在圖書館正式上班的時間已非常明顯了，即為10月22日到26日之間。當時北大圖書館由5個閱覽室組成，毛澤東負責第二閱覽室，即報紙閱覽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報刊和登記前來閱覽者的姓名。這15種報刊主要為上海《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北京《晨報》、《京報》、《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以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中外文報紙。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任職，自然解決了生計問題，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因為當時蔡元培主張北大的學術活動和課堂教學向全社會開放，招收一批旁聽生［13］(p119)。而毛澤東離開北大的時間當為1919年3月12日之前。是日因母親病重，毛澤東從北京動身回湖南，14日，達到上海［3］(p40)，然後從上海轉回湖南。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卻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級的工薪。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毛澤東關於北大的一段回憶。毛澤東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頭面人物很有興趣，我打算去和頭面人物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話。」［4］(p54-55)毛澤東對過去的抱怨不假，但當時在楊、蔡、李等人的幫助下，進入北大圖書館，卻基本解決了生活難題。毛澤東也利用這個大好機會積极參加北大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的活動，有選擇地旁聽北大的一些重要課程。在北大，毛澤東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這對其五四前後思想的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是他逐步接受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從而走上共產主義道路不可缺少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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