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王海容唐聞生決裂始末
萌歷史
談史論道，以史鑒今，
用潘金蓮的細膩與西門慶的任性為你講述古今故事。
章含之、王海容和唐聞生是在文革後半階段叱吒風雲的三個女人，她們與齊宗華、羅旭合稱「外交界五朵金花」。三人都曾同時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工作，更重要的是，此三位女子同毛澤東的關係非比尋常，或許理所應當的成為現代人眼中「同一個圈子中的閨蜜」。然而事實並非世人所想。
作者：剗卻君山
一、從「章老師」，到棄用棋子
關於毛澤東對自已的影響，章含之在多種場合中說過：
「我命運的每個轉折點都受毛主席影響。一直到我最後的一落千丈，也是他下的指示。」（《章含之：我該做我自己了》2003年8月11日《新聞周刊》總第143期）
「儘管我與毛主席見面時間不多，他卻在我生活的每個關鍵時刻幾乎主宰了我的命運。……對於我來說，他總有種不可抗拒的近似神靈的力量……」（《憶主席》）
「最終，據說是我那樣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把喬冠華和我打進了十八層地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P73）
從當時的寵愛一身，突然被棄用，章期期艾艾得像個怨婦。使得我等旁觀者，實在覺得其可憐得莫名、楚楚得酸心。
縱觀章含之所說的每個命運轉折點，似乎應該包括：
被偉大領袖一眼看中，教了幾次英語，「是一種消遺」，得以成為可以與領袖同用一個茶杯的「通天人物」，從此頂著「主席老師」的華貴帽子；
文革期間，三次寫信給偉大領袖，得以從一個受衝擊的教師，翻身成為「革命群眾代表」，成為北京外語學院「具有特殊身份」的「很有名」的人物，繼而受命成為學院教改的「欽差大臣」；（引號內均引自章文）
71年，被毛親自點將，得以調入外交部。
72年，「奉主席命」，與丈夫離婚。「主席為我開闢一個未來新的感情世界。（P101）」
同年，毛再次親自點將，得以進入出席聯大代表團當副代表。
73年，毛再再次點將，要把章派去加拿大作女大使。
無怪乎章含之說：「我所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個公眾人物」。
薛寶釵的一句「好風憑籍力，送我上青雲」，用在此處非常合適。
飛上青雲的章女士，自以為是遇上伯樂的千里馬，對自己的能力和事業充滿了自信：「自進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因為我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里的，這自然在我頭上有了一個耀眼的光環。後來出席第一次聯大會議又是主席親自定的；我來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華結合，等待我的機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也自信有此能力。」（《跨》P114）
「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只要不受他（指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跨》P127）
「而那夢只是短短的五年。我自信如果不是那殘酷的我們無法應付的黨內鬥爭，以我的能力、才幹，我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外交官。無奈，我生不逢時，那環境是容不下我生存的。（P295）」
那麼，這個春風得意的薛寶釵，怎麼就成了生不逢時的林黛玉了呢？那個「很硬」的關係，那個「與眾不同」的身份，怎麼就不靈了呢？
從「點將」，到「棄將」；從伯樂識馬，到伯樂殺馬；從飛上青雲，到「下到十八層地獄」，期間，只有短短的五年！
其中原由奧秘，我等局外人，雲里霧裡，怎能說得清楚，也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讀。這裡，只能順著章含之本人的敘述，閑話一二。
按照章女士在《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中所寫，導致她毀滅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二個小姐，一段愛情。
二個小姐，是「朋友」加「敵人」類型的對手。
一段愛情，是《茶花女》加《簡愛》版本的「千古佳話」。
但是，朋友，又何以成為敵人？恨從何處來？
自比是《茶花女》中那個要犧牲自己的純情瑪克利娜，最後怎麼就成了征服高傲羅切斯特的簡愛？愛向何處去？
一段「感天動地」（或曰「驚天動地」）的愛情，又怎麼會得罪慈祥如父的偉大領袖，成為最終跌入「地獄深淵」的原因之一？
且不要笑，這是在把歷史當小說。既然是閑閑書話，暫且按著章的文思，寫將下去。
毛澤東與章含之
二、恨從何處來？——「我在她倆的手掌中毀滅！」
