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萐父先生的精神遺產——兼論蕭先生啟蒙論說的雙重含義（下）
三、蕭先生的「人論」超越了啟蒙時代的「人的重新發現」
蕭先生說：「啟蒙，是15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主題。啟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發現』，是確立關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自由的人類普遍價值的公理，特別是確認每一個人都有公開地自由地運用其理性的權利，並且以人道主義原則為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原則和普世倫理的底線，反對任何形態的人的異化。在全世界範圍內，這一歷史進程至今也沒有完結。」[]蕭先生在具體討論「人的發現」時，時時突破了這一範圍。
由於蕭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蘊，又處於今世，故他的啟蒙觀，尤其表現在對天與人的關係，人的終極信仰，人與自然，以及有關人的全面性、豐富性的闡揚上。人不是單面的人，人不只是個體權利、利益、智力的集合體；啟蒙也不意味著個體權利、知性與個性自由的無限膨脹；這不僅與近代西方啟蒙理性的「人的覺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評人類中心主義，批評工具理性與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蕭先生的啟蒙論說包涵了「啟蒙反思」。
蕭先生揭示了《周易》哲學中科學易與人文易的價值，尤指出後者「超越占卜迷信之外的神道意識，對宇宙人生終極意義的追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窮理盡性』、『原始反終』，聖人以此『齋戒』、『洗心』、『退藏於密』的精神家園……往往涵蘊於『人文易』的深層義理中，諸如宇宙既濟而未濟，大化生生而不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莫不言簡意深，值得珍視。」[]蕭先生探討「人文易」，使之與「民族魂」相聯繫，並藉以批判啟蒙理性，特別是工具理性。他指出：「人所面對的理世界，既有理性（工具理性）所認知的實然之理，也有心靈（價值意識）所感悟的應然之理。兩者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繫，但卻永遠不能互相代替……『剛柔相錯』所展示的『天文』，屬於工具理性所認知的客觀物象及自然知識的實然之理，但人總是按一定的社會需要和價值理想去『觀天文、察時變』，其目的和意義便離不開人文意識中應然之理的指向；而作為人類文明的根本標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論重心，構成『人文易』的豐富內涵……內蘊於民族文化深層中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動力，是民族傳統中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可以長期影響乃至支配一個民族的普遍心理素質和文化走向。」[]
蕭先生髮揮了王船山《周易外傳》中「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的思想，肯定人與天地的貫通，並在此基礎上認同儒家的人禽之辨、華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
蕭先生通過對唐君毅哲學的討論，肯定以人的道德理性、精神自我來界定人的本性、本質，旨在超越物質現實與自然生命，反對自然主義、功利主義。蕭先生肯定唐君毅，「首先是道德自我的建立……確立了自貴其心的個體獨立人格及其自覺追求真善美等理想的價值，反對了重物輕人、重外輕內的各種拜物教及人的異化，且與梨洲、船山同調，高揚耿介不阿的『豪傑精神』。其次是人文精神的闡揚。這是把道德自我作為精神主體的合乎邏輯的展開，歷史地總結中西人文思想的成就和異同，肯定了中國文化（包括哲學智慧、道德理想、藝術精神、人格境界、宗教意識等等）的精神價值，提出了通過中西文化的洞察和返本以開新，展示未來人類文化（自由、民主、和平、悠久等人文理想）的前景，並寄望於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發展能夠融攝西方之科學、民主與宗教的精神精華，以創建一理想的人文世界。以上兩個層面，頗與傳統的內聖與外王、明體與達用、成己與成人等致思程序相應。最後是文化價值的哲學升華。這是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系統反芻，對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的進一步了解之後……將哲學系統擴展為以整個生命存在和心靈活動為基礎，對人類文化的各種價值形態，對人類哲學的各種義理，進行哲學心靈的遍觀和升華，即其最後完成的『心有三向』、『心通九境』的系統理論……」；「約而言之，從道德自我之建立到人文精神的闡揚，再進到文化價值的哲學升華，圍繞著人，開展出人生、人心、人性、人格、人倫、人道、人極、人文的多層面慧解……君毅之學，人學也。」[]我之所以長段引用以上原文，是因為蕭先生借解讀唐君毅的哲學闡揚了自己對「人」的全面、多樣的理解，這種理解當然超越了西方啟蒙時代對人的理解的褊狹性。
