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中國悲情一天

最新 09-19

「九一八」，中國悲情一天

文李輝

柳條湖爆炸

日軍當年所立柳條湖「爆破地點」紀念碑。

日軍所立「爆破地點」紀念碑如今倒放在「九一八紀念館」廣場前。李輝攝。

站在柳條湖鐵路旁可以看到」九一八「紀念館。李輝攝。

1931年9月18日，中國東北。瀋陽通往長春方向的鐵路，即當時由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經過一個叫柳條湖(又稱柳條溝)的地方。夜10時20分左右，隨著一聲爆炸，硝煙騰起，平時不起眼的柳條湖，頓時變幻成一個巨大的陰影，把整個瀋陽籠罩。

這次爆炸，史稱「柳條湖事變」，後來又稱「九一八事變」：

攻打北大營。

正在被拆除的瀋陽北大營舊址一瞥。李輝攝。

夜間，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副隊長河本末守中尉，帶領六名士兵來到距瀋陽北大營七百米的柳條湖，將多包小型炸藥設置在南滿鐵路道軌上。十時二十分，日兵將炸藥引爆。東側道軌接頭處約有1.5米的鋼軌被炸彎，兩根枕木損毀。二十分鐘後，一列從長春開來的列車還是安全地駛過爆炸點，正點到達瀋陽車站。

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全紀錄》一書中關於這次爆炸的描述。從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後果並不嚴重。

在上海編輯英文刊物《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美國記者鮑威爾(John B. Powell)，和一批外國媒體駐華記者，在「九一八」後立即趕往瀋陽採訪。在日軍的島本少校陪同下，這些外國記者前往柳條湖爆炸現場採訪。根據自己的觀察，鮑威爾看出了日軍事後的現場偽造：

在現場，我們和一些軍事觀察員看到三具中國士兵的屍體倒卧在鐵路旁，可能他們是在逃跑時被擊斃的。島本少校說：「他們就在這兒引爆了炸藥，炸毀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鐵軌。」毀壞的地方已經重新修好，島本少校一邊說，一邊把三根新枕木和一節新鐵軌指給我們看。島本又提醒我們說，從那三個中國士兵倒斃的地點，可以看出他們是在逃跑時被擊斃的。但是，島本少校卻忽略了一個很小的事實：在那三個中國士兵的倒卧之處，居然沒有血跡!由於在進攻瀋陽的同時，日軍還攻擊了瀋陽附近的中國駐軍，所以弄三具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這兒，顯然是輕而易舉的事。

(《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186頁)

鮑威爾還寫到，後來一位隨國際聯盟派遣的李頓調查團來到瀋陽的美國專家，發現了日本人的一個更大破綻：

隨團同行的美國專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細查對了南滿鐵路的行車時刻表，結果發現一列時速五十英里的快車，就在日本軍方所說爆炸事件發生後的二十分鐘內，竟然通過了所謂被中國方面破壞了的鐵路路段!為了自圓其說，日本軍方推出了一名證人。該證人是那趟列車的乘務員，他證實說，當列車通過那路段時，他曾經感覺到「輕微的震動」。

(《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186頁)

顯然，柳條湖爆炸是由日本關東軍自己一手策劃的、後果並不嚴重的爆炸，但它卻成了攻佔瀋陽的借口。

幾個小時後，9月19日晨2時20分，美國駐華公使詹森(Johnson)從北平向華盛頓的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發去一封電報：

張學良元帥的顧問端納(Donald)剛才告訴我說，張元帥收到從瀋陽發來的電報說，9月18日晚十時，一小隊日軍離開軍營向瀋陽城東南方出發，並用步槍和大炮射擊東大營(進攻的應是北大營——引者)、軍火庫及城區，炮火每分鐘一發。約有七十名在東大營的士兵受傷。城區受損毀程度及傷亡人數不詳。端納說張元帥已命令全體在軍營的士兵藏好軍械不得還擊，並指出事件明顯是日本軍隊失控，日本領事當局無能為力。直到今晨一時仍有槍聲，在西門的日軍似已包圍城市。

(見《美國外交文件》第3頁)

