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清朝非常推崇董其昌的書法？

汪士鋐尺牘

清代前期書壇崇尚董其昌書風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愛好董書。科舉殿試是由皇帝主考，能寫一手皇帝喜歡的書體，在閱卷時的確能佔有優勢。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進士的那一科當屬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聞名，屢試不中，當時已經七十高齡，擅書法，與汪士鋐齊名，時稱「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識其書法風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舉一甲第一名（狀元），此科狀元、探花皆當時書壇名家，學董高手，一時傳為美談，並將清初崇董書風推向極致。

包世臣還將汪士鋐書列入「佳品上」。其實汪士鋐的書法師承並非董其昌一家，學董只是受到時風左右。在題《沈凡民印譜》中汪氏自述其學書歷程云：「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入都後，友人陶子師譏為木板《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再變學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顏家廟碑》額於壁間，觀玩摹擬。」作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卻尚慕篆、隸，書法觀念開始逐漸轉向碑派，在董風瀰漫的當時確屬難得的新聲。

再從汪士鋐的學術背景來看，這一轉變並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於考古，曾著《瘞鶴銘考》。《鶴銘》刻於江蘇鎮江焦山西麓崖壁，其書被譽為「神仙之跡」。因以干支紀年且撰書人僅具字型大小，故其作者與鐫刻年代歷來眾說紛紜，大要在晉唐之間，而以南朝梁說較為通行。此銘嘗崩入江中，人鮮有知者。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蘇州知府陳鵬年與汪士鋐等命工起殘石於江中，剔垢得銘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殘缺。殘石經綴合複位，於焦山定慧寺大殿左側建亭儲之。汪氏所著《瘞鶴銘考》即以鵬年所出石本為圖，列諸卷首，備采昔人之論，並引張弨《瘞鶴銘辨》折衷之，搜羅匯考頗稱詳盡。碑派書法經典--《鶴銘》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說明清初書法由帖學轉入碑學之過程是漸變而非劇變。

今上海圖書館舉辦明清名家手稿展覽，出示館藏《汪士鋐致勉齋書札》一通，內容涉及借閱《鶴銘》善本之事。其後有張廷濟跋語：「陳滄洲（鵬年）太守出《鶴銘》於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蓋在是時。」此札書法雖無法擺脫董氏藩籬，但卻蘊藏著帖派向碑派漸變的思路，還承載著一段《鶴銘》運轉佳話，可謂集數美於一札，眼福！

汪士鋐《東坡評語》軸，紙本，行書，縱91cm，橫50.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釋文：余謫居黃州，唐林夫以書遺予，雲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右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汪士鋐。

下鈐「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鈐「秋泉」印。無鑒藏印。

汪士鋐 《節臨蘭亭序》立軸（1713年作）

汪士鋐 書法 立軸 水墨絹本

汪士鋐　行楷四言聯

汪士鋐 行書詩 立軸

汪士鋐 行書五言詩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號退谷，又號秋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會元，官中允。書法與姜西溟（宸英）稱姜汪。﹝姜宸英﹞得執筆法，書絕瘦硬頡頏張照，諸子莫及。曾題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友人譏為木板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趙孟頫﹞再變學褚得其瘦。﹝褚遂良﹞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顏家廟碑額於壁間，﹝李陽冰﹞觀玩摹擬而歲月遲暮，精進無幾。其書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勢，縱橫自放，而分間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瘞鶴銘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藝文志。卒年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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