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 報道:消失的煤老闆
編輯:曾鳴 採訪、撰文:何瑫 攝影:賈睿 視覺: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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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闆,一個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群體。自20世紀末期起,煤價隨經濟勃興飛速上漲,煤炭儲量豐富的山西大地上,數不清的財富神話陸續誕生。
但煤炭能製造一夜暴富,也能讓人心撕裂變形。對於煤老闆們而言,那時的山西充滿了改寫貧苦命運的機遇,卻也讓他們感到風險叢生、身不由己。利益空間隨著煤價上漲急速膨脹,但並未隨之產生明確秩序。缺乏規則的環境中,人們習慣於用金錢與暴力解決問題。巨額利益背後,亦隱藏著不為常人所知的危機。同行踩踏,官員刁難,黑幫勒索……置身於兇險廝殺的叢林中,煤老闆們贏得財富的同時,卻無力掌控自身命運的走向。
煤老闆因時代的潮水生髮,也因時代的潮水消亡。2008年後,山西興起轟轟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組,煤老闆們手握巨額資金從歷史舞台上四散離去,各自走進人生的下半場。煤令他們在時代機緣中獲取可觀財富,也令他們在潮水退去後經受命運落差。這黑色的礦石像是上天派來考驗人心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財富,重新找尋人生的方向與價值,成為後半生無從迴避的課題。心性的差異,對時代洪流的不同理解與應對,將曾經相似的人生導往了不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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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的一個下午,47歲的朱新寧坐在北京西四環外一家高爾夫球場 VIP 包房裡,猛吸了幾口煙,不住嘆氣。他望向窗外不時飛起的高爾夫球:「你看到了嗎?我就跟那些被擊出去的球一樣,被一步步趕出了山西。」
八年前,他的人生軌跡曾險些終結在山西太原國貿大酒店44層。那天中午他和人談完生意,感覺有些倦了,特意訂了一間客房休息。他拉上窗帘,關掉手機,想暫時與外界隔離,哪怕只是幾個小時。但他怎麼也睡不著,煩心事一遍遍在腦海里上演。光線太黑,空調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陣,他生出極端的念頭,起身打開窗戶,想要一躍而下。
無論是在太原,還是兩百多公里外的家鄉縣城,他在人們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時代的寵兒。在這個以煤炭為命脈的省份里,他擁有儲量上億噸的煤礦,那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也是源源不斷的財富。
但煤炭能製造一夜暴富,也能讓人心撕裂變形。過往十餘年,他時常感受命運被煤炭綁架。二十多歲時,父親帶他承包下離村頭五公里外的一對煤礦井口,只是為了謀生,讓村裡人看得起。但後來,同行舉報,官員刁難,黑幫勒索,日子久了,終於積蓄到他無法忍受。僱傭多年的包工頭突然翻臉,聲稱掌握了他多年來偷稅違法的證據,敲詐他五千萬元現金,否則就把他送進監獄。這筆錢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這口氣。
幾個月前,山西煤價經歷了一輪史無前例的暴漲。前一年底他曾許願煤價能超過600元,好多還一點高利貸。而第二年春節過後,兩三個月之間,煤價便飆升到了1600元。這幾個月里賺到的錢,超過過去十幾年的總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與恐懼——突然獲取與付出不相匹配的東西,表象是幸運,背後很可能是陷阱,甚至災禍。
朱新寧
他設想起跳樓身亡後的場景,不忍家人經受人們議論指點,終究還是放棄了。他關上窗戶,一步步退了回去。
平復了一會兒心情,他語氣鎮定地打電話叫司機來接他,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他管理著近兩千名員工,有時看看下屬走路的姿勢,就能察覺到對方最近可能過得不太順心。但對他自己而言,商場就是戰場,想在兇險中生存,控制乃至偽裝情緒是必備的能力。
事後他反覆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覺得人來到世上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覺得當時二者都沒做到,不甘心就這麼死。
談論八年前的這段往事時,他語氣平靜,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經全然沒了關係。自殺未遂幾個月後,一家國企以近十億元的價格收走他的煤礦,留給他45%的股份。
最近三四年來,他習慣了待在這間包房,其實只是偶爾下場打球,更多是把這裡當做與外界接觸的據點。當煤老闆時忙碌慣了,如今即便無事可做,他也很難習慣每天待在家裡。他身形瘦削,習慣穿運動裝,很難從日常言談舉止上看出過往印記。他知道煤老闆是個讓很多人皺眉頭的身份,很少主動談起自己的過去。那些經歷有些令人咋舌羨慕,煤價一個月就能翻倍,有些讓人提心弔膽,礦難、坐牢、遭遇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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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的一個晚上,一位叫黃治華的煤炭貿易商約朱新寧一起吃飯。黃治華幾年前曾在北京創辦過一家叫做阿丫團的互聯網團購網站,在「百團大戰」中敗下陣來,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儘管已經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貿易,但他還是習慣性地每個月在北京住上幾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會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臨汾的生活太單調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種各樣的活法。」
兩人聊起離開煤炭行業後的經歷。朱新寧從山西來到北京的過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帶著幾隻拉杆箱,住進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隨後在北京租房、買房、裝修,過了整整兩年,才算正式安頓下來。
2009年動過自殺念頭後,命運的震蕩仍在繼續。朱新寧在煤價暴漲時的恐懼不安日後得到了應驗,那段日子,成為了煤老闆們的末日狂歡。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礦庫潰壩,277人死亡,消息震動全國,以遏制礦難為由頭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啟動。或是成為國企股東,或是將煤礦售出套現,無論如何選擇,民營煤礦主們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對煤礦的控制權。煤老闆這個名詞,從此成為了過去時。