蕭先生對徐復觀思想的闡揚，重視其對周初「憂患意識」的抉發，指出：「這種人文精神，以『敬』為動力，以『德』為目標，以『成己成人』的社會義務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應盡之責，因而是一種自覺的道德理性……認定性善說是通向人的終極價值和安身立命的橋樑，是確定人的尊嚴和人與人相互信賴的根據。故由『性善』說可以推廣為『仁政』說，確定人民的好惡為指導政治的最高準繩，即中國思想史中以道德主體性為基礎的最高的民主政治精神，只是缺乏民主制度的構想。」[]蕭先生特重徐先生對傳統思想資源，主要是儒道資源中的自由精神、人格自由的詮釋，最後指出：「他（指徐復觀，下同）在孔孟儒學中發掘出道德自律與人格獨立的主體性原則，他在庄學、玄學中又發掘出審美觀照與藝術自由的主體性原則。他既肯定人不僅是道德主體，而且是藝術主體，也就承認了主體的多元化，人還可以作為獨立的認知活動的主體，政治與經濟活動的主體，科技與宗教活動的主體等……他力求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體自由的精神，高度自覺的憂患意識，不為物化的人道之尊。這是現代化價值的生長點，是傳統與現代化的接合處。」[]蕭先生在對徐復觀的討論中包含有如下思想要點：人是全面的人，具有多元主體性；具體的現代人可以通過學習傳統儒道思想資源，吸取「不為物化的人道之尊」；而且說這就是現代價值的生長點，是傳統與現代化的「接合處」。
蕭先生多次談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缺失、弱點，人對自然與超自然的敬畏等，他不僅重視人文，尤其尊重、重視天與天道，尊重、重視地或自然，重視天地與人的貫通，重視世界上與本民族之大的宗教傳統，全面理解個體人與天、地、他人、萬物的關係，自身身體與心靈的關係。因為在中國哲學文化中，儒釋道資源中，人文不與宗教、自然、科學相對立。由上即知，蕭先生的現代「人論」是很豐富的，這才是「人」的真正的「再發現」。
四、蕭先生的啟蒙：既走出中世紀，又走出現代性
康德是在啟蒙運動與宗教改革之後，在當時的德國而不是法國的背景上談啟蒙的。康德所謂「啟蒙」即人要有勇氣擺脫不成熟的狀態，勇於自己去運用自己的理性。康德哲學包涵有人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看法。[]啟蒙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理性的普遍性的高揚。啟蒙理性與科技的片面發展或所謂現代性帶來人的異化，人的整全生命的被肢解，人變成了理性的工具，人變成了物化的對象，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主體，人喪失了自己的全面性。
針對康德「什麼是啟蒙」的問題，福柯在二百年後解釋，啟蒙即是「出路」。蕭先生也是主要探討「出路」的。據韓水法研究，這種解讀意涵著：「啟蒙既不是一個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純粹的運動，也不是人類的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一個族類對另一個族類，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教化。每一個個體作為自為者都是啟蒙的主體；與此同時，每個主體對於任何一個主體都可以是，或者應當是一個批判性的主體……他本身就承荷啟蒙和驅動啟蒙。」[]
杜維明指出，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不同，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並不能把人擺在宇宙大化的格局中來討論，它只是把人當作一個與自然異化、與天道異化而獨立出來的一種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說，這種人的特點在於，為了得到新的經驗、新的真理、新的價值、新的成功，即使要出賣我的靈魂也在所不惜。無疑的，這樣一種精神表現為『以動力橫絕天下』，它雖成就了鬼斧神工，繁興大用，以至鑿鑿然不知其何所止境。但是它只是一種氣命之伸展和周納，而無托體之基，無精神歸路，其結果當然也為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胡治洪總結杜維明的看法：「西方『原子式』的個人主義、突出抗衡與制約關係的民主及工具理性和科學主義，即為啟蒙理念系統的核心與實質。這一系統發展出一種強勢的人文精神，但卻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排斥性的人文精神……」[]
如前所述，蕭先生對於西方近代以來的個人主義、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等給予了系統批判，對傳統人文精神與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精神的差別有系統的論說。
蕭先生的思想、精神中有顯隱之兩層，顯性的是「走出中國中世紀」，隱性的是「走出西方現代性」，這兩層交織一體，適成互補。我們對蕭先生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層。蕭先生主張「兩化」，「即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要把『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結合起來。」[]他批判了理性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生態災難與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歷史的虛無主義與道德價值的相對主義。他強調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當代中國倫理共識的重建，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化中國」的討論。
蕭先生也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明對話」，他一貫充滿了文化包容意識與多元開放心態，擺脫東西方中心主義。他說：「對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擺脫東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閉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認異質文化的相互交融」；「東方與西方有共有殊，東方各民族之間、西方各民族之間也各有同有異。」[]他主張尚雜、兼兩、主和的文化觀，在差異、矛盾、對立中互動。這些方法也包含著「走出中國中世紀」與「走出西方現代性」的兼有、差異與互動，一體兩面之交叉互動。當然，他的主要思路是，只有從現代性才能走出現代性。
