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精英：理解中國從 「天下帝國」到「民族國家」進程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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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最為輝煌的時期，在「百家爭鳴」的思想爭論中逐漸浮現出了古代中國政治建設的宏大框架，為中華文明在其後幾千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諸多學者在哲學、政治體制、社會組織、思想倫理、法律、軍事等許多領域提出的思想，至今仍然深深紮根在中華大地，啟發著人們的思考與政治智慧。
從秦漢直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政治理念和行政體系，可以大致以「大一統」的「天下帝國」來表達。「與西方語境中的『帝國』（empire）概念不同，『天下』這一中國傳統概念表達的與其說是關於帝國的概念，還不如說是關於帝國的理念。」中國人思想中的「天下」是以中原皇朝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而西方世界的古代史和中世紀史大多是幾個帝國對峙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其基本框架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天下為一，諸侯為臣」（《荀子·正論》）。這個「天下」體現的是中華文明之孕育發展的地理空間和當時人們對世界的基本知識。中華各族繁衍生息的東亞大陸在生產力水平低的古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這片大陸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完整的體系，形成一個地理單元」。「天下帝國」概念的產生，與這個四周有自然屏障的地理空間密切相關。這個地理單元「一直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民族格局似乎總是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
在這個地理單元內部，又可分為「核心區」和「邊緣區」，而且核心區之所以成為核心區，邊緣區之所以幾千年仍然是邊緣，與它們各自的地理自然特徵密切相關。自秦統一六國後的各個朝代里，核心區始終是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通過人口遷移和新農業區的建立，帝國的核心區從黃河流域逐漸擴展到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同時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行政體制通常存在明顯的差別，核心區實行郡縣制（行省制）和中央集權制，邊緣區實行各種形式的世襲部族首領自治制度。這種世襲部族首領制度，與中亞地區和中世紀東歐的「部族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部族民眾的認同體系和效忠對象，與核心區的中央集權、皇帝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全體臣民效忠「天子」的體系是很不相同的。在傳統中國這個「天下帝國」中，各個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保持著這樣一個「核心區」和「邊緣區」並列的「二元結構」，邊緣區的部落首領和民眾並不熟悉也不接受核心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皇帝和朝廷是二者的連接點和共同接受的最高權威。
在文化模式和認同意識方面，核心區被認為是代表「中原文明」的「華夏」，而居住在邊緣區、具有與中原不同經濟類型和文化特徵的群體則被核心區的中原人稱做「蠻夷」。在「有教無類」傳統的影響下，正是「變夷為夏」的「教化」過程使部分邊緣區最終轉化為核心區。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並不是體現於體質、語言等方面的差別，而主要指以價值觀念、行為規範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別。美國學者費正清指出，「毫無疑問，這種認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準的思想，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基本的東西……一個人只要他熟習經書並能照此辦理，他的膚色和語言是無關緊要的」。其他學者強調指出，「在儒家思想中，『華』與『夷』主要是一個文化、禮儀上的分野而不是種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謂中國有惡則退為夷狄，夷狄有善則進為中國……華夷之辨並不含有種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對一個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的認識和區分」。因此，凡是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儘管其外貌特徵與語言習俗可能與中原存在差異，但仍可被視為「華夏」，而尚未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視為「夷狄」。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家，中國不同於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有學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因此，華夏和蠻夷之間是一個動態的辯證關係，用於區別兩者的是「教化」程度即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東亞大陸邊緣區的這些「蠻夷」，也始終把自己放在「中國」這個「天下體系」當中尋求生存與發展，始終存在著強大的向心力。