對於突然無事可做的煤老闆們來說,如何支配手頭的錢和時間,成了後半生的頭號課題。心性差異對命運的影響顯露出來,曾經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開始分岔。朱新寧也不情願地成為了其中的一分子。
黃治華
突如其來的巨額財富,反倒讓他心生遺憾。他計算過煤礦的儲量,至少還可以開採40年,利潤很可能不止於十億。但他也感到些許慶幸,因為國企的介入解決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機,「算是有了靠山」。為了避免再次捲入類似的麻煩,他退出煤礦日常管理,帶著全家人搬到了北京。
倘若只以財富的數值來評估人生滿意度,朱新寧初到北京時理應感到滿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時段。他曾管轄著近兩千人,有專職的司機和助理,出門時身上不用帶任何東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筆錢,一切都要從頭來過。
來北京前三個月,父親胃癌去世加劇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產生幻覺,看到父親的幻影出現在天上。對抗失落空虛的方式是坐在家裡打電腦遊戲,沒日沒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後後來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經常叫他喝酒聚會,但他極少去,別人過得好,心裡受刺激,過得不好,情緒會傳染。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統自帶的蜘蛛紙牌,沒什麼技術含量,一次能連贏一百多把,但還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純是消磨時間。每到吃飯時間,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電腦桌上,他不說話,吃完繼續玩。
失落不適,是許多煤老闆在那一時期的共同反應。有人沉浸在釋放慾望的歡愉里轉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採訪過一位名叫李長偉的煤老闆,當時他剛從南非狩獵回來,打了四頭大象、六隻長頸鹿,五隻斑馬,花了四百多萬。那年他先後去了三次非洲。「別人都打羚羊之類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輩子太壓抑了,既然來過癮那就過足。你能懂那種感覺嗎?」
有人選擇參加培訓學習,藉此擺脫暴發戶的標籤,獲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闆馮學光講話習慣以古語開頭:「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煤改之後,他先後報讀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哲學班和北京大學的國學班,講話習慣就是在那時養成的。「人有了文化,表達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樣。這些思想進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開始著手嘗試新的事業。就在朱新寧陷於心理恐慌的同時,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幾個來自山西臨汾的煤老闆已經摩拳擦掌準備衝進新的戰場,帶頭人便是黃治華。在臨汾的煤老闆圈子裡,他顯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樣——很多人覺得煤老闆等同於出身農村欠缺文化的暴發戶,但黃治華出生在臨汾市區的公務員家庭,在南方當過兵,端過鐵路局的鐵飯碗,在上海北京做過環保生意。他喜歡讀書,欣賞安·蘭德的思想,覺得那才是真正值得過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闆,黃治華提早兩三年告別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處理生意,錯過了2008年煤價瘋漲的末日狂歡。但在同行們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運轉。他們將手頭財富聚攏起來,成立了一家投資公司,交由黃治華牽頭打理。
黃治華那年34歲,屬於煤老闆中相對年輕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開啟比煤炭更「高級」的生意。「煤老闆三個字的潛台詞就是暴發戶。暴發戶是什麼?思想知識水平不足以駕馭那麼多的資產,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說白了,都是跪著賺錢。」
關於公司如何命名,股東們有過分歧。有人提議要帶有「晉商」兩個字,黃治華覺得這兩個字框住了格局,最終起名「盟動力」。煤老闆的標籤貼在身上這麼多年,他想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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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老闆」這個稱呼頻繁出現,是在2002年之後。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門乏人問津的辛苦生意,敢於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無路可尋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潤低,還總是收不回賬款,大多陷於債務的泥潭。如今身家數億的朱新寧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節前三個月就擠出兩千塊錢交給妻子保管,以免過年時買不起年貨,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寧的記憶里,前半生貧窮乏味,充滿了苦痛。 四歲時,因受村裡大戶排擠領不到糧票,父母帶著他和兩個姐姐、一個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個村子,謀一份木匠差事養家糊口。六口人的家當,一輛手推車就全部拉完。父親背著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
時間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寧的祖父在平遙做商號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貴人家。父親六歲時,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漸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為地主,用朱新寧的話說,無盡的厄運開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間狹小的偏房,三間寬敞的宅子分給了各有十幾號人的兩戶人家。幾十口人擠在一間大院里,總有大大小小的糾紛口角,因為階級成分低,最弱勢的總是朱家。
一種念頭在朱新寧心裡強烈地升騰起來:離開這裡,去外面的世界。讀書是當時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徑,他別無選擇。中考時他考上縣一中,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