綜上所述，蕭先生通過對文革的反省，針對國家、民族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建設的現實、緊迫問題，著力於西方啟蒙理性與啟蒙價值的引入，特別是發抉中國傳統中與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過功夫的明清之際思想家們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蕭先生是一位東方、中國的有底蘊的知識人，其論說啟蒙的時代又是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的開端，在現代性的弊病暴露無遺之際。在這種背景下，由這樣一位中國傑出的詩人哲學家，一位生命體驗特別敏銳的思想家來論說啟蒙，其啟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內容，而恰恰超越了啟蒙時代的啟蒙精神，包涵了諸多反思啟蒙或啟蒙反思的內容。他實際上有著雙向的揚棄，意在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恰好低估了蕭先生的思維水平與他的啟蒙論說的意義。
五、蕭先生學術的多面相與人才培養
蕭先生的學問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際學術思潮只是蕭先生的一個領域，絕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氣象，這當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論建構上與學術上的多面相。他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理論與歷史的功底，能融會貫通。他的理論貢獻在啟蒙論說、傳統反思、哲學史方法論與中國哲學史及辯證法史的架構等方面；他的學術貢獻在於他深度地、極有智慧地探討了中國哲學史的多個面相，在經學（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漢唐、明清、現代等斷代哲學史的研究上，他有創新見解，又開闢領域，培養人才，使之薪火相傳。
關於《周易》，蕭先生考察了易學分派，提出了「科學易」與「人文易」的概念，傾心於「人文易」，指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內蘊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時代憂患意識、社會改革意識、德業日新意識、文化包容意識等，重視反映人文意識新覺醒的近代易學。
關於儒家，蕭先生肯定了《禮運》大同之學，孟子的「盡性知天」之學以及分別來自齊、魯、韓《詩》的轅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學，申培公的「明堂議政」之學，韓嬰的「人性可革」理論「皆屬儒學傳統中的精華；而子弓、子思善於攝取道家及陰陽家的慧解而分別涵化為《易》、《庸》統貫天人的博通思想，尤為可貴。」[]他肯定《易》《庸》之學的天道觀與人道觀，指出：「所謂『至德』，並非『索隱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會倫理實踐中堅持『中和』、『中庸』的原則，無過不及，從容中道；這樣，在實踐中，『成己』『成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就可以達到『贊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體，尊德行，合內外，儒家的人道觀體系也大體形成。」[]蕭先生闡釋了儒家的儒經、儒行、儒學、儒治的傳統及其多樣發展，特重對儒學的批判與創造轉化。
關於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學的一般思辨結構（緣起說、中道觀、二義諦、證悟論），重視解析其哲學意義，對佛學中國化過程中極有影響的《大乘起信論》，對慧能，對《古尊宿語錄》，對禪宗的證悟論都作過深入研究而又有獨到的見解。
關於道家與道教，他對老子、莊子，對道家人格境界與風骨、隋唐道教、黃老帛書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舊作中曾寫到，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界「涌動著一個當代新道家的思潮，蕭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熱烈的理想主義者，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入世關懷。他在90年代倡導『新道家』，當然與他的際遇和生命體驗不無關係。他是一個行動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為入世和道的無為隱逸常常構成內在的緊張，儒的剛健自強與道的洒脫飄逸交織、互補為人格心理結構。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風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與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對儒、道的取向又確有差異。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對儒學的真精神採取寬容的態度，也不妨礙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濃烈的儒者情懷，他所批評的是儒學的負面與儒學的軀殼。」[]
關於漢至唐代的哲學，他對秦漢之際，對楊泉、魯褒、何承天、劉禹錫、柳宗元等都下過功夫。
