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無奈」系列之四：一座城市的「計劃生育」

黎岩：北京正在經歷一場如同30年前計劃生育政策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在行政命令下對所有要素的全方位減少。

9月10日，在十里河一處已經斷水斷電的商鋪里，小李和店主用手機屏幕的微弱光線照著，艱難地挑選瓷磚。每次看到中意的款式，兩個人都需要把瓷磚小心地抬到陽光下，再重新判斷一次。

陽光下和黑暗中的色差很大，小李經常推翻自己的選擇，沒一會兒就已經汗流浹背。但是，他仍然充滿了幸福感，因為這已經是店鋪搬遷的最後一天。再過一天，如果想買同一個牌子、同等樣式的瓷磚，就要去店鋪齊整、燈光明亮的大型建材市場，價格至少貴出兩成以上。

家住朝陽的林阿姨和鄰居們，已經和一個賣菜的大爺私下約定好。賣菜大爺每隔一天騎著三輪板車到林阿姨所在的小區，帶著物美價廉的蔬菜水果。

從前年開始，小區周邊的三個臨時菜市都被取締。儘管旁邊就有兩三個大型超市，賣菜不可謂不方便，但是價格足以令人生畏——賣菜大爺的西紅柿四塊錢一斤，但是超市裡的西紅柿16塊錢三個。為此，林阿姨和鄰居們的代價就是要和城管捉迷藏，而且賣菜車只能在約定好的時間來。為了等到便宜的蔬菜，有時要影響到一整天的日程安排。

這樣的例子在現在的北京比比皆是。2016年全年，北京拆除建設面積達到3000萬平方米，而2017年的任務是至少拆除5000平方米，其中包括158個市場和物流中心。北京市民熟識的動物園、大紅門、天意、萬通、永外等批發市場將全部撤併外遷。

相當於每天18個標準足球場的拆除面積，所針對的大量是批發市場、菜市場、小攤販這種人們生活必須的低端商業場所。儘管政府會承諾建設新的經營場所來替代它，但是替代的同時還有一個相伴共生的詞：「升級改造」。

升級改造，直觀可見的就是經營場所更寬敞漂亮、證照齊全，但同時帶來的就是商家的成本上升，並最終將其轉嫁給消費者。這樣的生活成本上升已經體現在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環節。

南四環並不屬於北京的高消費區域，但那裡一家小區樓下的煎餅已經從前年的3.5元漲成現今的6元一個，豆漿5塊錢一杯。煎餅配豆漿這種再日常不過的早餐，價格已經超過10元。而如果想吃一份最簡單的豆漿……前提是，你能夠找到油條攤子。在經歷過疏解整治、治理「拆牆打洞」之後，很多早點攤都已經關門。在小早點攤前立一大鍋油，現炸現吃的油條只能成為人們腦海中的回憶。一些正規的早餐店仍然有油條可賣，但四五元一個的價格又殊不親民。

這一現實狀況符合最初的政策設定：通過疏解讓低端產業退出北京，通過整治使得環境齊整，而這兩項齊頭並行的措施最終達到管理層預想中的「提升」目標。屆時，得到提升的自然不僅僅是產業或市容，更有直接上升的成本。更高的地租、更高的人工費用、更高的物流費用，最終都會放到商品中，提高北京市民的生活成本。

與之相呼應的是，今年年底，北京的醫保就將與河北、天津通用。這項工作自2013年起就開始啟動，但一直見效甚微。直到2016年京津冀一體化成為大趨勢時陡然提速。

異地醫保通用的初衷是為了人們異地就醫更方便，而在後期提速後，一個不可公開言說的目的是，隨著北京疏解後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京籍低收入者也成為了疏解目標，無論是自身經濟承受能力，還是對於人口疏解數字的提升，讓一些收入偏低的京籍老人到河北、天津養老，都符合政策的既定目標。

然而，如果將這一目標公之於眾，毫無疑問將激起軒然大波。畢竟北京多年來處於京津冀三地的食物鏈頂端，京籍人員在三地中一直有著微妙的心理優越感。

始於2015年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時至今日已經成為北京的首要任務，兩年多的時間以來，效果已經顯現。金融街洲際酒店將在今年合同到期後改為寫字樓，而它只是「酒改寫」熱潮中的一棟。由於北京客流量的下降，酒店業已經多年處在虧損邊緣。2015年由五星級酒店改為寫字樓的新聞大廈，就在轉型當年實現了扭虧為盈。

但寫字樓也並不能長治久安。所有搬遷走的小商品市場、亟待轉型的虧損酒店業，都把目標對準了寫字樓。然而按照現有的疏解速度，北京的產業也在流出。對寫字樓需求的由增至減也將在未來兩三年內成為現實。

追溯到2016年一季度，北京仍然處在投資熱潮中。在全國經濟形勢低迷的狀態下，當季度北京新登記企業數量創下新高。然而這一數字卻被官方謹慎地保護起來。因為它不一定能向中央展現北京積極正面的經濟面貌，卻足以展現出北京產業疏解和人口疏散工作的執行不力。

時至2017年，企業註冊數量已經出現了實質上的增速放緩，而小企業存量隨著治理「拆牆打洞」時註銷執照，也出現了輕微的降低。

通常概念中，企業數字、就業人數、經營成本等能夠決定一個城市的經濟競爭能力和存續能力。而現在的北京，則幾乎是在主動地斷絕自己的經濟發展活力。對於這些後果，北京市方面並非毫無預計，甚至充滿擔心，但是又無能為力。

六月初，當一個位處二環內的小商品市場進入搬遷倒計時，兩個主管的市領導帶著商務委、所轄區縣的負責人走進這家市場，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購物者在瘋搶商鋪里最後的存貨。大到電器，小到針頭線腦，很多人買的並不是眼下必需的商品，而是四下囤貨，大包小包地抱著一堆針線盒、衣架。

看到這個情境，兩個主管市領導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而不為多數同行者所知的是，兩個人私下交換的感嘆是：市民想買點便宜東西太難了，一個城市變成這個樣子，真的好嗎？

而前不久，當一個市民通過市長熱線抱怨說自己只是想找到一個修車攤或者一家賣氣針的小店，能夠給孩子的籃球充氣，卻走了方圓三四公里而不可得的時候，處理來函的市領導批示說，要注意解決這個問題，讓百姓生活方便。

當這一意見轉到所在街區時，街道負責人不禁慾哭無淚。要到哪裡找到一家小店，符合各種證照要求，又會賣利潤比紙還薄的打氣針呢？這些原本正是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專利。

他把難處反饋到商務部門，得到的回復是：暫無解決之策，建議在街道辦事處買齊這些小東西，設立一個便民窗口。

從唯恐發展速度不快，到想方設法降低這個城市的資源聚集能力。從十幾年前的聚攬各方人才，到現在的把降低人口數字作為每個區要完成的首要指標，這個進程剛剛開始，但已經顯現出其堅決的態勢。作為接續者的通州和雄安已經眈眈在側。北京這座城市正在經歷一場如同30年前計劃生育政策一樣翻天覆地的革命。

30年後，計劃生育被證明是一項並非起到正面作用的政策。人口紅利迅速消失，生育率持續低迷，先後以放開單獨和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也未達到扭轉局面的效果……

對一個地方的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人的力量，同時伴以能夠將人固定在這個地方的產業或生活要素。而現在北京正在做的，是在最高行政命令下對所有要素的全方位減少，且力度史無前例。

不知要到幾年後，才能判斷出對一座城市的「計劃生育」的是非成敗。只是，希望能夠做出這樣判斷的時候，不要已經支出了過於慘痛的代價。

（黎岩，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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