十天後出版的《時代》周刊首次報道了此次事件：

《時代》報道「九一八」的版面。

在瀋陽城外，有人炸壞在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控制和守備區域里的一座鐵路橋。日本人指控是中國人乾的。中國人堅稱(許多外國觀察家相信他們)是日本軍隊自己炸毀橋樑以挑起事端。誰是肇事者並不重要。日本的反擊迅疾而果斷。日本軍隊從日本控制區出發，在裝甲車的掩護下進攻，完全佔領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將軍(日本陸軍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軍沿鐵路進攻，實際佔領了南滿鐵路長達六百九十三英里地帶的所有中國城市。二十四小時內，日本已實際控制所有南滿地區，軍艦也滿載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的青島登陸，這裡原是德國的租約港口，日本於1914年佔領過，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之後才歸還中國。

(《時代》，1931年9月28日)

1931年10月12日《時代》封面：日本幣原外相。

隨後《時代》另一期刊物報道說：

1931年10月19日《時代》刊登的日軍在中國分布圖。

現代東方史專家克羅斯(Upton Close)上周經西伯利亞鐵路從北平抵達莫斯科，他告訴《紐約時報》記者：「在瀋陽的外國人認為日本人的進攻是有預謀的、在未受到挑釁情況下採取的相當堅決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國軍隊中造成恐慌和混亂……日本人靠扶植奴顏卑膝的中國人組成傀儡政權，欲將滿洲和內蒙古殖民化……當我離開時，瀋陽幾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關閉了銀行和東北大學，大量中國人已經逃離。」

(《時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佔領圖被簡明地勾畫出來。瀋陽被佔領，東北大部被佔領，一切都在幾天內完成。中國又一次的災難開始了。

再來看看美國駐中國公使詹森的報告。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給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髮去一封電報。作為外交官，在事件發生之後的幾天時間裡，他根據從各方搜集到的信息進行分析，確認日本的這次行動是早有預謀的。他所講述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歷史細節：

……到東北旅遊的人士告訴我，在過去兩三周中，日本軍隊已經進行晝夜模擬戰的作戰行動，行動地區在南滿鐵路沿線居民點，範圍自長春至遼寧，日軍用空彈演習。英國公使曾到長春一行，他向我講述演習模擬戰是在火車站附近進行的，那時他正在兌換錢幣，當時演習引起了很大騷動。住在旅館的客人說，日軍在演習時進入旅館找到空房間便在那裡架起機關槍，放在窗戶前或在屋頂上並立即開槍，騷擾百姓。我相信這些機關槍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居民習慣於日軍的晝夜行動及機槍和炮聲。

……

我認為如果相信這些事實——僅僅是破壞路軌便可以保證其佔領滿洲，或默認上述一系列事件是偶然發生的，而不顧這些事件已涉及廣大地區包括長春、牛庄、安東、溝幫子及葫蘆島等地的軍事佔領需要參謀工作而不是臨時湊成的事實顯然是荒謬的。此外，據我們所知，日軍司令部當時便立即從旅順轉移到瀋陽。

……

據我了解，日本軍人相信這些行動是必要的，是為了恢復皇軍的聲譽。十天前，中國政府顧問福開森博士(Dr. J. C. Ferguson)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個月內佔領滿洲。我也曾聽聞許多類似的傳言，然而我不願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計劃預謀的。

(《美國外交文件》，第4—5頁)

七十多年後，再讀詹森的報告，襲上心頭，一陣悲涼。

不應有的現場缺席

重溫歷史，不妨看看「九一八」當天，中國重要人物的現場缺席。

在中國的重要人物中，本應在瀋陽現場出現的當然是少帥張學良。

張學良的總部還在瀋陽，但海陸空軍副總司令的行營卻設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貴賓，蔣介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約閻錫山、馮玉祥，以防他們東山再起。1931年5月，張學良由顧問端納陪同前往南京，參加國民大會，以僅次於蔣介石的地位而備受關注，此時的他才三十一歲。

日本佔領張學良的兵工廠後修建的建築一瞥。李輝攝。

張學良的兵工廠舊址一瞥。李輝攝。

在準備回瀋陽時，張學良卻在北平忽然身患傷寒，高燒多日，只得住院治療。這一次，張學良未能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瀋陽。他當然不會想到，從此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

1931年9月18日這天，張學良人在北平。傷寒雖痊癒，但身體尚需調養，他仍住在北平協和醫院的病房。《端納傳》這樣敘述張學良這一天的活動：

《端納傳》書影。

九月中旬端納趕回北平，以確定少帥是否返回瀋陽。他發現他的病情已好轉。1931年9月18日是滿洲和中國其他地區完全統一的一周年(應是中原大戰結束一周年——引者注)當天下午，少帥離開了醫院。晚上他和端納在英國公使館赴晚宴。宴會後，張還去劇場觀看中國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的演出，端納回家去了。

