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九一八：東北淪陷，少帥應羞見
再看九一八：東北淪陷，少帥應羞見
東風吹皺一池春.
北燕輕歌月下人.
淪是詩情心不老.
陷風雅韻意相親.
少小貪紅思采萼.
帥大愛綠意收箴.
應有詩思碧流長.
羞無夢化紅增新.
見山樓外見山斷.
提到九一八事變，就不能不提到張學良。在大家普遍的映像中，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的關係就是張學良尊奉蔣介石的命令不抵抗。但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九一八事變可以說與張學良緊密纏繞。事變前，張以無知者的無畏和自己都承認的無能創造和加速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而事變爆發後他又以軍閥的自私與懦弱違抗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將東北拱手讓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張學良就是九一八事變中國最大的罪人。
皇姑屯事件到東北易幟：中國得到最好外交環境
1927年，國名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奉軍敗退和中國統一趨勢震動了日本政府。首相田中義一急忙出兵山東，阻止北伐推進，而後多次開會討論張作霖與滿蒙問題。做出了 「萬一中國戰亂波及滿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權益之處時，不問其為中國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將對之採取適當措施」和 「對張作霖鐵路土地商租及違約問題繼續交涉」之決定。
田中這麼做是因為他認為在南北對抗不利，北伐軍大舉北上的形勢下，只要日本「馴服」有術，已經有點「不聽話」的張作霖仍會「回心轉意」。在他們看來這個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當的利用價值，仍然是華盛頓體系下日本攫取在華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選。
為防止或延緩革命軍的北進，日本外務省採取公開支持張作霖的路線，「讓張迅速返滿，以便維持東三省治安」，在此情況下，山本條太郎來到北京強迫張簽署五鐵路合同，張因日本有掩護他撤回關外且幫助阻止北伐軍出關的許諾，5月7日同意秘密簽署，5月13日簽了延海、洮索兩線合同，5月15日簽了吉敦延長線、長大線合同，這4條鐵路定於3個月後開工，吉五線則留待去奉天簽。正是這個留有尾巴且沒有換文的密約成為後來日本向張學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據。關於《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訂，山本條太郎曾得意地說：「這等於購得了滿洲，所以不必用武力來解決了。」
與田中內閣的打算不同，日本關東軍的打算是除掉張作霖，在東北製造動亂，於亂中建立親日政權。特別是《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車中隨張作霖的列車灰飛煙滅，令田中長時間來的努力頓時化為泡影。之後日本所有試圖讓張學良承認此條約的努力都相當於從0開始。
以田中為首的逼張派根本沒有料到關東軍真會幹掉張作霖。據田中義一的長子田中龍夫（原眾議院議員）說：田中首相接到這一情報時，正在吃飯，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憤怒地說:「陸軍干出這種事來，使我們的計劃化為泡影」。——豬一樣的隊友完全幫了倒忙，田中原本絲絲入扣的計劃頓時陣腳自亂。
而更加讓田中內閣被動的是「東北易幟」。
日本對於「東北易幟」南方國民政府的態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訪張學良的時候已經徹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達了這一立場，他說：「（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於同我國對抗。」
日本在東北易幟時間上的強硬（也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國的不滿，他們以日本干涉中國內政違反華盛頓條約，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壓力，日本在野黨也乘勢指責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田中內閣開始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在國際輿論的壓力和日本國內形勢的演變下，1928 年 11 月，田中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了對中國東北易幟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禮上，特向張學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認東北易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而很快，在田中內閣倒台後，濱口雄幸組建的內閣中，整個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華盛頓體系，對中國不干涉內政的幣原喜重郎再次擔任外相，新內閣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鄰之誼為當前一大急務」。東北的外交態勢進入最有利的環境中。
無能的代價：張學良浪費最佳外交態勢
在張學良面前的，是一個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濟南事件後的日益高漲的反日民族運動推動下，7月7日國民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掀起了收復國權運動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態言猶在耳「（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於同我國對抗。」、「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對。」
兩者之間是絕對的對立：日本追求的是保護已有的「滿蒙利益」，而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廢約」、「收復國權」則不能容忍日本的「滿蒙利益」。
可以說在這種態勢下，很多事情都「大有可為」。
