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病人和作家

阿乙最精準的標籤

或許只是作家和病人

阿乙。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董潔旭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21期《中國新聞周刊》

長達一年的時間裡，作家阿乙沒有寫任何作品。這一年中，他經歷了父親的病故，自己也再次住院，一度「生死不明」。在漫長的恢復期過後，他的病情有所好轉，因使用激素而突然增加的體重終於回落。一切似乎又有了復甦的跡象。

如今，他常常騎著共享單車，去居所附近的一家書店消磨時光。店裡的服務生認得他，知道他曾經做過警察，後來離開鄉下，輾轉成了一位作家，被很多人認為是最優秀的「70後」小說家，出版過好幾本小說集。現在，他的第一本小說精選集《五百萬漢字》也剛剛出版，擺在了店裡的新書架上。

在一位店員的印象中，阿乙只有三十多歲的樣子，但實際上他已經41歲，因為長期生病，現實中的他憔悴了很多，卻也更加溫和。早在2014年，阿乙便因病住院，但當時仍然堅持寫作。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藥物讓他常常覺得睡意昏沉。不寫作的日子裡，阿乙堅持每天看書，試圖保持對文字的感覺。

「現在還沒恢復過來，人還是這樣，記性很差。如果沒有記事本的話，我就不會記得有今天的事。」阿乙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他穿著款式簡單的襯衫，隨手帶著一本《卡瓦菲斯詩集》，曾經的捲髮變成了短髮，眼睛依舊有些紅腫，說話的時候習慣性地轉過身去，像是剛剛經歷過一次痛哭，不願跟人有過多的眼神接觸。但交流多了，他也會顯露出體貼的一面。

經歷了長久的病痛與治療之後，阿乙的性情有了很大的變化。「一場大病之後人變胖了，反倒變得溫和可愛了。」作家文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是《五百萬漢字》的責任編輯，也是阿乙的朋友。「他不是沒有冷峭犀利的一面，但基本全部放在他的文字里。」她說。

作家休息了

對於阿乙來說，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是吃藥和打針。針對不同的病症，葯也分為很多種，這對於阿乙來說是一件過於複雜的事情。事實上，病痛的陰影幾乎從寫作的初期便開始伴隨著阿乙。

2008年，因為羅永浩等人的幫助，他的小說集處女作《灰故事》終於出版。而在寫於2009年的一篇名為《代溝》的隨筆中，他便寫道，「我的身體不太好了，越來越覺得。」他曾將自己健康狀況的惡化歸因於寫作理想和寫作才能的差異，反覆修改成為寫作的常態。

「有時候寫作的追求，無非就是精準，這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契約。」他說。他將對創作的態度形容為一種「恐懼」和「不安」，長久的焦慮狀態讓他的身體幾乎不堪重負。

2012年底，阿乙剛剛結婚不久，霧霾天氣讓他第一次出現咳嗽等癥狀。那時候，他已經開始了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的寫作。2013年春天，病情加重，他開始眩暈、嘔吐甚至咳血，不得不住院治療。此後，因為癥狀罕見，肺部疾病無法確診，阿乙從友誼醫院轉到協和醫院。他開始吃激素，並持續發胖。剛住院的時候，阿乙依然帶著電腦，準備繼續他的小說創作。

2014年11月，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終於結束。「寫這個故事要了我半條命。被它耗盡了。要去尋找生命的樂趣。」他在微博上寫道。但此後，他仍對這部作品進行多次修改，直到今年，阿乙在身體狀況好轉之後又迅速修改了一遍，將原本18萬字的小說改到15萬字，才算最終完成。

每一次修改，阿乙都會拿給他的朋友徐兆正看，後者是一位年輕的書評人，被阿乙稱作自己的「特殊讀者」。「改了無數次，根據我手中的版本，大改就有五次。」徐兆正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2016年夏天，他的肺部病情仍然嚴峻，甚至可能呼吸衰竭，而腎又出了問題。2017年2月，阿乙再次入院治療，4月出院。「右腎得了透明細胞瘤，切了啤酒瓶蓋兒那麼一大塊。」阿乙說，「當時想著如果出現了很糟糕的情況，就坦然面對。」

此前，在發表於《今天》的一篇隨筆中，阿乙也提到，年輕的作家朋友鄭小驢曾打電話過來，夢見自己參加一個朋友的葬禮，葬禮上擺放的正是阿乙的照片。這是吉兆，鄭小驢解釋道。夢死得生，文珍也寬慰他。

阿乙已經跟死亡打過很多交道。2016年國慶節，阿乙回到了位於江西瑞昌的故鄉。父親艾宏松病情加重，阿乙待了九天才在一個早晨離開。但就在離開的當天，父親病危，阿乙當晚連忙趕回瑞昌。第二天早上，父親去世。

