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中國最後的「公知」？

2010年，許知遠寫過一本書《祖國的陌生人》，感嘆在自己的國家是個陌生人。2017年的此刻，他與他祖國的關係只怕是更為陌生了。

不久前，許知遠在其主持的節目《十三邀》中訪談《奇葩說》的馬東。在過去的好幾集，他已經被一些網友「酸」為：太不合時宜，太具有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而這次他和馬東關於文化的粗鄙化與精緻化的討論，更成為一個公眾事件，大批人嘲諷許知遠不懂得年輕世代卻只是批評他們，與時代格格不入卻自以為是，最終讓受訪者也讓自己陷入尷尬。

許知遠身上早就體現著這個時代巨大的矛盾。在節目的預告中，他已經誠實地自白說：「我是一個不太靠譜的作家，試圖去捕捉時代的精神，卻又厭惡時代的流行情緒；一個勉強的創業者，努力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卻又不完全相信商業上的邏輯；開了一家書店，書店裡只賣我想看的書。」

事實上，許知遠的矛盾在於，他既是中國過去二十年巨大變遷的產物，又是時代的精準詮釋者，更是一個不願順從的抵抗者。在上世紀末中國媒體典範變遷之際，在中國充滿某種面向開放的樂觀主義氣氛中，他以過人的才華成為財經媒體的年輕主筆，並因此結識許多企業家關係。

在他後來的作家生涯中，他對時代提出深刻的批判（例如書名叫《極權的誘惑》），推崇獨立態度與批判色彩的知識分子精神，但他又更多是媒體的寵兒，而非一名異議者。在三四年前描述港台抗爭者的文章中，他更進一步強調抗爭的精神。然而，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他沒有成為一名真正的抗爭者，只能透過最古典的知識行動，如書店和刊物（「單讀」和「東方歷史評論」等）建構起知識的公共場域，進行思想的鬥爭。

這幾年，當整個中國更往商業世界傾斜，且當「創業」成為新世界的魔咒，許知遠也成了創業家，談起融資，並掌握了新媒體，不論是他們團隊創辦的「微在」（用九零後的語言打造的媒體），或者和騰訊合作的《十三邀》，甚至能將閱讀文化和「許知遠」這個品牌轉變成商業模式——但這對於知識分子獨立精神，恐怕是最諷刺的。

在去年一篇文章中，他討論過東歐的一本書《天鵝絨監獄》，並寫道：「在《天鵝絨監獄》中，我辨認出那麽多此刻中國社會的景象：藝術家們、知識分子集結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獲取社會認同與現實利益。傳統的審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直面抗爭，他們知道什麽樣的作品可以展覽和發表，主動放棄了反叛的嘗試。」

中國的當下當然是更華麗也更殘酷的天鵝絨監獄：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是襟聲就是「被」襟聲了，有的靜默地待在學院，有的媒體人轉向創業，還有的是被消失了。「公知」更在中國語境中成為一個腐朽的笑話，一個罵人的葬字。

愛喝紅酒的許知遠是比誰都清醒的，也能掌握這時代，因為他總是能站在時代的新浪潮上。只是不像馬東說「喜歡這時代」，許知遠並不喜歡這個他所屬的時代，而更迷戀遙遠的他方：他過去可能稱不上是個「憂傷的年輕人」，但現在絕對是一個憂傷的中年人。而且，他始終不甘心只是跟隨時代的新浪潮，或站在這個浪潮上，而試圖用一隻手緊緊地抓住大浪中不變的岩石，表示他對這個娛樂至死、庸俗至上的年代的最後抵抗。這也使得這樣的聲音，成為當前大眾媒體上最孤單的不合時宜的聲音。

馬東在節目上對許知遠說：「本質上咱倆是一樣的，就你表現成為憤怒，我表現成為悲涼」，但事實上，比起憤怒，許知遠的內心恐怕才是真正的悲涼，而他在這個賓士贊助的節目中的提問，更是這個時代最蒼涼的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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