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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焦慮

情緒渙散,缺乏安全感,恐懼貧窮,害怕階級跌落,成為現在熱門討論的時代焦慮,最近看1865年出版的丹納的《藝術哲學》的時候,他在講述藝術的間歇寥寥數段勾勒出的19世紀的背景以及焦慮讓150年後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下面,我就把他的話摘錄一部分,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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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顯赫的社會並不持久,它的發展就促成它的崩潰。政府既是獨裁性質,最後便走上百事廢弛與專橫的路。國王把高官厚爵賞給宮廷中的貴族,狎昵的親信,使布爾喬亞與平民大不滿意。

這些人那時已富有資產,極有知識,人數眾多,不滿的情緒越高,勢力也越大。他們發動了法國大革命,在四年混亂之後建立一個民主與平等的制度,人人都能擔任公職,普通只要按照晉級的規章,經過試驗與會考。

帝政時期的戰爭與榜樣的感染,逐漸把這個制度推廣到法國以外,到了今日,除開地方性的差別和暫時的延緩,整個歐洲都在仿效。

在新的社會組織之下,加上工業機器的發明與習俗的日趨溫和,生活狀況改變了,人的性格也跟著改變。現在的人擺脫了專制,受完善的公安機構保護。不管出身多麼低微,就業絕無限制,無數實用的東西使最窮的人也享受到一些娛樂和便利,那是兩百年前的富翁根本不知道的。

此外,統治的威權在社會上像在家庭中一樣松下來了,布爾喬亞與貴族一律平等,父親也變成子女的同伴。總而言之,在生活的一切看得見的方面,苦難和壓迫減輕了。

另一方面,野心和慾望開始抬頭,人享到了安樂,窺見了幸福,慣於把安樂與幸福看做分內之物。所得越多就越苛求,而所求竟遠過於所得。

同時實驗科學大為發展,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來越大膽,信仰問題以前是由傳統解決了的,如今擺脫了傳統,自以為單憑才智就能得到崇高的真理。大家覺得道德,宗教,政治,無一不成問題,便在每一條路上摸索,探求。八十年來(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不知有多少種互相抗衡的學說和宗派,前後踵接,每一個都預備給我們一個新的主義,向我們建議一種美滿的幸福。

這種形勢對思想和精神影響很大,感情永遠得不到滿足,只是莫名其妙的煩躁,苦悶至於無可救藥。

這種人苦悶有兩個原因:先是過於靈敏,經不起小災小難,太需要溫暖和甜蜜,太習慣於安樂。他不像我們的祖先受過半封建半鄉下人的教育,不曾受過父親的虐待,挨過學校里的鞭子,經過在大人面前畢恭畢敬的規矩,個性的發展不曾因為家庭嚴厲而受到阻礙;他不像以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和刀劍,出門不必騎馬,住破爛的客店。

現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習慣,空氣的溫暖,使他變得嬌生慣養,神經脆弱,容易衝動,不大能適應生活的實際情況;但生活是永遠要用辛苦與勞力去應付的。

其次,他是個懷疑派。宗教與社會的動搖,主義的混亂,新事物的出現,懂的太快,放棄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斷,逼得他年紀輕輕就東闖西撞,離開現成的大路,那是他父親一輩子聽憑傳統與權威的指導一向走慣的。

作為思想上保險欄杆的一切障礙都推倒了,眼前站看一篇蒼茫遼闊的原野,他在其中自由賓士。好奇心與野心漫無限制的發展,只顧撲向絕對的真理與無窮的幸福。

凡是塵世所能得到的愛情,光榮,學問,權力,都不能滿足他;因為得到的總嫌不夠,享受也是空虛,反而把他沒有節制的慾望刺激得更加煩躁,使他對著自己的幻滅灰心絕望。但他活動過度,疲勞困頓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嚮往的「遠處」是怎麼一個境界,得不到而「說不出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這個病稱為世紀病,以四十年前(1820年代)為最猖獗,現在的人雖則頭腦實際,表面上很冷淡或者陰沉麻木,骨子裡那個病依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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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留下三個問題供大家思考:

1:他們那個時代的焦慮是怎麼解決的呢?

2:我們對他們的命運和焦慮如何評價?我們會關心,記得他們的生活嗎?

3:150年後,人們再看我們這個時代,他們會如何評價?他們會不會關心我們的焦慮以及命運?他們是否會再次陷入焦慮的輪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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