人過中年之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面對親人的死亡。2010年春天，阿乙的奶奶去世。那時候，他的第二本小說集《鳥，看見我了》剛剛出版，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他回到了故鄉，看著這位失憶多年的老人葬於故土。

「死亡像流氓，搬著凳子，大搖大擺走進房間，吃水果，極其細緻地吃水果，像一隻狍子那樣吃水果。」他在隨筆中描述著對於死亡的印象。「死亡就像收電費的，出現在家門口，通知我們一家人，是時候了。」他繼續寫道。

更早之前，在1998年，阿乙的爺爺艾政加去世，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那時候，阿乙還不叫阿乙，只是一個名叫艾國柱的普通片警，在鄉鎮派出所上班。「在時間的河流里，永遠有一團光明照著三個人，是爺爺、爸爸和我。等我生齣兒子後，爺爺撲通一聲掉進黑洞不復返，等我的兒子生齣兒子，爸爸撲通一聲掉進黑洞不復返。」他在一篇隨筆中寫道，「因為我操辦前人的葬禮，後人也會收拾我的遺骨。這是不可斷裂的傳統，就像生育。」

如今，艾氏家族有96個男性後代，但只有兩個族人依然生活在那個世代居住的小村莊。絕大部分人都像阿乙的父親那樣，從村莊遷徙到縣城，從縣城再奔赴到城市。「只有當一個人要死的時候，他才會回到鄉下，那個他所出生的地方。」阿乙在一篇發表於某外國文藝雜誌的隨筆中這樣寫道。

當艾國柱在26歲的時候決定從鄉鎮派出所辭職，到鄭州和廣州擔任體育編輯，他發現自己從此也踏上了沒有盡頭的旅程，這旅程還將延至北京，直到現在。

阿乙的骰子

現在，阿乙常常騎著共享單車，在小區的附近轉悠，騎車成為他鍛煉身體的一種選擇。

據朋友文珍透露，他有一個習慣，常常將已經讀完並且不準備收藏的書放在車筐里，或是小區的長椅上。用文珍的話說，這叫放生。阿乙常常將這些書放生給小區的保安，或是別的路人。這也是他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

在小說中，阿乙習慣了一種冷漠的聲調，將對寫作的熱情都冷卻在文字的表面之下。而現實中的他也常常看起來有些拘謹和冷淡，似乎只有寫作本身能讓他宣洩掉內心中的狂喜與不安，這讓他對文字懷有極度的忠誠。

早在1997年，從警校畢業之後，那個名叫艾國柱的年輕人被分配到洪一鄉派出所做片警的時候，曾陷入對一個女孩的暗戀之中，長達八年之久。他不斷地給對方寫情書，最後卻都沒有寄出去，只是留給了自己。

「我除開吃飯、辦戶口、洗澡、上廁所和出外巡邏，就待在這裡，在飛蛾撲火的燈泡下，寫充滿感嘆號的日記。我總是在想這個女孩。我和一個影子談了八年戀愛。」阿乙後來在隨筆中這樣回憶道。

那是世界的盡頭，阿乙在日記中常常這樣回憶起自己工作過的那個小鎮。從地圖上看，洪一鄉處在江西省的西北交界處，省道高速公路到這裡結束。他的印象是，鎮子上看不到一粒柏油。

艾國柱曾在那個鄉鎮派出所無所事事地度過了很多個無聊的下午，當然，他也目睹過兇殺案和群體性事件，這些經歷成了他後來寫作的重要資源。而後，他被調至縣城，又被借調到組織部，撰寫領導講話、破案通訊。

晚上，骰子在科員、副主任、主任和調研員之間轉來轉去，麻將桌上的鏖戰讓科員艾國柱在那個骰子停住的時刻忽然看到了「極度無聊的永生」。這一次經歷後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多次出現，成為他暗淡的警察和科員生涯中一個黑洞。

2002年，26歲的艾國柱辭職，離開江西，到鄭州擔任《鄭州晚報》的體育編輯。生活的骰子仍不肯停下，他又輾轉從上海、廣州來到北京，成為一名「虔誠的文藝青年」，閱讀幾乎成為了他最重要的事。「看書都來不及，活人少交流，死人就多交流。」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那時候，他習慣了做夢，回憶過去，並將真實的情感記錄在日記里。讀書則將他從回憶中拉出來，引到更廣闊的虛構世界裡去。加繆、卡夫卡、福克納和博爾赫斯先後進入他的閱讀視野。「《局外人》改變了我的眼睛。」他曾這樣說道。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加繆在《局外人》的開篇這樣寫道。而在後來的小說中，阿乙的筆觸同樣是一副冷漠的旁觀者形象，用編輯文珍的話說，便是「陰鬱」「暴戾」和「冷峭」。而這些光怪陸離的情感表達，都源於他所理解的「真實」與「精準」。作為一名小說家，阿乙如同一位精明的暴君，將骰子投擲在自己曾經囚禁其中的小鎮世界，讓讀者在夾雜著暴力的冷峻現實中，窺見到人物的存在意義。