1971年3月31日，章含之去外交部報到。
一踏進外交部，章女士就認為自己吃虧了，偉大領袖對自己的呵護，別人領會得不夠，貫徹得不徹底，造成這一切的，竟是因為已經有人布下了陷阱！
做出以上判斷的根據是：「儘管我在外語學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P108）」，章含之發現自己被分到亞洲司，而不是像自己希望的那樣，到新聞司去當發言人。章寫到：「（毛說過）我可以當新聞發言人，我以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我會去新聞司，卻不知為何把我派到了亞洲司四處的巴基斯坦組。我對南亞大陸一無所知。（P227）」但她忘了寫，她對新聞發言人也是一無所知。
章含之的憤憤不平，溢於言表。「一個北京外語學院的高材生、骨幹教師、業務尖子，……如今，毛主席調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務卻是每日剪貼新聞稿！……我很不適應那種八時上班、五時下班的生活。」真是委屈透了大小姐。
讀到這裡，誰還會想到，章含之不久前還下放在廠里，是個要三班倒的紡織女工。毛澤東召她的那天，正在車間，「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點就接班了。」這還是借了照顧章士釗的光，得以留在城裡，外語學院的大多數教師，此時正遠在農村幹校，黃土滿面地改造思想，有多少人夢想著回城，更何談有個正常的工作環境。
不用再三班倒的章含之，坐在風光無限的外交部大樓里，倒在為「八時上班、五時下班」而「很不適應」，用著「沮喪」、「百無聊賴」、「無所事事地在亞洲司混日子（P232）」等字眼，表示著懷才不遇的低落心情。
喜歡文學的章女土，一定讀過普希金的長詩《漁夫與金魚》，一定知道那個漁夫老婆，破草房變成了新木屋，還是不滿意，還想著要住金宮殿。
亞洲司，就是小木屋，交往對象儘是些不起眼的亞洲國家，既不如新聞發言人風光，也無法與美、歐大國打交道。（章含之一直是以借調方式，從較次要的陪同美方人員觀光等接待工作開始，參於中美最初的交往。）
就此，章含之發現「敵情」：
「後來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當權勢、我當時視為朋友的毛澤東的那位遠房親戚所決定。從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擺布之中，直至最後在她和她的親密夥伴的手掌中毀滅！（P227）」
這二個令章女士咬牙切齒的「朋友」，就是王海容和唐聞生。
然而，恨從何來？是女人爭鬥？還是天妒奇才？兩個小妹為何要與大姐斗？這是個問題。
讀者在章含之的書里找不到答案。看到的，只是章含之對「那二個通天人物」，比自己更「通天」、更特殊、更受重用，而產生的強烈不滿。
三、「特殊人物」反「特殊」
章含之註定不是那種甘於寂寞的靜心女子。她心高氣傲地指出，以下這種生活是最不能忍受的：「假如……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為人注意地呆在亞洲司，從冷板凳科員按慣例慢慢地升到副處長、處長、再出國當幾任一秘、參贊，表現好還可當一任大使，然後回國退休養老。……這是最糟糕的『假如』」。（P234）
怪不得北外當年的同窗們，要視章含之為「名利場中人，耐不住寂寞。」而章含之埋怨別人不理解自己：「我一生總被人誤解。誤解之一是不少人以為我生性好勝，並愛出人頭地。」（P45）
其實，作為「特殊人物」，章含之在亞洲司，要比別人幸運得多。三年之內，連跳五級，從科員升到了副司長。她有個朋友老唐（女，「大概是我唯一的屬於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在章之前已在外交部工作了二十年，章當科員時，老唐是副處長，三年之內，章就成了老唐的上司。想必這個老大姐，實在是沒有背景，對章含之這個「特殊人物」也能容忍，所以才成了唯一的朋友。但是，如果二人的處境反過來又將如何呢？還會是朋友嗎？
外交部是個藏龍卧虎的地方，論「特殊人物」，強中自有強中手。
老唐的處境，若讓章含之碰上，那就是「敵情」，就是「恨根」。
當初，沒讓章含之去新聞司當發言人，章便發現，有人要加害於她。
後來，又有一次調動機會。1973年，章家世交、美洲大洋州司司長章文晉，表示要調章含之去心嚮往之的美大司，未成。（按：幸虧沒去，美大司副司長後來是唐聞生，章大姐能屈居小八歲的唐小姐之下嗎？）
此時，對別人的「特殊身份」，同樣身份「特殊」的章含之，卻是忍無可忍了：
「從我調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權，尤其是涉及中美關係這樣的部門，越來越由部內兩位毛主席身邊的人掌握。對於我，她們也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我隱約地感到外交部由於有這樣的特殊人物，情況比較複雜，恐怕不是久留之地。（P259）」
那位老唐，能眼睜睜地看著章女士，背靠大樹，連跳幾級，跳到自己頭上，外交部的人事權，對老唐同志，何來「公平」二字！但老唐還能心平氣和地與章女士共事。而得益者本人，反倒要質疑外交部人事權的公正性了。