這個排名成了他學業的頂點。家庭、見識、生活習慣、興趣愛好……種種因素構成了一道無形的牆,將他與縣城的孩子劃分為兩種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擺脫農村給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費時間結交朋友,學習卻在這個過程中漸漸掉隊了。到了高二下半學期,他已經清晰地感知到,憑成績考入大學開啟新生活,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
讀高二時,他與一個同班女生談了戀愛。女友的父親幾年前離了婚,在石家莊做服裝買賣。高中畢業後,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莊幫忙打理生意。幾個月後,父親告訴他承包了一對煤礦井口,希望他回來幫忙。兩人一同回了山西,結了婚。
朱新寧
私人進入煤炭開採從80年代末開始,當時為解決能源短缺問題,中央鼓勵山西做大煤炭產業,一時間幾乎村村有礦,數量上萬家。但國營煤礦很難過活,只好承包給個體,最早的「煤老闆」由此而生。
隨後近二十年,朱新寧的人生起落與煤炭綁定在一起。日後煤價瘋漲時,總有人感嘆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時代的潮頭。但在當時,卻只是迫於謀生的無奈。他的父親拿著每月五百元的工資,卻要養活二男六女八個孩子。父親當時的心態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賠了,反正本來也沒錢。承包井口的六萬元,全靠東拼西借。
當時煤價一噸三十多元,每噸能賺三五塊錢。承包第一年,礦里出了一萬噸煤,但到年底時能收回的錢不過四五萬元,就連去小賣部買洗漱用品都要賒賬。工人們領不到工資,便派幾個人跟著他四處要賬,名義是陪同,實質是監控。連續三四年,朱新寧一年四季都在周邊縣市要賬,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當時間的腳步邁入21世紀,煤礦主們突然發覺,命運變了——2002年1月,國家取消電煤指導價,煤價進入市場化,翻著番地上漲。面目兇狠的催債人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帶著大捆現金求著買煤的人。他們滿臉堆笑,到礦上拉煤的卡車排起長龍。
巨額利益的誘惑下,越來越多的人拋掉往日營生投身其中。這其中,就包括黃治華。他辭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鐵路系統的公職,開了一家洗煤廠。「現在老說風口,什麼是風口?對那時候的山西人來說,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風口。」
黃治華感嘆,當年的錢來得實在太容易。那時逃稅成風,拉煤不開稅票,買通煤檢站就能放行。黃治華一次上山拉煤,趕上省里突擊檢查,各路貨車在煤檢站外排了幾十公里。他的十幾輛車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沒想到卻因禍得福,一夜之間,煤價就漲了兩成。
也就是在那幾年,原本土氣的臨汾城變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興帶動了商業的繁榮,也激發起黃治華消費享樂的慾望。手握突如其來的財富,二十六七歲的他沒有耐心待在洗煤廠,而是不分晝夜地泡在夜總會的燈紅酒綠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幹的壞事,那時候全乾了。」
醉生夢死的生活持續了兩三年便難以為繼。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長期疏於管理陷入癱瘓,妻子不願再忍受他頹靡的狀態,掙來的錢也已揮霍無幾。他覺得沒有臉面在臨汾繼續生活,離了婚,關了洗煤廠,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歲。水處理雖遠不如煤炭賺錢容易,但他卻覺得慶幸,感覺及時認清了人生真實的面目。「說白了,搞煤炭掙錢的方法太初級,這種錢你能賺多久,將來怎麼辦?」
那時的他希望生活離煤炭越遠越好。兩年後,最瘋狂的一波煤價上漲到來,但已跟他無關。他覺得這是不幸,但也是幸運。「當人的閱歷和心性不足以駕馭那麼多財富的時候,太多的錢很可能意味著一場災難。」
後來他曾反覆聽聞煤老闆豪賭破產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應不是驚訝,而是後怕和慶幸。「如果不是當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會家破人亡,進監獄也很有可能。」
黃治華在三四年間體味了煤炭帶來的大起大落,而當時的朱新寧,仍深陷於入不敷出的泥潭裡。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後,他東拼西湊了六百萬元承包了縣裡另一處煤礦,雖儲量可觀,但因需要從零開發,回收資金的速度遠跟不上投入。
與煤相比,更令他煩惱的是人。身負巨債的同時,周圍的人卻以為他早已成為富豪。回憶當年,47歲的他皺起眉頭,露出無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嗎?就像是荒灘上有塊肉,哪條狼路過都想咬你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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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寧總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覺得既容易,也複雜 。容易在挖出煤來就能賺錢;複雜在想順利挖煤,必須處理錯綜纏繞的利益糾葛。「人性這東西,複雜極了,實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談論起往事,朱新寧習慣性用一個說法:「那時的山西。」那是一個他心生厭惡但又必須置身其中的社會,利益空間隨著煤價上漲急速膨脹,但並未隨之產生明確的規則,秩序的空間被潛規則填滿。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後,他曾以每年三十萬元的價碼承包了另一座煤礦。他沒想到礦井負責人隨即變著法子阻撓他,在礦井周邊修路、栽樹、開渠,煤挖出來,運不出去,還常常以支援學校建設的由頭從礦上拉煤,從不給錢。
朱新寧心煩意亂,一年多後提前解除了合同。負責人受誰指使,為什麼要為難他,在他心裡至今仍是個謎。日後,這種謎團成了常事。煤炭將數不清的人聚攏起來,賦予人們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織矛盾將他們卷進一張理不清的網。置身其中,很難控制自己會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裡,人們習慣於用錢和暴力解決問題。工商、稅務、公安、環保、安檢、電力……煤老闆們一邊被動應付各種吃拿卡要,一邊主動琢磨怎樣找對人、花對錢。帶著幾十萬現金上山拉煤卻就此消失的故事並不稀奇,煤老闆們習慣了在豪車後備箱里備幾把匕首甚至火槍用以防身。為了搶奪地盤,煤礦主們常會僱傭「護礦隊」進行大規模械鬥,使用大刀、獵槍,甚至炸藥。
曾有人深夜敲開朱新寧的家門,把五十萬元現金放在桌上:聽說你小子不錯,我們相信你,覺得你需要錢,我們錢不多就50萬,給你了。「你說這錢你敢收嗎?你要收了,從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機,一輩子纏住你。」
面對暴戾廝殺的環境,他時常感到力不從心,「心裡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攝氏度的鍊鋼爐在心裡燒」。情況複雜時,他曾經一分鐘不停地連打了16個電話才把問題擺平,打完後呆坐著,幾小時講不出話來。
