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隊殺人魔鬼如何逃脫審判？美日達成秘密交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點燃了長達14年的侵華戰火。其中，日軍731部隊是日本軍方組建的細菌戰秘密部隊，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們慘無人道地用中國人、朝鮮人、蘇聯人進行活體實驗。不久前，日本NHK電視台播放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用真人錄音和採訪親歷者的方式還原731部隊核心成員，在中國秘密開發細菌武器並用於戰爭的歷史。NHK的調查挖出一個新內幕——731部隊殘忍實驗的背後，其實是各大學與日本軍方勾結的結果。然而，戰後日本和美國達成秘密交易，美國沒有起訴731部隊，使這些殺人魔鬼逃脫了戰爭罪的審判。

最近，日本NHK電視台播放了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片中特別揭露一個內幕，731部隊在中國所進行的各種非人道的「人體實驗」，是由日本軍方與各大學相互勾結，共同完成的。圍繞731部隊及其他細菌戰部隊，日本軍方、政府與大學及研究機構之間形成了密切的利益輸送關係。大學的學術研究因此偏離應有主旨，本應當治病救人的醫生就此淪為軍國主義戰爭機器上轉動的齒輪。

上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開始在中國秘密組建細菌戰部隊，而這很大程度上正是軍隊醫學專家們積極推動的結果。其中，被稱為「731部隊之父」、軍銜最高至中將的石井四郎尤其引人關注。石井四郎1920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醫學部，此後參軍，1927年獲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石井四郎熱衷於細菌戰，為此不惜經常往返於京都與東京之間，遊說軍方領導人。1928年至1930年，石井四郎得到軍方資助，前往歐洲「考察」，據說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受後來擔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永田鐵山少將指派，調查德國秘密研製細菌武器的情況。回國後石井四郎向永田彙報說：「我認為，研製細菌武器已刻不容緩。」

1932年，石井四郎得到軍方一筆巨額經費，在東京陸軍軍醫學校組建「防疫研究所」。1933年，他被派往中國東北組建細菌戰部隊即「石井部隊」，也就是731部隊的前身。除總部在哈爾濱的731部隊外，日本還陸續建立了總部在長春的100部隊、總部在北京的1855部隊、總部在南京的1644部隊和總部在廣州的8604部隊，這些部隊名義上研究「防疫與凈水」，實際上大肆從事各種生物細菌戰實驗和人體解剖。石井四郎調動自己在日本醫學界的各種人脈資源，鼓動醫生們加入731部隊。根據原731部隊幹部內藤良一的戰後供述，「日本幾乎所有的細菌學者均與石井四郎的研究工作產生了關係」。

在日本軍方推動下，1936年至1940年期間，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日本大學紛紛與軍方簽署秘密協議，由大學向731等細菌戰部隊輸送「研究人員」，負責軍方的「研究項目」，軍方則向各個大學支付巨額的研究經費。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年輕醫生們源源不斷地前往中國東北，731部隊「集中了當時日本各帝國大學的優秀醫學專家」。有資料顯示，該部隊至少包括10所日本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共計40餘名研究員，其中京都帝國大學11人，東京帝國大學6人。

為了細菌戰研究，軍方與日本大學之間開展了一系列權力與金錢交易。時任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戶田正三與石井四郎私交密切。在戶田鼓動下，該校在1936年至1942年期間，將派遣到中國東北的「研究人員」從36人增加至75人。其中一些研究人員原本拒絕，但後來受到醫學院乃至戶田本人脅迫而不得不從命。一本關於戶田的回憶錄中清楚寫明了他和一些軍方高級將領之間「關係密切」，共同推進「研究項目」。根據現存於京都大學檔案館的文書證據，731部隊與文部科學省之間有直接的「金錢交易」，由政府向研究者支付「細菌研究」的研究費用，如果教授的學生派遣到部隊，還將追加費用。其中一名教授的研究報告書顯示，軍方向其提供的研究經費按現在購買力計算高達2.5億日元。而根據原731部隊細菌研究部長川島清的戰後供述，僅1940年一年，軍方關於細菌戰的預算就超過1000萬日元，按現在購買力計算高達300億日元。

在中國東北，日本醫生們享受著高於部隊軍官的待遇，可以任意從監獄中提取犯人，在實驗室或野外「實驗場」進行活體解剖及各種實驗，獲得「實驗數據」，然後再送到日本進行研究。其中有人良心不安，但更多的人則以「為了科學」「為了國家」為名，在這樣的「研究環境」里心安理得地工作。有日本學者後來發現，1927年至1960年期間，至少有23名731部隊軍官憑藉著在部隊期間的活體解剖及實驗發表論文，其中不少人直接以部隊期間取得的「實驗數據」寫出論文，取得博士學位。為了掩飾罪行，他們在報告中將活人用「滿洲猴」「長尾猴」等來代替。

戰爭結束後，731部隊的軍醫們大肆「毀屍滅跡」，消除犯罪證據，不少人轉入地下「銷聲匿跡」。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內藤良一等人更拿著人體實驗和細菌研究資料，與美國進行交易，從而最終逃脫了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除少數人接受戰爭審判外，大多數與731部隊有關聯的軍醫和醫學專家戰後不久紛紛「復出」，甚至擔任要職。北野政次等軍官創建了日本綠十字血液公司，戶田正三升任金澤大學校長，有人擔任了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校長，日本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所長及政府部門要職等。還有不少人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高校醫學部擔任教授，甚至還獲得了日本乃至國際學術大獎。

由於731部隊相關人員戰後不少都擔任要職，戰時軍方與醫學界的這段醜惡的「曖昧關係」也很大程度上被「封存」了起來。上世紀80年代，學者常石敬一、作家森村誠一、史學家家永三郎等人曾公開著書揭露日本細菌戰歷史，也因此遭到右翼勢力的攻擊和威脅。基於對戰爭歷史的反思，戰後東京大學等日本大學曾通過決議，宣布「禁止一切軍事研究」，拒絕與自衛隊合作。但近年來，在政府推動下，日本大學紛紛跨過軍事研究「紅線」，參與防衛省的課題項目。安倍政權於2015年推出「安全保障技術研發推進位度」，撥出專項預算支持大學進行軍事相關研究。2017財年這一制度預算達到110億日元。因而也有不少擔憂聲音稱，這將使得軍方與大學研究機構「共謀」，讓研究偏離和平與人類福祉的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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