(《端納傳》，第271頁)

突變發生了。正在前門中和戲院欣賞梅蘭芳演出的《宇宙鋒》的張學良得到報告，稱瀋陽有急電來，他來不及與人辭別，就匆匆趕回醫院。

失去了回到瀋陽的機會，也就失去了對瀋陽的直接控制。可惜，他不在現場。

蔣介石更不可能在現場。9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他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對中共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瀋陽發生突變，張學良向南京中央政府發去急電時，蔣介石的輪船正行駛在長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軍艦抵達湖口時他得知消息。蔣介石欲親自指揮圍剿紅軍的部署，又一次被突發事件所打亂。兩天後，他匆匆趕回南京，處理更為緊迫、也更棘手的國際衝突。

日本當然了解蔣介石和中國的情況，在他們看來，在國內局勢已令蔣介石焦頭爛額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無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擊的。正因為如此，日本隨後才敢公開蔑視中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對中國以及國聯持強硬態度。

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時代》，選擇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作為這期雜誌的封面人物。

中國面對的是一個軍事強國。以蔣、宋夫婦為封面的這期《時代》雖以「黃埔」為題報道中日之間可能爆發戰爭，但他們列舉出雙方的軍事力量數字似乎又在告訴讀者，如果開戰，這會是一場實力對比十分懸殊的戰爭：

日本正規軍兵力為210，880人，其中一萬五千名日本士兵上周佔領了滿洲，日本受過訓練的公民已被徵兵，準備換上軍裝，總數達一百七十五萬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國無法比擬的海軍，總噸位達到798，394噸，中國整個海軍(六十八艘)的總噸位還不如一艘英國超級無畏級戰艦(40000噸)。日本對中國戰鬥力的看法，由東京的一位政府發言人表達出來：「如果中國向日本宣戰，我們完全不必考慮。」

(《時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國在危難中。

關玉衡遠去的身影

關玉衡。

關玉衡畫像。

當我們今天回顧「九一八」之夜時，不能不關注另外一個人——關玉衡。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歷史人物，9月18日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現在瀋陽。

論地位和聲名，關玉衡與張學良和蔣介石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他不過是張學良的一位級別不高的部下，時任東北軍興安區屯墾公署軍務處長兼駐科右前旗察爾森第三團上校團長。可是，他卻是歷史環節中至關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來臨之前的兩個多月時間裡，因他而發生的「中村事件」，成為轟動世界的令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焦點，日本關東軍也正是以此為借口策劃和製造了「九一八事變」。

在報道「九一八」時，《時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顯而易見，中日之間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熱愛和平、日益貧困的人民，對日益發展成功的軍事化鄰居的厭惡。這一仇恨在中國發現滿洲逐步被蠶食後愈發加深。在中國，到處都有日本的軍人。一年多來，整個滿洲也一直出現反日浪潮。上個月，日本陸軍的中村大尉離開瀋陽，前往勘察繪製滿洲內地的地圖。他帶有經中方當局簽發的許可證明，但對不識字的中國士兵來說，這不過是一張廢紙。中村大尉被作為間諜逮捕並處決。

(《時代》，1931年9月28日)

日軍參謀本部的間諜中村震太郎（左）和退伍上士井杉延太郎（右）。

中村，即日本關東軍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離開瀋陽應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們化裝成平民，前往滿洲西部與內蒙古相鄰的興安嶺一帶勘察地形，《劍橋中華民國史》說這是日本在為與蘇聯作戰而做準備。在完成任務返回瀋陽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墾軍第三團士兵抓獲，間諜身份暴露，隨後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並將屍首焚燒。關玉衡隨後將具體情況向上報告，在北平的張學良得知後，立即電令關玉衡「妥善滅跡，做好保密」。(參見《「中村事件」真相》，內蒙古新聞網)

中村等人被處決的實情，最終被日方獲知，並以此向中方施加壓力。圍繞中村事件的外交風波一日日向戰爭的邊沿演變。起初，張學良並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長王正廷的電報中說：「關於中村大尉事件，調查結果，該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張之遭難區域，虐殺自為無根之事實，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調查時，請即以義嚴詞正，委婉拒絕。」(《張學良文集》，第174頁)不僅他如此，一些中國輿論也持相近態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錢亦石著)仍這樣認為：