但他也無法抽身,感覺人生被煤炭綁架。新承包的礦儲量6000萬噸,看起來回報誘人,但國家政策日益嚴格,產能標準不停提升,他只得四處借貸加大投入,盈利遙遙無期。
財富帶給他的感受開始變質——起初只是想多賺點錢過安穩日子,後來反被恐懼感籠罩。複雜關係中暗藏兇險,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災禍。跟政府部門打交道,紙面上的規矩往往是虛的,事能否辦成,全靠私下疏通。禮怎麼送是門學問,送多了,以後可能獅子大開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節,他給稅務局的人送了兩千元的購物卡,對方拿餘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寧心裡既厭惡,又害怕。後來他一打聽,別人都送一萬。
伴隨著煤價上漲,花在打點關係上的數目越來越高。逢年過節,煤老闆們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員走動,豪車開過去,對方連連稱讚「借去體驗」,誰也不會不識趣地再要回來。
有一年,他去拜訪縣裡新來的主管煤炭的領導,對方稱讚他年輕有為,管理這麼大的礦。他苦笑著感嘆,情況太複雜了,不是人乾的活。對方說,那不然賣了吧。他沒放在心上,但對方後來又反覆提起,並總以各種理由要求煤礦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煩。後來他通過人脈找到市裡領導,才算解決了危機。「氣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齒。當時真是很想殺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應對著各方關係,養成一個不得已的習慣,每接觸一個人,總會習慣性地懷疑對方是不是想算計點什麼。因為擔心人多眼雜招惹是非,他約人吃飯談事很少在縣城,而是去省會太原。「內憂外患,有些人就跟永遠喂不飽的狼一樣。」
但總有躲不過的災禍。有一年,他拉了一批採礦用的炸藥,車上礦山不久便來了警察說接到舉報,把他和兩個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學同學,看他關在鐵門裡,遞給他一箱速食麵。他跟同學開玩笑說,你小子幹什麼,不想讓我走了?同學嘆了一口氣:我能給你做的就是這些,其他你自己想辦法。
朱新寧想方設法疏通關係,關押了一個星期才重獲自由。私運炸藥在當時煤礦上是常事,他想不通為何偏巧查到自己頭上。「心裡那感覺真是憋屈。好多事別人都能擺平,我怎麼就擺不平?」
他也時常感受到親情的撕裂。總有親戚會安排子女來他的煤礦上做事,他抹不開面子,只好答應。有人瞞著他偷拿回扣,有人將礦上的公車據為己有。他有時會為這些事生氣,對方反倒覺得他刻薄吝嗇。
十幾年裡,煤礦上也有過事故,出過人命。有一年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了三個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隊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礦工在300米深的礦井裡窒息身亡。朱新寧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裡睡不著覺。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個工人觸電而死,他開車把屍體拉到醫院停屍房。到停屍房門口,他下了車,想先把門拉開,把屍體扛進去。但摸到門把手的一瞬間,他突然怕了,轉身就跑。
後來有一次,他在殯儀館看到一個剛滿18歲的女入殮師面無表情熟練地處理屍體。他忍不住問,你這麼小的年紀干這個工作,你就不怕嗎?女孩說,人已經死了,有什麼好怕的。
後來,朱新寧也不怕了,開始變得麻木。一天睡十幾個小時,卻總覺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懷疑自己經受這些事究竟是為了什麼,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國企想將他的煤礦整體收購。朱新寧和家人為此起了爭執。「他們覺得有這麼大一個企業在,他們臉上都有光,不同意賣。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個壓力在我一個人身上背著,受苦受罪他們誰知道?」
仔細計算了煤礦儲量和當時負債,朱新寧開出2.8億的價碼。經過幾輪談判,對方只願出2.6億。僵持不下時,朱新寧急了:將來你就算再多出兩億八,也買不了我的礦。
當時他只是情緒上來了,隨口說說。沒想到兩三年後,竟然成了真。
伴隨著煤價上漲,黑煤窯遍地開花,礦難頻頻發生。山西省不停頒布措施關停非法煤礦,抬高開採門檻。減產的結果是供不應求,煤價進一步上漲。一輪又一輪的如此循環中,到了2008年,朱新寧覺得難以用語言描述那時的瘋狂躁動。「煤價當時是按小時算的,前一小時和後一小時都不一樣。」
為在這場財富的狂歡盛宴中多搶一杯羹,煤老闆們忙於組織各種酒局疏通關係。當時組一桌酒席,單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萬。朱新寧從年輕時就厭惡這一套,覺得推杯換盞間說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場面話。但他一邊覺得荒唐,一邊還得努力張羅。行業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當時的社會風氣就這副樣子,你怎麼辦,你不隨波逐流怎麼辦?我痛恨死了。」
那段時間,銀行戶頭上的數字以每天幾百萬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過了之前十幾年的總和。他一次性償清了所有債務,卻反倒開始失眠,命運的突變讓他感到恐懼。他覺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隻小船,輕飄飄的,被巨浪瞬間甩到了高處。潮水會在何時退去,會把自己甩向哪裡,他心裡沒數。
命運的震蕩比他想像的還要劇烈。隨後一年間,敲詐、自殺、轉讓、逃離,接踵而至。「那個時候,你真的明白了什麼叫做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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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闆因時代的潮水生髮,也因時代的潮水消亡。轟轟烈烈的煤炭重組過後,煤老闆作為一個群體性概念,已然不復存在。但作為個體的人生還在繼續,煤老闆們手握巨額財富,開始走進人生的下半場。
比起朱新寧,黃治華更早一步告別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開始嘗試轉型。朱新寧帶著無奈來到北京時,黃治華已在這裡生活了兩三年。離開煤炭後,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陣水處理生意,隨後將業務發展到了北京。他將住處選在五道口華清嘉園,清華科技園的對面,想在這裡多學習現代商業知識,跟上時代的步伐。回頭望去,煤炭在他眼中變成了一門太依賴人情的簡單生意,論起商業邏輯,粗糙到幾乎不存在。
在清華附近住久了,他覺得這裡規則簡單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滿激情與想法的年輕人,只要有才識,人人都有機會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與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個血腥複雜的叢林社會裡。