東北易幟後的張學良集團，正好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但在財政、外交、軍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當的獨立性，正可在日、蔣間予以外交彌縫填補，以保證東北領土主權的安全：一方面擺出與日本可以合作的態度，使日不會因「滿蒙利益」斷然無望而鋌而走險，破壞華盛頓合約對東北進行直接軍事佔領——就是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那樣；另一方面則可利用外交態勢的改善，經由談判漸次回收被張作霖大賣特賣的權益。同時也給予幣原在「滿蒙利益」上實際交涉的「外交成果」，從而使其可以壓制日本國內的激進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圓滑、靈活的外交手腕。
而張學良恰好不具備。
張學良曾說：「我父親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幹這種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麼還能與日本合作呢？換句話說，我父親與日本人合作被殺了，如果我還和日本合作的話，那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嗎？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賣國賊」。
這段話實際上承認了其父張作霖的賣國賊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的是，他真正是因為「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這個才能。
對於接任其父的職務，張學良一直以自己資歷不夠推讓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時說：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惡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適于軍政大任。」
這話非推脫之語，而是實情。
張學良面對的政治變局比張作霖時代更加變幻莫測。而其需要面對的對手，無論是已經在東北獲得巨大利益的日本，還是北伐氣勢正盛的國民政府，都比張作霖一直要面對的對手更加強大和難纏。張作霖的死已經證明，他那種小聰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經無法應對，更何況連小聰明都沒有張學良？
而張學良麾下，又繼承的是瀕臨絕境、僅靠一點封建意識和死者餘威勉強維持的政治集團。
張學良由此從心底發出慨嘆：「我沒有我父親的能耐……我應付不了。」
沒能耐、應付不了——這是張學良的真心話。
於是，張學良的選擇，讓最好的外交態勢得到了最差的結果。
日蔣雙方在「滿蒙利益」問題上勢同水火已經人盡皆知，並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強硬」的民間呼聲。
關東軍倒是在1929年就已經明白地認識到張學良不願也無能作為的最終結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順召開的關東軍「情報會議」作出結論：張作霖死後，日本解決滿洲問題，除行使武力之外，別無選擇。
九一八事變不發生，東北不淪陷的可能，就這樣被張學良揮霍了。
無知者無畏：張學良的妄想和蠻幹促成蘇日聯手
20世紀2、30年代的東北是這樣一幅勢力格局。日本和蘇聯均在中國東北擁有之前條約規定的權利，兩大強國分南北將東北納入其勢力範圍，並極力排除有第三家列強勢力進入東北的可能。中國作為東北主權的擁有者，因為國力孱弱，只能容忍兩者勢力的存在。而美英等列強，雖然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卻因勢力沒有進入東北而無法直接處理東北事務。
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實力最弱的中國，應當持怎樣的立場呢？無論是與日蘇兩方哪一方結盟對付另一方，還是持中立態度以便利用日蘇雙方的矛盾，都是在情理之中的選擇。以當時中國的國力，一旦發生單獨與兩強之一的直接衝突已經是外交失敗了。
還能有更失敗的嗎？
有，而且這種最失敗的情況恰好就是歷史本身：張學良試圖靠自己打敗日本也打敗蘇聯——而且是同時翻臉。
這就是中東路事件。
東北地方當局損兵折將，實力大為削弱，但張學良獲頒青天白日勳章。這場衝突持續近5個月之久，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使用了重炮、坦克、飛機和軍艦等重型裝備，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成為中蘇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衝突，其結局對於東北的局勢乃至全國的時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29年7月，張學良派出武裝強行收回中東路。
1929年7月，關東軍參謀長石原莞爾提出以「世界最終戰爭論」為前提，武力佔領「滿蒙」的「石原構想」。
這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
中東路事件的另一後果，是日蘇聯手對付中國。原本在爭奪東北上利益對立的日蘇雙方，在面臨自己在東北的利益將被中國動用武力強行收回的挑戰時自覺聯手，站在同一立場上相互支持對付中國，這點上期《重讀抗戰》也說到過。兩強聯手對付一弱，東北的命運可想而知。
甚至，連九一八事變的形式，都與中東路事件有密切聯繫。正是張學良、蔣介石選擇悍然撕毀條約動用武力強行收回鐵路，讓華盛頓體系下講究遵守條約，在條約約束內依靠公開外交解決問題的列強全部站在了蘇聯一邊，抨擊中國。使得關東軍在設計九一八事變時特意設計了栽贓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依據條約獲得的南滿鐵路這一安排，試圖將九一八事變打扮成中東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輿論認為是中國再次撕毀條約武力收回鐵路，從而將侵略偷天換日成日本保護正當利益的合理軍事行動，而這個設計，在九一八事變初期，獲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從這個角度上說，九一八事變的導演，一半是石原莞爾，另一半，卻是張學良。
這一切，禍源居然都是張學良的「不自量力」……
張學良在回答採訪提問時說：「那後來有了所謂「中東路事件。中東[路]這件事，你那天問我是誰挑釁，換句話，不是人家挑釁，是我們挑釁。」
作為最弱的一方，直接向日蘇兩個強大得多的勢力之一挑釁從而挑起事端已屬匪夷所思。張學良究竟是如何想的？對此，張學良在口述史中直白地說明了：「那時候，可以說是我大膽的作風。當時我想要樹立自己的威權，總要把日本打敗，或把俄國打敗。那時，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自量力」四個字的自評可謂恰如其分地反映出1929年的張學良是個什麼樣的心態。也就是說，當時的張學良根本對日本、蘇聯有多強，自己的東北軍有多孱弱沒有一點概念，才會生出這樣的妄想。