現實與虛構

病情好轉之後，阿乙仍然因為藥物的原因而常常感覺睏倦。他覺得這樣長久的睡眠很「痛快」，有時也會因此覺得浪費了很多時間。記憶力仍在下降，他每天都保持著閱讀的習慣，並將讀到的句子和片段放在社交網站上。噩夢也仍在困擾著他。

「我的狀態比較遊離，經常做一些強烈的不安的夢。每次我覺得好像都不太喜歡夢，倒是挺喜歡現實的。除了生病以外，現實沒什麼不好的，所以現在都是從夢裡面往現實里逃離。」他這樣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機將卡瓦菲斯的一首詩拍下來。他越來越喜歡現實，也會在社交網站上放一些妻子做的食物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阿乙開始重新寫東西了。他苦惱於語感的失去，常常試著寫一些筆記類的隨筆，夾雜著對個人生活的記錄。「不同於讀書筆記，或許會是一條新的博爾赫斯式的道路，也適合他現在的精力狀況。」說起阿乙的這種寫作，徐兆正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道。

在這些新的嘗試中，看不到以往隨筆中灼熱的坦誠和小說中精準而冷漠的筆觸，遊離的思緒常常散落在有意和無意之間。

「現在寫的話，比較慎重，技術的考量比較多一點，以前比較衝動。」他這樣說道，隨後，拿起一本《五百萬漢字》，順手翻了翻自己這些年來寫就的作品，像是確認了沒有什麼錯別字，才將書放下。這本書是他在年滿四十歲的時候委託徐兆正編選的，後者從阿乙已經出版的四本小說集挑出了12篇作品。

當第一部小說集《灰故事》出版的時候，阿乙已經32歲。三十多個形態各異的故事，在他所熟悉的小鎮上展開。以刑偵案件為主體的犯罪小說框架，為他的故事增添了很多暴力與懸疑的黑暗色彩。

很多次，他詳細地描繪著死亡，比如事故、自殺、刑罰、屍體和葬禮，在極度的寫實與荒誕之間來回調換。另一些時候，他也會寫到在鄉鎮派出所經歷過的無聊與卑瑣，以及零散的傳說與見聞。「天空浩大，一隻鳥兒忽然飛高，我感到眩暈，便低下頭。影子又一次疊在殘缺的屍體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兒。」在小說《極端年月》的開篇，阿乙這樣寫道。

兩年之後，第二部小說集《鳥，看見我了》出版。在這部小說集中，阿乙沿著虛構的道路進行了更多的探索，刑偵和懸疑的框架依舊可見。儘管敘述者在看似取材於真實事件的背景中冷靜描述著無常的故事，沉浸於現實生活的小說人物卻在更加戲劇性的處境中折射出更多的真實空間。

憑藉此書，阿乙開始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儘管最初為阿乙「站台」的是羅永浩這樣的文壇「局外人」，阿乙卻憑藉著自己的努力，讓更多的寫作同行感到驚訝和欣喜。

「就我的閱讀範圍所及，阿乙是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他對寫作有著對生命同樣的忠誠與熱情，就這一點而言，大多數成名作家應該感到臉紅。」詩人北島曾這樣毫不吝惜讚美地評價。

「他寫警察，寫底層，寫小人物之間的關係，我看他一定有非常紮實的生活經驗，否則怎麼可能這麼有力量？」著名小說家格非這樣說道。

此後，阿乙開始頻繁獲獎，又陸續出版了兩部小說集、一部長篇小說和兩部隨筆。在小說中，他不斷地營造著更加繁複的虛構世界，也在不斷地從那個小鎮的經驗與記憶中脫離出來。而在隨筆中，他坦誠地描述著夢境和記憶的紛擾，以及寫作和閱讀的種種片段，虛構與現實曾經錯綜複雜，讓他感到持久的焦慮和不安。

而在停筆一年之後，身體的恢復讓阿乙感到欣喜，曾經的氣息在體內重新活躍起來。而語言和寫作的恢復要比身體的康健花費的時間更久，更緩慢。他只能從最簡單的寫作方式開始，尋找著加速的機會。

不同的是，在年過四十之後，年齡的增長與病痛的折磨給他帶來了新的變化，曾經折磨他數年的長篇寫作計劃也終於結束，他像是經過了一次沒有盡頭的長跑。現在，現實與虛構的關係不再如此前那樣不可協調，他發現鬆弛的步調同樣可以讓自己抵達終點。

他覺得，雖然有些改變，但自己的寫作仍然在追求某種程度上的繁複，「現在還有點複雜，以後可能還會往簡單的方向回來。」阿乙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他起身離去，準備去騎會兒車，鍛煉一下。「玩性起來了。」他笑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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