他想跟上時代的風潮,做一些「更高級的生意」。他泡在清華旁聽與商業相關的課程、講座,發現時代的風向變了,人們很少討論傳統實業,熱衷的都是互聯網項目。他所住的華清嘉園當時已經有了「民間矽谷」的稱號,美團、快手、暴風影音等公司都誕生在幾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廳辦公。在這個環境里呆久了,黃治華也躍躍欲試。
他當時感受到的另一大變化,是昔日的同行們告別煤炭之後開始大量湧入北京。他們接連買下房產,有時也會叫上黃治華幫忙參謀。
一次,一個陳姓煤老闆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唐寧 one 小區。陳對小戶型不感興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廳3衛的大房子。黃治華覺得他只是過過眼癮,畢竟已在西城海淀買了好幾套房。但他沒想到,陳二話沒說,付了錢。
這只是個開始。陳馬不停蹄地又買下十幾套房子。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闆朋友們的房產,他後來甚至專門開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黃治華半是吃驚,半是理解。他覺得這是內心壓抑太久後的一種報復性釋放。「說白了,煤老闆們過去有的是錢,但其實沒什麼尊嚴。都是跪著掙錢,九死一生過來的。現在解脫了,就想站著把錢花了。」
初到北京,煤老闆們除了買房無所事事,總是找黃治華喝酒聊天。時間久了,黃治華察覺到他們對新環境的焦慮不適——在北京這座巨大的城市裡,他們骨子裡還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於無所事事,卻又欠缺開啟新生意的決心:大生意看不懂,沒勇氣嘗試;小買賣看不起,覺得來錢太慢。
於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買房。
黃治華懂得那種恐慌的心情——當人的心智發展跟不上財富增長的速度,錢對人反而構成了困擾,甚至會引發災禍。那種滋味,他體會過。
他不願看到自己的命運在朋友們身上重演。他生出一個想法,把煤老闆的錢聚攏起來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電影院旁邊的飯館一起喝酒時,他一開口,大家紛紛表示早有這個念頭。
煤老闆們對於投資方向只有一個要求,能很快賺錢。黃治華起初打算開幾家烤魚店,但總覺得有些無趣,缺乏興奮感。但就在啟動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聽說王興要再次創業做一個團購網站,登時來了興趣。
2005年,王興正是在華清嘉園創立了校內網,迅速躥紅,又迅速賣了出去,從此成了五道口創業圈子裡眾人關注的明星。黃治華打聽了一下團購的業務模式,堅信這個項目能夠激發股東們的熱情——每成交一單,就收一單錢,簡單直接,跟賣煤很像。
對團購產生興趣之前,黃治華看過不少互聯網創業項目。那時掛著投資人的名號在中關村的創業沙龍上發發名片,在清華北大的 BBS 上寫幾個帖子,商業計劃書就會如雪片般飛到郵箱里。但他全部否決了,因為短期內賺不到錢,沒法說動煤老闆們注資。
但他覺得團購不一樣,認為即使是王興也未必是自己的對手:一是團購涉及實體貿易,與煤炭生意有類似之處;二是資金優勢,王興把校內網賣了多少錢,坊間說法不一,但黃治華覺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闆能投入的錢不在一個量級。
然而煤老闆們聽不懂他的講解,互聯網離他們過去的生活太遠了。黃治華連講了三天,他們還是將信將疑,便請在北京參加國學培訓班的縣領導幫忙拿主意。
這是煤老闆做事的典型心態:只要領導點頭,事情就能做,哪怕事情跟領導沒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校內的一間酒店客房裡,領導坐在床頭,黃治華抱著筆記本電腦坐在床尾,四個煤老闆站在一旁。黃治華講了一個多小時,領導說,這事能行,弄吧,賠了就當玩了。
四個煤老闆來自同一家族,年齡最大的名叫唐虎。領導一發話,唐虎帶頭表態,其他人跟著附和,事情就這樣定了。
敲定資金的過程中,王興的美團已經上線,其他類似項目也紛紛上馬。黃治華最初的想法是挑選好項目純做投資。他住在華清嘉園5號樓,跟6號樓的一支團隊談投資入股,對方開價三百萬佔15%股份。黃治華心裡盤算一番,決定自己搭隊伍干,成立了阿丫團。
黃治華
起步順風順水。黃治華當時的判斷是,阿丫團不缺線下拓展能力,也不缺錢,唯一的短板是技術。但在中關村五道口一帶,只要開得起高薪,招程序員從來不是問題。與潛規則密布、凡事都要依賴關係的煤炭行業相比,這一切讓黃治華覺得簡單、透明,富有效率。
黃治華親自上陣,給線下拓展人員做培訓。環五道口區域是各家團購網站相互較量的最前線,阿丫團一度佔據上風,經常將對手已經談成的訂單搶過來。黃治華覺得這是做過煤炭帶來的優勢。「干這件事我們太信心爆棚了。線下談生意簽訂單這種事情,搞過煤炭的人吃得特別透。公關能力、溝通能力、談判能力,誰也沒我們強。」
很快,阿丫團將辦公地點從華清嘉園搬到了北三環華龍大廈,整個團隊沉浸在樂觀的情緒里。聚美優品當時也在這座寫字樓里, 只有兩三間辦公室。而阿丫團佔了整整一層樓,因為唐虎把這層樓買了下來。
上線半年後,有家傳媒公司想以三千萬的價格將阿丫團整體收購。黃治華問唐虎的意見。唐虎的反應是:我們難道缺這點錢嗎?
新玩家紛至沓來,媒體上開始頻繁出現「百團大戰」的字眼。黃治華起初很是興奮,感受到與煤炭風口來臨時類似的快感。但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當時不懂互聯網競爭的邏輯:煤炭的競爭只是賺多賺少的區別,而互聯網卻是非生即死。玩家越多,競爭越慘烈。
沒過多久,價格戰來了。黃治華以為這是搶佔市場份額的短期行為,不會太持久。但對手們的攻勢比他想像的要兇狠得多。有一次他談定了一筆單價78元的合同,準備原價上線,不賺錢,只走量。但臨上線時商家突然撤單,過了幾天,他看到別家以56元上線。 「當時覺得簡直神經病。賣一單倒貼20多塊錢,這不是自殺嗎?」
黃治華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跟進。超過一萬元的支出都由他簽字批准,簽一筆,賠一筆。每天對著成摞的申請單,他感到握筆的手指有點發軟。唐虎給他打氣,沒關係,兄弟們有錢,玩得起。
但黃治華還是抑制不住地心慌。無論是速度還是規模,戰爭升級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預想,對手的口袋裡像是有著花不完的錢。過了一陣子他才了解到,他為手握煤老闆的資本而高興的時候,對手已經開始吸攬風險投資的支持。
他開始為有人出三千萬收購沒有及時出手感到後悔,和煤炭生意比起來,這種競爭實在太血腥。「簡直是吃屎般的感覺」,「你有多少錢可燒?煤老闆再有錢,能比華爾街更有錢嗎?」
資本施展出冰冷殘酷的力量,火熱廝殺中,戰局已漸漸明朗。有一次接受採訪時,記者問他,團購的冬天是不是已經到了。他想了想,回答說:現在是秋天,還沒到冬天。「其實那會兒真的已經感覺到冷了。競爭已經到那種程度了,全國幾千上萬家,得燒多少錢進來?想都不敢想,害怕啊!」
2011年7月,他去參加一場互聯網論壇。看著團購分會場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號人,有點透不過氣。不一會兒,王興走上台,高聲宣布美團新拿了5000萬美元投資,還打開筆記本電腦現場展示公司銀行賬戶,現金儲備超過6000萬美元。
黃治華蒙了。在從會場回公司的路上,他心裡不停默念:這遊戲玩不起,不玩了。
他隨即著手為關停阿丫團做鋪墊,停止招聘、裁員、解散地方分站。有一天唐虎過來「視察戰況」,卻發現辦公室變得空空蕩蕩,人數不足原來的三分之一。
唐虎急了,一腳踢飛了腳邊的垃圾桶。「人呢?我的人呢!」
黃治華說:不敢再燒了,燒不起。
唐虎說:有什麼不敢的?我再給你備一個億,夠不夠?