對此，張學良回憶中東路事件時是這樣解釋的：
「我怎麼會跟俄國……因為那時我看，日本我們自己打不敗了，所以我的目標是要跟俄國打……我就想站起來……也是對日本一個表示，我敢打。」
為了向日本示威「我敢打」，張學良選擇了向蘇聯挑釁挑起事端，最弱的奉張集團選擇盤踞東北的蘇日兩強國同時翻臉。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只能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學良既不知己（奉張集團無論在蘇還是在日面前都是弱小），也不知彼。為了向日本現實「我敢打」而去挑釁蘇聯的下場只能是頭破血流。
對此，東北軍內部也怨聲載道：「有的說：『東聯孫吳，北拒曹操，乃策之上也；而今東抗孫權，北拒曹操，是乃走麥城之路也！』」
誰都明白的道理，對「不自量力」的張學良來說，是聽不進去的。即沒有能力，又沒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張學良，坐鎮東北這個各方利益錯綜複雜的敏感地區，結果只能是外交慘劇。
但，慘劇不僅僅是張學良的慘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莽夫變懦夫：嚇破膽的張學良抗命不抵抗丟掉東北
張學良能夠始終保持他「不自量力」的狀態，始終對日本保持那種「我敢打」的狀態，那麼，雖然他依舊是個缺乏能力，沒有自知之明的莽夫，但仍不失為抵抗到底的一條漢子。
但事實上，他不是。中東路的慘敗使他嚇破膽，他終於明白他的東北軍有多弱，而列強的軍隊有多強。
他的論調從此180度大轉彎。原來那個信誓旦旦，自信滿滿地「我敢打」、「想要樹立自己的威權，總要把日本打敗，或把俄國打敗」的憤青張學良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開始信奉「開戰必敗」。
既確信打不過，張學良又無權（外交權力已經上交國民政府）無能彌合與緩衝日蔣間源於「滿蒙利益」的對立，能夠做的，就只能嚴命部下「避免衝突」，以防「釁自我開」，從而給日軍動武的口實。而事實上，無論張學良還是蔣介石也都明白，日本離動武也就只有一個口實的距離，他們也因此同樣確信，當時不是對日開戰的好時機。
9月19日蔣介石到達南昌，得知事變發生後立即致電張學良。電報全文為：「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從此電看,蔣介石是從上海方面的信息來源得知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消息,可見所謂張學良於九一八之夜請示蔣介石,蔣命令不抵抗云云,均非可信。蔣介石此時只知日軍在瀋陽發動進攻,尚不知日軍已佔領瀋陽等地的消息。
由於東北易幟後奉張集團在軍事和財政、經濟各方面處於實質獨立狀態，張學良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其勢力範圍內的東北戰事的最終選擇。在這個會議上，蔣介石能做到的也只有調兵北上「助防」，以他的實際控制力，無論是明著命令還是私下勸諭張學良進行抵抗，實際上都是沒有意義的。這一點在接著的錦州事件中被充分證明。
換言之，無論蔣命不命令張學良抵抗，只要張學良決定不抵抗，最終的結果就是不抵抗，這也是無法推卸責任給蔣介石的。
對於不抵抗的責任，張學良晚年在回憶時也親口承認是自己的錯誤，不關蔣介石事。他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替張學良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張還回憶說：「從前許多學者的研究認為中央的國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內容並不是不要抵抗,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
事實上，在自己能控制的區域，蔣介石的態度是——武裝抵抗。
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23日,蔣介石批示：「應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
張學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認為以奉張集團的實力，開仗必敗，另一方面，卻視東北華北為奉系勢力範圍，列為禁臠，不願蔣介石勢力進入。這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心態：論守土有責，則強調必須全國支持，說獲得利益，則力舉奉系勢力。最終變成為保存奉系實力拋棄守土責任，將之推給蔣介石。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次請張學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會議,多數情況下張借口身體狀況、公務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當日軍向錦州進逼時,國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對日軍的進犯進行堅決抵抗。
儘管蔣介石、顧維鈞、宋子文等人以公情私誼,連連致電張,勸說「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告誡「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苦難,期能抵抗」。張卻我行我素,主張「不為瓦碎」,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比全國為玉,東北為瓦。於是東北軍錦州前線軍官聯名通電,指責「中央抗日能力,僅於一紙電文,數張標語,其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政治上理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1932年1月3日,張不戰而放棄錦州。蔣介石命令的在錦州的抵抗,由張學良演成不抵抗，丟掉了整個東北。
因此，九一八不抵抗的責任，無論從旁人分析，還是張學良自己認識，都毫無疑問在張學良身上。
嫡系與旁系的利益矛盾。這也是當時國民政府軍隊的弊端，這種弊端也一直延續到了解放戰爭之中。從東北軍貌似規建，實則自治；到抗日戰爭中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高級官員組織抗戰；再到解放戰爭黃維兵團等七大兵團。看起來聲勢浩大，實際上很難做到友鄰部隊相互支援，大多存了明哲保身的做法。我認為這是它存在的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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