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可聞:明史之趣
《明史》經過清代官方修史,不少明朝人的筆記也有選擇性記錄的傾向,所以,技術性地拼湊部分內容,就比較容易為各種觀點服務了。只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史料,也比較容易發現其中有不少疑問。比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成了暢銷書,立即就有潘叔明、許蘇民兩位學者寫了《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用》,陳梧桐教授在《明史十講》中還指出,黃仁宇提到胡宗憲說海瑞買了兩斤豬肉,而海瑞是回民,買的不是豬肉。海瑞在淳安縣懲罰胡宗憲之子的故事常被人引用,可是海瑞同時代,而且是同郡人梁雲龍所撰的《海忠介公傳》中說,那是鄢懋卿之子。
吳、丁易分別在1943年和1948年寫成了《從僧缽到皇權》和《明代特務政治》。丁易在序中說:「在那時想寫文章公開攻擊他們的罪行,是沒有辦法發表出來的,就想利用歷史事實繞個彎兒來隱射。」既然是影射,真實性打點折也就難說了。丁易英年早逝,而後來當了北京副市長的吳,則於1948年和1965年二次對原書進行了修改,試圖用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期,並將書名更名為《朱元璋傳》。然後,他又寫了《海端罷官》,於是,姚文遠寫了《評新編歷劇〈海端罷官〉》,終於,利用歷史為現實服務,又成了重大歷史事件。
朱元璋在《御制大誥三編》中說:「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家而沒其身家,不為之過。」不剝奪別人存在的感覺,不足以享受皇帝自我存在的優越。海瑞懂得如何活出存在感,所以「壬子(1372年)舉孝廉會試不第,即毅然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他也敢於罵皇帝,還要求對他有私恩的前內閣首輔徐階交出一半田產,甚至還說了一句名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萬曆十五年.序》說其書:「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但官場另類的海瑞,何嘗失敗?其他人也未必失敗。《海忠介公傳》說他臨終時,身邊還有「二媵四僕」,生活上,他也並不是極端不會過日子的人。存在是要被他人看見的,聚斂財物、炫耀地位、鬥狠爭勝,都可以顯示存在,最討厭的是那些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的人,他們總是不滿於現狀,而且因為學識上的努力,即便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仍能保持一份從容與自信。唯一的辦法就是肉體上消滅他們的存在,這也是朱元璋實行恐怖統治的需要。「白色恐怖」也好,「黑色恐怖」也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的恐怖,才是最恐怖的。
見有學者陳學霖的文章,為了說明朱元璋「開創大明帝國,當是國史上之豐功偉績」,對朱元璋的濫殺無辜,找出了一些相反的證據,試圖推翻原有的說法。比如徐一夔的被殺一事,作者從《始豐稿.上虞顧君墓志銘》顧氏葬於至正十九(1359)年 ,三十五年後徐一夔寫了這篇銘文,又從《杭州府志.職官表》中,考證出徐一夔死於朱元璋之後的建文二年。然而顧氏葬後三十五年仍然是洪武年間,徐一夔洪武五年任杭州府學教授,次年就受命去修《大明日曆》了,「書成後,要授他翰林院官,因患足病而辭歸。」即便他名義上仍然掛職,《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多少可信度?而且他提到的《始豐稿》中《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一文並沒有被收入,究竟怎麼說的也無從考證。還有蔣清(景)高被殺一事,明人黃溥《閑中今古錄摘抄》的原文是:「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罹表箋禍赴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1384年)開科取士,響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勛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 其中說的是兩件事,「洪武甲子開科取士」,並不是明朝那年才有科考。地方志上說蔣氏洪武九年死於任上,又沒有明說怎麼死的,憑什麼就說他不是被殺的?
也許,讀明代歷史之所以有趣,就在於它的撲朔迷離,需要自己去細細思考、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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