黃治華苦笑著,不說話了。
事到如今 ,黃治華覺得當初成立投資公司是正確的,但如果能重來一次,他會拿那筆錢老老實實去做餐飲生意,開幾家烤魚店,絕不會再打互聯網的主意。
「有些生意,真不是你有錢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說白了,沒那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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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來到北京的第一年,朱新寧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他為前些年精力全部耗在煤炭上感到懊惱,甚至發覺自己欠缺基本的生活技能,「原先下面一堆人什麼都給你服務好了,幾乎什麼也不會幹。」
他起初適應不了這種落差,雇了一個司機,後來覺得會跟社會愈發脫節,開始逼迫自己學著開車、加油、上網、購物。他主動在亞運村附近的一家心理諮詢中心接受諮詢,四十歲初來乍到一個巨大而陌生的城市,只有這種方式能讓他釋放內心苦悶。
當時煤老闆們接二連三地來到北京,朱新寧雖不願意跟人接觸,但通過以往搭建的人脈關係,還是打聽到不少人的狀況。大部分人的選擇,都是買房,不停買房。他理解這種選擇:煤炭利潤太高,賺錢太快,過慣了這種日子,看不懂也看不上別的生意。
朱新寧無所事事,也不想看著錢躺在賬戶上貶值,便也四處買房。北京、深圳、三亞、香港,別墅、會所、寫字樓,一處接一處地買。時間久了,他覺得索然無味:「做實業賺一百萬也算有意義,多少能創造些價值。買房就算賺幾個億又怎麼樣?不過是個數字。賺這個錢一點不值得高興。」
那時他要解決的困境,說到底,是要找到後半生的活法。做了幾次心理諮詢,服用了抗抑鬱的藥物,情緒漸漸有了好轉。他開始逼迫自己頻繁參加社交活動,想先看看別人怎麼活。最初接觸的還是山西人的交際圈,混了一段時間,他發現很多人把自己局限在同鄉圈子裡,整天喝酒打牌消磨時間,久了感到空虛無聊,找不到存在感,不少人又回了山西。
但即使在山西,想要順利轉型新的事業,也並非易事。在距離山西大同市區70公里的烏龍峽風景區,我見到了50歲的馮學光。山西煤炭改制後,他將掙來的錢全部投在了這裡,累計將近兩億。他強調自己不同於其他煤老闆,要做一個有文化的企業家。「煤老闆除了挖煤和請客吃飯,還會幹什麼?人得做點高檔的生意。」
馮學光
回到大同後,他嘗試把在國學班上學到的「高層次思想」傳播給周圍的人,但收效甚微。「很失望,別人都理解不了,以為我神經病。」
煤改後第二年,馮學光偶然發現了烏龍峽。在旁人眼中,這裡不過是亂石叢生的荒谷,但他卻興奮不已。建設景區的過程並不順利,僅清理山谷中堆積的巨石就花了兩千多萬。為了阻止他,妻子先後兩次把他送進精神病院,但他依然照舊。
他強調烏龍峽不只是普通的旅遊景區,而是他「展示學識思想的福地」。為此他在景區門口立起幾十塊印滿名言警句的展板,還花費近百萬元建起兩座模仿上海世博會中國樽樣式的雕塑,上面刻著「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詩句,中間夾著一個大字,「干」。
他和妻子已斷絕關係七年,有人罵他是瘋子,他也並不在乎。「價值觀不一樣的人,多說無益。你得靠思想潛移默化地去影響他們。」
而在北京的朱新寧,則渴望理解適應新的環境。他開始參加企業傢俱樂部、上 MBA 班、學打高爾夫球,「融入一些比較精英的圈子」。他起初把姿態擺得很低,很少主動說話,覺得和別人見識能力不在一個層面上。漸漸地,他覺得開始能跟上別人的思路,有能力接上話,才慢慢活躍起來。
他很少主動跟人提起曾經做過煤老闆,每逢有人問他做什麼行業,他總說,做文化的。但接觸次數多了,總會讓人知道。別人通常的反應是:真沒想到,那你一定很有錢。他的回應是,有錢算什麼?北京有錢人太多了,關鍵要有思想。為了提升思想水平,他買了不少名人名言的書,一條一條地琢磨。「我就喜歡看這些有哲理的能觸動人心靈的東西,特別有幫助。」
和各個行業的人接觸多了,他開始嘗試投資一些生意。起初沒有明確的目標,大江南北各行各業地看,差旅費就花了幾百萬。在北京的富人圈子裡混久了,他覺得魚龍混雜,並不全是他預想的「高層次」:有人真心實意地經營企業創造價值,有人炒概念混圈子虛有其表,有人屬於高端精緻的江湖騙子。「有人說北京集合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騙子,這話是有道理的。後來我就總結出一個規律,越是辦公室富麗堂皇,開好車,戴好表的,這種人越不可信。」
考察過的項目裡面,有些他一看就覺得荒謬,例如一個連鎖餐飲項目,騎著獨輪車表演削刀削麵。有些他覺得前景誘人,但又擔心受騙,想努力摸清門道,但總覺得只能了解個皮毛。他覺得歸根結底是因為煤炭行業的門道太簡單傳統,過去十幾年的經驗都局限在裡面,對新事物心裡沒底。
他嘗試過與人合作在天津開發房地產項目,去俄羅斯開採金礦,但都不順利,或是因為理念不合,或是覺得對方不可靠。後來他決定不再與人合夥投資。「好幾次差點掉進他們設給我的陷阱。說真的,這個社會不能輕易去相信別人,一些東西要掌握在自己手裡面。」
摸索了四五年,各種開拓新事業的嘗試都沒能賺到錢。反倒是剛來北京時買下的房產一直在不停增值,「也不太多,現在市值大概四五個億。」兩相對比,他有些無奈:「這種錢賺起來,臉上實在沒有驕傲的資本。你做一個實際的生意,就算只賺一千萬,也是個有意思的事。買房就算賺幾個億,又有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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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距離阿丫團關閉下線,已經過去了六年。但黃治華仍然保持著一個習慣,只要有空閑時間,他就會拿起手機瀏覽互聯網新聞。對於時下最火熱的共享單車大戰的種種細節,他如數家珍。今年年初,一篇創業者妻子哭訴丈夫辛苦創業七年卻沒有拿到股份的文章廣為傳播,黃治華邊看邊哭。「雖然後來劇情又有反轉,但她描述的創業的那種艱辛,我一下子就感同身受了。太苦了,真的太苦了」,他指向自己的鬢角,「你看到了嗎?我的頭髮就是那年開始白的。」