所謂中村事件，只不過是一個微乎其微的問題，中村是日本大尉階級的軍人，由日本參謀部派往滿蒙調查地理，進至僻地而告失蹤。據長春通信：中村變裝華服，前往洮南一帶，實行秘密調查，日往來於深山長林之中，一日遇胡匪三十餘名，以其身穿華服，疑為軍警偵探，遂至失蹤。他是潛往中國內地調查，預備作侵略計劃的，其失蹤與否，我國當然不能負責。中村大尉即或為胡匪殺害，亦屬咎由自取。

(《中國近代史》，第234頁)

但在1931年9月初，迫於各方壓力，張學良態度開始軟化，他似乎感覺到了事情的複雜性與嚴峻，他再也不能輕視日軍咄咄逼人的威嚇。9月4日，在給留守瀋陽的官員的電文中，他的語氣有了很大轉變：

接湯爾和電，言日方對中村事件表示極嚴重，謂我方有意推諉，日陸軍方面異常憤慨等語。已復以此真相實在不甚悉，並非故意推諉，現正在調查中，如責任確在我方，定予負責者以嚴重之處置。如日方對此案有何舉證，極所樂聞，以為調查之參考等語。究竟此案真相如何，並與日方交涉之經過，希速詳復為盼。

(《張學良文集》，第174頁)

於是，在民間被譽為英雄的關玉衡，轉眼間即將作為「兇手」面臨懲處。這顯然是張學良不願做卻又不能不做的決定。據史料，關玉衡在東北講武堂曾和張學良有同學之誼，在張作霖時期曾任帥府駐京軍務處長，後調任東北炮兵軍參謀處長，張學良對他無疑是信任而厚愛有加的。

但張學良沒有想到「中村事件」會招致日方如此強烈的反應，壓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將關玉衡押解至瀋陽。對外公開說是已被憲兵司令部關押，但實際上被暗中保護，住在憲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劍橋中華民國史》書影。

關玉衡抵達瀋陽的時間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說)，他被帶去向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陳述經過。「但是太晚了」——《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說。日本關東軍的戰爭機器已經發動，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將不可遏止地籠罩瀋陽。

對於一個追尋歷史的人來說，在城市改造日新月異的瀋陽，要找到能夠觸摸久遠往事、引發歷史幽思的舊址已經很少。譬如北大營，僅存的最後一處遺迹——馬廄——不久前剛被拆除，當我找到舊址時，面前已是一片廢墟，只見一棵大樹孤零零立於其中。

日本當年駐瀋陽領事館。

當年日本領事館舊址如今已是一座賓館的一部分。李輝攝。

巧的是，走進我在瀋陽住的賓館，迎面所見正是當年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的舊址，而且建築保存完好，真是意想不到。對照老照片，外觀沒有任何變化。這是一幢兩層的老建築，中央是柱型門廊，綠色屋頂，西式窗欄，右側有一尖型圓頂閣樓，是明治維新時代西風漸進後在日本頗為流行的現代建築風格。

逗留瀋陽這兩日，每次進進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幾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關玉衡，想到房子裡面發生過的風風雨雨。

關玉衡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於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裝成紳士，躲過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車站，從那裡乘火車逃往北平。

24日八時，張學良在官邸接見關玉衡，笑容可掬地對他說：「你還跑出來了!」關玉衡說：「對不起您，誤了大事!」張學良安慰說：「六十多個外交案件，你這是小案件，沒什麼。」隨後，委任為帥府參議，月支五百元，住在西單花園飯店內。

這是許多年後，關玉衡的第三團當年所在地內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員馮學忠在《「中村事件」後關玉衡及戰友的命運》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來源何處，如果準確的話，可見突變之後張學良對關玉衡仍很厚愛。關玉衡後來參加了抗戰，1953年他回到了家鄉黑龍江牡丹江地區的寧安縣，曾被選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卻沒有他幸運，「九一八」後，被日軍抓獲並用釘子活活釘死，扔進牡丹江，老母因悲傷而雙目失明。

結局最令人悲切的則是關玉衡的部下、參與過處決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東北淪陷後，陸鴻勛1933年任偽黑龍江第三軍管區直屬炮兵中校隊長。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兒子從日本來尋找父親遺骨，陸鴻勛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將陸鴻勛多次審訊，嚴刑拷打，陸供出處決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內幕。隨即，日偽各大報在頭版醒目刊載：「謀害中村的殺人巨魁罪惡滔天犯陸鴻勛落網」的消息並附照片。後陸鴻勛竟被處以剮刑，零割肢體，為中村祭靈。(以上參見《「中村事件」後關玉衡及戰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