按理說，外交工作，是一種與人打交道的藝術，是一種化敵為友的藝術。
那個老唐同志，畢竟在外交戰線工作了二十年，倒是個善於化敵為友的好乾部。
而章女士，怎麼處處「化友為敵」？
前面章不是說過：我來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只要不與喬結婚，我就如何如何騰達嗎？
明明是來往最多的朋友，怎麼就在你剛進入外交部，尚無任何政治交鋒、利害衝突時，就處處與你為難，最終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
其中，是不是還有章女士本身的原因呢？
唐聞生與毛澤東
四、「朋友」和「敵人」——王海容、唐聞生
按理說，王海容、唐聞生與章含之，真應該是好朋友。三人都曾同時在北外學習工作。唐聞生的母親，後來在紐約，還接待照顧過章含之的女兒等一行外交部子弟留美學生。
以前講過，1963年毛70歲壽宴上，請了四位湖南老鄉，允許各帶一名子女。章士釗帶的是章含之，王季范帶的是王海容。二家都是主席親近的湖南故舊，章含之在北京外語學院當老師時，王海容是北外英語系進修生。
筆者中學時代，在文革傳單上看到《毛主席1964年6月24日與王海容談話》，因為談到學生可以逃課、瞌睡而印象極深。其中談到，北外英語系黑板上發現反動標語「蔣萬歲」，毛問王：「還寫了什麼？」，王海容說：「別的不曉得，我就知道這一條，還是章含之（章士釗的女兒）告訴我的。」可見，她倆那時就有來往。
王海容生於1938年9月25日，湖南長沙人。比章含之小三歲。
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俄語系，後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
1965年11月，調入外交部。
從時間上說，在章進入外交部之前，王海容沒有與章含之結仇的環境。
倒是章含之的性格，處處顯出與他人格格不入、顧影自憐。就說那次熱鬧的壽宴，她沒有年青人的興奮和好奇，只是感到被冷落被孤立：
「我坐在那裡很不自在。在場的老一輩人自然都是老友，他們在與毛主席熱烈交談。其他的年輕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學校，幾乎從來不同父親朋友們的家庭來往，因而同他們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帶著幾分拘謹。他們之間談笑風生無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遠遠的，聽著老一輩和小一輩的高談闊論。這時，我的那份興奮與激動早已煙消雲散，那種被冷落孤立的感覺使我只想早點結束早點回家。」（《憶主席》）
章含之的書中，類似「我一生從來沒有人心疼過我」、「我自幼孤獨，沒有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我三十年來從沒被別人悉心照料過」、「我從小生活里缺少溫情」，這種永遠是「別人欠我多」的傷感，書中比比皆是，不要說周邊親人，連同養父母的呵護（不是說是生活在「名門」的獨女嗎？），也被她一筆勾銷。
王海容比章早五年進入外交部。
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參與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的接待工作。
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禮賓事務。
1973年，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長。
再說唐聞生，還在1970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國慶登上天安門城樓，當年12月18日清晨，毛在中南海與斯諾進行長達5個小時的暢談。當時，王海容任記錄，唐聞生仍翻譯，從此，初步形成「王、唐格局」的雛形。
唐聞生，比章含之小八歲，也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生，1962年入學。1965年4月，進入外交部，比章含之早五年，比王海容還早半年。
「自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一直到周恩來、毛澤東辭世以前，王海容和唐聞生，幾乎參加了周、毛與來訪各國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會見，當年相關新聞照片上，唐、王的身影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身邊出現，可以說她倆見證了70年代中國外交史上風起雲湧的重要時刻。」
TAG:萌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