阿丫團運營了14個月,人去樓空,共計消耗了兩千五百萬。黃治華為此消沉了將近一年。他感嘆互聯網生意看上去很美,真正投身其中,方才理解其血腥殘酷。「煤炭賠了,起碼還能留下些固定資產 。互聯網玩輸了,除了一堆伺服器,啥都沒剩下。」
無奈之中,生活還得繼續。那一年他一本接一本地讀哲學書,讀尼采,讀安·蘭德,讀王陽明,「想弄明白以後的人生該怎麼活」。思考宏大命題的同時,他也必須應對日常生計。他提不起精神再啟動需要很多心力的營生,正好朋友找他做幾筆煤炭運銷的買賣,他覺得輕車熟路,便上手做了。
起初,他每月只需花一周在臨汾處理生意,其餘時間都在北京。後來訂單越來越多,到了近一兩年,每月在北京只有兩三天。一步步地,他從北京又退回了山西,重新成了煤炭商人。
時隔十年後重返煤炭行業,黃治華已人至中年,心境與當年截然不同。那時他為此主動放棄公職,此時卻是迫不得已。回到臨汾的第一年,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在酒局上麻醉自己。
做過互聯網之後,他覺得煤炭生意「實在太簡單了,小兒科一樣的東西」。阿丫團曾在北京北四環佔據了一整層寫字樓,全國近十家分公司,員工近千人。而現在,一個助理,一名會計,便足以幫他處理所有的業務。
命運的落差讓他焦慮不安。剛回臨汾時,他總感到氣惱:「回來看哪都不順眼。在北京那麼遭罪,最後不一定能掙多少錢,回來跟以前做煤炭的人一打交道,覺得就你這個水平的人一年都能掙幾千萬?心裡生氣。」
煤炭行業的光景,與當年已然大不一樣。開採環節已被國有企業佔據,民營公司只能涉足加工貿易等產業鏈下游環節。而在2008年的暴漲過後,市場盛極而衰,陷入產能過剩,煤價連年在低谷徘徊。臨汾下轄的一個縣最多時有一百多家洗煤廠,後來關的關,停的停,保持經營的只有十幾家。
在黃治華眼中,這註定是一門終將消亡的生意,對他而言的意義僅限於謀生。「煤不可再生,總有挖完的時候。以前紅火時這樓底下全是路虎、寶馬、賓士,連路邊修車的都能賺大錢。」他伸手指向窗外,「你再看看現在什麼樣子?一片蕭條。」
2016年,因為國家頒布政策化解過剩產能,要求煤炭減產,供需關係的改變使得煤價迎來一波久違的上漲。黃治華因此收益頗豐,但他並無早年間的興奮。煤老闆的時代,終究已經過去了,置身於產業鏈的下游,無論如何,也難以再現往日的瘋狂。
煤價的起落,反倒讓他有些不安。他覺得這終究是一門難以掌控的生意,太依賴於外界變化,今天可能一夜暴富,明天可能一無所有。煤對人的心性施以誘惑的同時,也拋出了無法迴避的考驗。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控二者間的平衡。
在他的視野範圍內,有能力掌握平衡的人,寥寥無幾。有人去澳門豪賭背上巨額債務,還被人挑斷腳筋,有人花幾千萬投資珍稀木材,後來才發現其實一文不值。有人沉迷女色,換了三個老婆。有人在家中遭遇入室搶劫,頸部被鐵鏈勒住窒息而死。阿丫團曾經的金主唐虎後來不習慣在北京的生活,回臨汾辦起了私立中學,算是其中少有的能把控命運的人。「說到底,除了當初那些在北京買了大批房產的人,有能力把手頭的錢保值增值的,真的不多。」
我在襄汾縣見到一位黃治華做煤炭運輸的朋友。煤改之後行情低迷,他有幾年無事可做,建了一座水泥廠,賠了兩千多萬。我問他失敗的原因,他無奈地笑笑:「煤以外的生意,我們搞不懂。如果我知道為什麼會賠錢的話,我不就不會賠了嗎?」
在北京待習慣了,黃治華在臨汾總是感到孤獨。雖然成天跟人吃飯喝酒,但能在精神上碰撞溝通的沒有幾個。少數能和他意氣相投的人里,有一位名叫鄭強,比他小10歲,父親在太原做工程生意,鄭強16歲時便去了英國留學。
2008年大學畢業回國時,鄭強本有機會和他的同學們一樣,在北京上海的跨國企業賺取高薪。但現在的他在離臨汾市區60公里的山上經營著一家洗煤廠,皮膚曬得黝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鄭強在英國讀的是信息工程專業,2008年回國時他本想發揮所學,去深圳開一家生產車載導航儀的工廠。他不想向父親討要啟動資金,想賺一兩年「快錢」再去深圳,便跟朋友借了幾百萬元建起了洗煤廠。但他沒料到,剛一入行便趕上煤炭市場蕭條,直到2016年底才剛剛回本。
我與鄭強聊著近幾年的經歷,黃治華在一旁插話說:「他和我狀況有點像,都不甘心蹲著賺錢,總想著有朝一日還是得站起來。」
「對」,鄭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本來以為蹲一兩年就行,沒想到一直蹲到了現在。」
回國六七年,功能豐富的智能車載導航成了出廠標配,鄭強昔日的夢想已經跟不上科技升級的腳步。對於當年的目標,他已不再抱有期待。「煤炭這行業,挖出來洗洗就賣了,每天都在重複,人沒什麼長進。不像你們在北上廣這種大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人可以不停地學習新東西。」
「那你將來賺夠了錢,還想去深圳嗎?」「不去,肯定不去。」他不停搖頭。
「為什麼?你說過,那邊的機會多。」「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已經不屬於我了。我現在沒那麼多野心,多掙點錢,生活好點就行。」