邊緣區各「蠻夷」首領的地盤和實力是互有差異的，當核心區的中央皇朝強大之時，他們俯首稱臣，朝貢納稅；而當中央皇朝衰弱之時，邊緣區比較強大的族群就會擇機內侵，逐鹿中原，試圖使自己成為中央皇權，改朝換代。五胡十六國、南北朝、蒙元皇朝、滿清皇朝等即為「蠻夷」成功進入中原的代表時期。中原地區繁華的都市、興盛的農業、龐大的人口、發達的文化生活都對邊緣區的「蠻夷」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因此，這些邊緣地區的「蠻夷」部落一旦成功入主中原之後，也就不可避免地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和人口之中。
作為以東北地區的「蠻夷」入主中原的滿清皇朝，在邊遠地區的勢力擴張方面比較積極，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通過各種征伐與懷柔政策把西北、西南大塊邊緣地區納入朝廷的管轄範圍。清朝參照各地的傳統，實行了「多元式天下」的統治模式，除了滿清「龍興之地」的東北地區外，清朝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分別實行不同的行政和法律體系，客觀上阻礙了這些邊緣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融合。
鴉片戰爭及以後幾次抵抗列強侵略的戰爭中，中國這個傳統的「天下帝國」被外來的帝國主義軍隊徹底打敗，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亞洲殖民地的攫取直逼中國邊境。北方的沙俄佔領西伯利亞和中亞，東方的日本佔領了朝鮮、琉球和台灣地區，南方的越南等被法國佔領，西南的印度、緬甸等地被英國佔領，而且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進一步的攫取目標，十分清楚地指向中國的邊緣地區（東北、蒙古、新疆、西藏、雲南、廣西等地）。在這個救亡圖存的歷史關頭，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天朝秩序」已不可能再繼續維持，這個「天下帝國」在四周強敵逼迫之下只能一步一步極不情願但又十分無奈地朝著「民族國家」的政權形式與社會結構逐步轉型。「中華帝國曆來是一個多民族的世界帝國，在清末強被納入『民族國家』這件緊身衣。」邊緣地區各部族也被列強冠之以「民族」（nation）的名號，鼓動他們從中華帝國中分裂出去，傳統的「華夏—蠻夷」框架已被外力打碎。李鴻章所謂「三千年之一大變局」，其所指的正是這一中國國家體制的根本性轉變。
當「天朝」在對外戰爭中屢遭敗績，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權勢日衰的大環境下，中國各邊緣地區的「蠻夷」部落必然會思考自己今後的地位與權益將如何加以維護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的首領人物即部族精英們也在不同程度上開始接觸來自歐洲的「民族」概念和接受「民族自決—民族獨立」政治理論的影響，他們和他們所屬的部族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面臨多種選擇。其中有些部族（如蒙古科爾沁部）的首領世代享受清朝皇室的厚恩，始終堅持擁戴清朝；有些部族首領在外國勢力的鼓動下開始試探從清朝分裂出去，轉投某個列強的門下，並依仗外國支持尋求「獨立」。在這樣的「大變局」之下，這些部族（其中許多在1949年以後被政府識別為「民族」）首領和接受現代學校教育的青年精英必然受到各方勢力的影響而出現政治分化，他們需要在效忠中國中央政府還是依靠外國尋求獨立之間作出選擇，或者猶豫徘徊於兩者之間。這一政治分化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皇朝後變得更加清晰。
那麼，在這一國家政治結構急劇轉型的過程當中，哪些部族的首領和精英人物堅持對中國的政治認同、始終效忠於中央政府？哪些部族的首領和精英人物開始對中央政府耍兩面派、暗自籌劃獨立？哪些部族精英集團因內部意見不統一而發生分裂？在當時的政治情境下，影響這些精英人物分化路徑和政治選擇的因素都是什麼？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必須弄清楚的核心問題。從我們所讀到的研究文獻來看，研究者們大多還是從中央政權的視角居高臨下地分析和解讀當時民國中央政府（北京的北洋政府、南京的國民政府）的政治宣言、政策文本、檔案資料、主要官員的回憶錄等等，同時論及當時中央政府與邊疆部族首領之間的互動，但是至今很少有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放在邊疆部族精英人物的思想演變和政治謀略方面，採取「換位思維」的研究方法，嘗試著站在這些精英人物的立場來思考和分析問題。