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倡導「讀寫」

識字不只是為了閱讀

更是為了有所思考和判斷的閱讀

本文首發於總第821期《中國新聞周刊》

9月8日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倡導的「國際識字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今年的主題是「數碼世界的識字」。「識字」（又叫「掃盲」）在這裡是一個並不恰當的中文翻譯，因為literacy從來就不只是指「識字」，而是指閱讀與寫作，也就是「讀寫」。

聯合國的「識字」標準當然不會低到只是認字而已。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讀寫指的是，能夠閱讀和書寫表達日常生活中的簡單文句，即讀和寫的能力。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指文化程度，包括認識、理解、解釋、創造、通訊、計算、表達、閱讀各種印刷、電腦顯示、光碟影像等資料的能力。識字的意義也可以包括理解和運用與族群有關的符號系統。因此，literacy現在經常翻譯成「素養質」，是一種對媒介文字、圖像和其他符號的「理解」能力。

在認字和理解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距離。理解的重要性在於它必不可少的獨立思考和辨析，也就是判斷。判斷是讀寫必須具備的智識能力。早在17世紀，英國詩人彌爾頓就已經強調了閱讀與判斷能力的關係，提出了「勝任的讀者」（Fit Reader）的概念。在他的偉大詩作《失樂園》里，他期許自己的詩能找到勝任的讀者。他認為，讀詩是一個人成為勝任的讀者之途徑。這類似於我們今天把閱讀經典和深讀當作一種提高學生思考能力的基本訓練。

識字不只是為了閱讀，而且更是為了有所思考和判斷的閱讀。彌爾頓作品中最能體現這一閱讀觀念的是他的名著《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1644）。他反對審查作品出版和鉗制言論自由，根本理由是，人類的思考和判斷能力並不專屬於某些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人士，而是普通讀者都能擁有的。讀者不需要高高在上者向他們提供對兒童般的保護，也不需要政府用這種辦法來讓他們免受「不良」書籍的毒害。

彌爾頓認為，讀者並不像設想的那麼低能、淺薄、輕信易騙、情緒不穩。對讀者會造成傷害的不是書籍里的內容或論述，而是不讓他們去接觸所謂的「危險思想」。讀者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險是在真的碰到不良內容或謬誤論述時，自己卻沒有能力去辨別和抵抗。

在彌爾頓那裡，好的閱讀可以養成珍惜和運用良心自由的習慣，沒有這樣的習慣，基於自由選擇的理解和獨立判斷也就無從談起。毋庸諱言，他的閱讀觀念是一種理想，即使放在今天的世界裡，也很難成為現實。

自從18世紀閱讀在現代社會裡開始普及以來，它一直就有一個質量高低的問題。今天我們或許可以用不同層次的入學率來論證這個問題。然而，我們知道，即使進過學校，甚至進過大學，也未必就等於具備了有質量讀寫的能力。

18世紀，當讀寫剛剛開始在歐洲普及的時候，是根據當時人們在正式文件上的簽字情況（如遺囑、婚嫁文件、宗教法庭的證詞等，不能自己簽字的，就畫一個十字或做一個記號），來估計有關的「識字率」。在新英格蘭，識字率是從簽字的遺囑得來的。在英國和法國，婚禮證人必須在教區登記，這是需要當事人簽字的。

研究者們還用一些別的辦法來估計識字率，例如，在18世紀的瑞典，路德教會派人挨家挨戶盤查信徒的《聖經》知識。20世紀，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政府都積極利用讀寫來進行思想統治。因此，他們反倒比民主政府更加重視全民教育，更加鼓勵民眾看書讀報。蘇聯政府也曾積極推行全民閱讀和掃除文盲的運動。掃盲官員最常引用的就是列寧的教導，「在一個文盲的國家內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和「文盲只會遊離於政治之外」。教育農民就是要讓他們加入到列寧所說的「政治」中來，掃盲因此成為一項政治任務。蘇聯的掃盲非常成功，到1939年，蘇聯男子的識字率達到了95％，女子達到了79％。民眾認了字，也就都能閱讀《真理報》了。

作者：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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