黃治華能夠理解鄭強的想法——背了六七年債務,趁著這波行情先趕緊賺錢是當務之急。而對他自己而言,賺錢無法消解人至中年的焦慮。「我現在很困惑自己應該怎麼活,你能理解嗎?」他說,「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困惑寫到文章里去。大家都應該思考一下,究竟該怎麼活?」
今年夏天,兒子中考結束,黃治華決定把他接回臨汾讀高中,這意味著他把生活重心徹底遷回了山西。但他仍會習慣性地每隔一陣到五道口住上幾天,他仍然覺得那裡是全中國最迷人的地方,彙集了最有活力和想法的年輕人,從不缺乏激動人心的新事物新思想。但過了這麼多年,他終究覺得在那兒可以生活,卻不適合生存。「人是有基因的,煤老闆有煤老闆的基因,互聯網有互聯網的基因。想蛻變成另外一種基因,太難太難了。」
人至中年,曾經反覆念想的「做更高級的生意」的心愿,已經很難實現。一天晚上,他在 KTV 一瓶接一瓶地喝著啤酒,點了一首《追夢赤子心》,嘶吼著唱了一半,突然停了下來,沉默地坐了一會兒。
過了一會兒,他拿著酒瓶半醉著對我說道:「你說我現在這麼活著有意思嗎?蹲著賺錢肯定不如站著舒服,但你不這樣怎麼辦?你不蹲著,那就得跪著了。」
而如今的朱新寧,在「走了幾年彎路之後」,終於感到漸漸適應了在北京的生活。幾次不成功的合作投資經歷讓他意識到,如果無法自己主導事情的走向,便只是在重演經營煤炭時身不由己的感覺。
別人找他商談合作,很多時候他只是聽聽,並不多說話,有時會直接拒絕。他不想讓別人覺得他只是為了賺錢。「很多人只要開口聊幾句,就能聽出來他只衝著錢,我現在一點興趣都沒有。人到了這個年紀,沒必要再為了錢,和價值觀不一樣的人攪在一起。」
他渴望實現一直期待的兩個心愿,被需要,被尊重。為此他開始調整管理財富的方式,不再與人合夥投資,開始尋找一些自己覺得有價值並且能獨立投資的項目。最近一年多,他開始與一家高校的校辦企業合作,共同組建一家生物醫學公司,他出資金,對方出技術科研團隊。儘管不懂得具體技術,但他覺得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意氣相投的感覺,感受到久違了的興奮。「這些年見了這麼多人,他到底是真的跟你志同道合尊重你,還是只是沖著你的錢,是很容易感覺到的。」
從此以後,他開始從各類社交圈子裡漸漸淡出。只要聽到八九個人以上的飯局,他都會盡量找借口拒絕,覺得只是浪費時間,說一些大而無當的場面話。曾經的頻繁社交是為了找尋存在感填補內心的失落,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他開始漸漸感受到人生前四十年無法體會到的放鬆自由。反倒是偶爾回山西時,面對相互纏繞過於緊密的人際關係,他會感到緊張不適,住不了幾天就想離開。最近,他開始學唱歌,學彈鋼琴。他對效果沒有預期,過夠了費盡心力擺平各方利益的日子,現在,他只想多留一點跟自己內心相處的時間。
7月末的北京,黃治華約朱新寧一起吃飯。連續好幾天,北京都是往年難得一見的涼爽天氣,兩人在高爾夫球場旁邊的草坪吃起了露天燒烤。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話題最終又回到了煤上。
朱新寧感嘆道,煤炭看似成就了山西,但也制約了山西。「成於此,但也敗於此。靠煤賺錢太容易了,長期處在順境裡面很容易忽略掉其他的問題。可是煤遲早會挖完,將來的路該怎麼走?」他頓了頓,接著說道:「其實人生也是一樣。」
一同在場的,還有一位是朱新寧的連襟,如今仍在做煤炭生意。黃治華與他聊得投機,商議隨後找機會一起合作。黃治華問朱新寧,有沒有興趣也一同參與。朱新寧笑著搖搖頭:「我對煤炭已經徹底沒興趣了,多少錢我也不賺。」
言談間,黃治華聊起近幾年內心的焦慮。他談起在臨汾的生活看上去其實安穩愜意,生意很穩定,與員工的關係也簡單融洽有人情味,但他總是覺得心裡有股力量無處施展。「到這個年紀了,賺錢不是難事,但總想著能開心一點賺錢,創造點價值。」
朱新寧笑著舉起啤酒杯,勸他放鬆一點,不要想那麼多,享受當下的生活。「四十歲的時候想這些很正常,再過兩三年,你的心境又會不一樣。」
聚會結束後,我與黃治華一同乘車離開。窗外下起了雨,他的心情有些低落。「朱總這個人,經歷了這麼多複雜的事情,但說到底還是幸運的,算得上時代的寵兒。」他停頓了一下,「可是,你說他現在每天過得真的開心嗎?」
朱新寧理解黃治華焦灼失落的心境。過去二十多年裡,他見過了太多煤炭造就的命運浮沉。在他眼中,這黑色的礦石是上天派來考驗人心成色的工具,它能讓人迅速改寫人生擁有財富,也能讓人迷失自我,墜入命運的沼澤。經歷了起起落落,他覺得自己終究找到了內心的平靜,算是一個幸運過關的人。
偶爾,這種平靜也會被打破。一個人在家時,朱新寧會坐在電視前消磨時間。他很難堅持看完一些在別人看來「溫暖」、「正能量」的節目。看到屏幕上單純燦爛的笑臉,他總會習慣性聯想起自己壓抑兇險的往事。看幾分鐘,他就會忍不住流下眼淚。
(鍾嘉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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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曾鳴 採訪、撰文:何瑫 攝影:賈睿 視覺: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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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你未來價值的不是情商和智商,是這一點
※十二星座心儀的商科專業
※打工最不該有的3種思維,往往做老闆後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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