關於明清之際哲學思潮，是他的專長。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這一思潮的全盤，把這一段哲學史作為一個斷代，作為哲學史教材的一編予以凸顯並細化，又特別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案。他是當之無愧的王夫之專家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家。
關於現代哲學思潮，他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諸流派及其他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方面，他對李達、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馮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方面，他對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徐復觀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還研究了梁啟超、劉鑒泉、蒙文通等學者的思想與學術。
他還開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較研究領域，支持了楚地簡帛的研究等。
蕭先生培養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的各領域繼續跟進他的開拓，予以補充或深化。他也鼓勵他的學生按個人的興趣向科技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傳播學發展。據個人不完全統計，他最早的弟子是許蘇民；他與李德永、唐明邦老師合作培養的碩士研究生有：童鷹、宮哲兵、董建橋、高廣、蕭漢明、蔣國保、李漢武、劉春建、吳方桐、李維武、黃衛平、舒金城、郭齊勇、鄧紅蕾、張鐵勇、柴文華、余金華、蕭洪恩、田文軍、徐水生、呂有祥、趙陽、梁雋華、何建明、李煉、李大華、鄭潮波、別祖雲、金光鴻、陳紅兵等。他培養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維武、郭齊勇、甘萬萍（肄業）、吳根友、徐水生、龔雋、劉惠文、鄧名瑛、劉澤亮、朱哲、李大華、閔樂曉、王仲堯、高華平、張志軍、鄧輝等。
蕭先生的精神遺產是非常豐富的，本文不免掛一漏萬。從以上我們簡述他的學術思想的諸層面與人才培養中，我們不難發現，他處處閃耀著活力與智慧，他的開拓精神，嘉惠學苑，啟迪後生，帶動一片。他常常說：集諸家之長，走自己的路。在學習諸家方面，他常常向教研室、博碩士研究生推薦國內外老中青學者的論著，充分肯定別人的成就，虛心向學術界的師長、朋友甚至青年學習。他的開放心態、博大氣象及貫通百家的學力，令人敬仰。他有很強的學習的能力，永遠保持著學術上的朝氣、敏銳與激情。他對學生重在培養、薰染、提升其學習與繼續學習的能力，引導他們健康地成長，認真地做人做事。
原載《哲學評論》
[]蕭萐父：《「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與許蘇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0頁。
[]蕭萐父：《易蘊管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14—115頁。
[]蕭萐父：《易蘊管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16—117頁
[]參見蕭萐父：《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見蕭先生主編的同名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9頁。
[]蕭萐父：《論唐君毅之哲學史觀及其對船山哲學之闡釋》，《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51—552頁。
[]蕭萐父：《徐復觀學思成就的時代意義》，《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99-500頁。
[]蕭萐父：《徐復觀學思成就的時代意義》，《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03-504頁。
[]參見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韓水法：《啟蒙的主體》，廣州：《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第113頁。
[]東方朔整理：《杜維明學術專題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04頁。
[]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162頁。
[]蕭萐父：《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66頁。
[]蕭萐父：《古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拓展》，《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67、466頁。
[]蕭萐父：《儒門之學片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94頁。
[]蕭萐父：《儒門之學片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98—99頁。
[]郭齊勇：《史慧欲承章氏學詩魂難掃璱人愁——蕭萐父教授學述》，載蕭漢明、郭齊勇編：《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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