毫無疑問，在核心區的中央政府與邊緣區的少數民族首領和精英人物的雙向互動過程中，中央政權的政策和做法是必須研究的，但是如果忽視了對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精英人物思想與行為的研究，那麼，對這一互動過程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從這個多方互動的視角來看，分析清朝晚期和民國時期中國邊疆一些少數民族的首領和精英人物的思想過程和政治選擇，對於我們在更深層次上理解在中國從一個傳統的多部族「天下帝國」向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族群關係的演變就變得非常重要。一個多部族大帝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原來的版圖，是最終解體還是基本保存原有的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邊緣地區各部族首領在與中央政權、外部勢力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中最終作出的政治抉擇。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把對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精英的研究比喻為理解中國從「天下帝國」過渡到「民族國家」這一進程的鑰匙，應當是不過分的。
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中，西南的雲南、廣西、貴州建省設縣較早，不同族群長期混雜居住，政治離心力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而西藏、新疆、青海、內外蒙古、滿洲（東北）這五個地區在清朝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與核心區距離較大，外部勢力在鼓動這些地區部族分離方面所下的工夫也最多，因此也最需要我們開展研究。近年來，已經陸續出版了一些以西藏上層集團主要人物、青海寧夏回族軍閥、內蒙古上層精英和領袖人物、新疆地方漢族軍閥和「三區革命」等為對象的研究成果，但是對清末民國時期新疆、內蒙古和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精英人物的專題研究相對較少，對馬家軍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馬步芳和馬福祥兩個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少數民族精英人物的研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開展，歷史敘事式的傳記類研究固然是需要的，但當我們的關注點是當時邊疆地區社會在政治上從傳統「部族—天下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型時，對於這些歷史人物的分析重點就是他們的「國家觀」和「民族觀」的形成與演變。從這個視角來看，以往的大多數研究在這個方面是著力不夠的。正是鑒於這種情況，本次筆談組織的三篇文章，在研究視角上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即著重分析這些精英人物關於現代「民族」（nation）和「（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觀念是什麼，分析他們把自己的「民族」和中國整體、中央政府放在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框架內，以及在他們一些重要的行動中如何體現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對中央政府的態度。對於這些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領袖人物來說，在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必須面對並處理三種基本關係，這三種關係都與他們心目中的「國家觀」「民族觀」密切相關。
第一，如何處理地方政權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在清朝的「多元式天下」的統治體制下，這些部族的王爺、土司、噶倫、伯克、頭人長期在自己的管轄區域內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在皇朝衰敗、民國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下，這些少數民族首領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堅持擴大自己的自治權，並在外力支持下謀求政治分離；二是繼續效忠中央政權，爭取在新的國家體制下以中央任命的職位來保持對地方政治和各種事務的影響力，他們作為地方統治者的合法性依然來自中央政權的任命。第一種選擇的風險是面臨中央政府的武力征伐，所依賴的外部勢力在危急時刻並不可靠；第二種選擇也使他們面臨失去權力的某種風險，因為存在隨時被中央免職並被他人取代的可能性。在一個單一制而非聯邦制的國家中，「地方服從中央」是一個基本準則。他們最後的選擇究竟是什麼，傳統的向心力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取決於中央政府和這些部族精英的個人政治智慧。
第二，如何處理當地各族群間的關係。我國許多邊疆地區都是多族混居地區，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領和某種自治傳統，在歷史上即形成了某種多層次的權力結構。如果在一個地區佔主導的部族首領在自己的管轄區域內對其他群體實行歧視、壓迫的政策，必然惡化族際關係、激發民族衝突，也會引發該地區與中央政府和鄰近地區之間的矛盾。如青海的馬麒、馬步芳父子就面臨如何處理與協調當地藏、漢、回、蒙等各族之間關係的複雜問題。
第三，如何處理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許多邊遠地區居住著各自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甚至一個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如伊斯蘭教中的派別和不同門宦、藏傳佛教中的不同支系等），如果對居民中的伊斯蘭教、藏傳佛教、漢人民間宗教、薩滿教等不能一視同仁，也會引發教民之間的矛盾和宗教衝突。
此次筆談中的三篇文章各自關注的是不同地區中的不同人物，但是都分析了當地少數族群精英人物在「國家觀」和「民族觀」方面政治理念的演變和他們行動對當地社會的影響。
第一篇常寶的文章以清末民國時期蒙古地區的社會變遷作為大的歷史背景，回顧了內蒙古行政體制演變的歷史，蒙古族王公和精英人物受到現代「民族」「國家」概念影響後出現了「現代性」敘述和「傳統性」敘述這兩類傾向，在擁戴清朝、接受共和、尋求獨立這幾種選擇中出現了分化，生動地描述了各地蒙古王公和精英人物在這一歷史轉型期中表現出來的在國家認同方面的混亂與多元。
第二篇關凱的文章雖然沒有涉及具體的滿族精英人物，卻是以滿族的「國家觀」「民族觀」的演變為主線，對滿族作為一個群體在歷史上如何形成、八旗制度和事實上的滿漢融合進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同時也與近年來西方學術界的所謂「新清史」著作提出的觀點進行了對話和討論，最後以「民族主義話語中的滿族鏡像」為題探討了清朝末年的滿漢關係，並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滿族「民族意識」的再現進行解讀。
第三篇菅志翔文章的研究對象是以往研究相對較少關注的青海馬家軍閥的創始人馬麒。處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陝甘平原、蒙古草原之間的青海，自身既是民族混居、宗教交錯的「邊緣區」，同時也是西部幾個邊緣區之間的結合部，馬家軍閥牢牢佔據青海40餘年，必然有其深層次的原因。而馬麒恰恰就是解讀這段歷史的重要人物。正如文章所說「馬麒一生正處於百年巨變的中間時段，經歷了西北『回叛』、庚子之役、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四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時期，其身份也一個接一個，從『河州回賊』到『朝廷命官』，從『前朝之臣』到『光復大員』，從『光復大員』到『地方政要』,再從『地方政要』到『黨國中堅』（新建之青海省省長），走馬燈一樣不間斷地轉換。這些身份以及與這些身份相關聯的社會互動，實際上涵蓋了那個重要的歷史時段中發生的幾乎所有重要進程」。文章從幾個關鍵的關係處理入手，特別是當時各族各方對馬麒的評價，生動地展示了這個「有著多重身份的歷史行動者」是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地方社會內部及其各個族群之間的互動，「進而探究在內部中央政權影響衰微乃至解體，外部分化力量影響甚強的情況下，是什麼力量仍然發揮作用維護著中華的統一，是什麼樣的機制和過程決定了今天的中華民族能夠比較完整地繼承帝國的歷史認同和政治版圖」。
也許多少有些巧合，以上三篇的作者分別是蒙古族、滿族和回族，他們都畢業於民族社會學專業，在內蒙古、東北和青海等地都進行過多年的社會調查，對西方和國內的相關研究文獻也比較熟悉，這使他們的研究視角和比較分析都有大量實地研究做基礎，同時有與學術前沿話語對話的意識。從這三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前面談到的與「國家觀」「民族觀」相聯繫的三個關係是如何在這三個地區具體展開的，而少數族群精英人物在歷史進程中又是如何思考和行動的。當然，由於篇幅所限，許多與民國民族史相關的領域和專題在這三篇文章中沒有涉及，但是這三篇文章至少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視角可供未來的研究者參考。
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裡，中國已經從一個傳統的「天下帝國」轉型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國家」，邊緣地區的各個部族在1949年以後被「識別」為不同的「民族」，這些邊緣地區也被「自治地方化」了，人民共和國政府採用了一套新的制度（「民族院校」）來培養少數民族的精英。那麼，今天這些年輕的民族精英們是如何樹立自己的「國家觀」和「民族觀」的？他們如何看待清末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民族關係？他們是否會延續當年本族精英人物的基本立場來進一步推進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nation building）？這些都是需要經過深入調查才能夠回答的問題。而與各族青年知識分子一起來回溯中國近代史和民國時期的民族關係史，以史為鑒，我相信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8期
責任編輯：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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