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萌歷史

談史論道，以史鑒今，

用潘金蓮的細膩與西門慶的任性為你講述古今故事。

蔣廷黻（音：服）

（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

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人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被稱為國民黨官員中「最知外交的人」。

按語：蔣廷黻先生是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不僅有學者的深思熟慮，也有政治上的實踐經驗。他的文字往往可以穿透歷史的迷霧，發人深省，這篇也不例外。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九一八絕對是日本悍然入侵中國的一次國恥。可是，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除了對「國恥」表示憤慨之外，還應該反思什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引發了九一八？

此文作於1932年。

假若九一八事件發生在別的國家——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想想這事件大概會怎樣發展。無疑的，一方面的發展是軍事的抵抗。又假若該國也像中國一樣不但無抵抗的能力，且也無抵抗的堅強意志——這當然也是不可能的——那又怎樣呢？最低限度，民眾團體，輿論機關，及國會代表要群起追究事件的責任和經過。政府呢，將不待國民的催迫，就會在國會裡發表負責的，附有證據的說明，同時又將不待國聯的調查，就會發表白皮書或紅皮書或藍皮書使全世界都能明了該事件的真相。這些口頭的或書面的說明，雖然不能完全是客觀的，科學的，縱使大部分是當局者為自己粉飾而委過於人的，總而言之，不待周年的國恥紀念，該國政府對於事件的官方觀，早已為世人所知了。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喪失東北的周年忌日了，而我國政府至今沒有這樣的說明。直到現在，關於九一八事件的遠因近因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存在。我們沒有國會，當然沒有國會記錄可尋找。但是我們的政府是對黨負責的；政府對當總應該有一個系統的報告。若是有的話，我是沒有看過，也沒聽人說過。至於各國外交部所慣有的色皮書，我至今沒有聽說我們的外交部關於九一八事件發表過。這是個什麼樣的政府？什麼樣的國家？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沒有多少人提出過，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這責任無疑是在日本身上，用不著追究。除非我們把整個東北送給日本，無論我們人民即政府怎樣對付日本，九一八事件是要發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佔領東北的。這幾乎是我們全國一致的觀察。我對此觀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無疑問；並且就是中日彼此間的責任明白了，我方事前預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問題的。

九一八的事件說是日本預謀的，因此是萬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籠統了。若指日本的軍人言——恐怕也還有例外——這話大概是對的。若指彼時的日本政府言，這話顯然是不對的。我們的證據是：第一，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前，日本顯然沒有外交的預備。國聯關於此事最初兩次的開會絕不利於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對的議案，理事會公然提出，毅然付表決，置日本的反對於不顧。倘九一八事件是民政黨內閣的政策，那麼，日本外務省事前必有一番的努力。縱使我們承認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於全理事會無一國家的代表對日本表同情。現在我們知道理事會間接限期撤兵的議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是歐西各國不明事件性質的嚴重；不然，他們也不會騎上不可下的老虎。這更足證明日本事先沒有外交的預備，間接證明九一八事件不是日本民政黨內閣的政策。第二，民政黨內閣的喪失政權及其最要閣員井上的被刺，皆足證明日本軍閥之不滿於民政黨及民政黨不與軍閥同道。第三，為防止事件之更加擴大，幣原曾同意於我方錦州設立中立區的提議，並對美國有不侵犯錦州的聲明。

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與之交涉東北懸案。我方除推諉外別無所為。據我所問，幣原曾向我國駐日公使表示中國應趁他在朝的時候與日本協議兩國關係根本的改造；他說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顧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後任者要的價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鬧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幣原這種勸告，聽說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說我國當局不接受幣原的要求就是錯了，因為就是民政黨也可提出我方絕不能承認的條件，但我們應該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對我們提出了沒有一種妥協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內容怎樣：我方的應付是簡直不與談判呢，還是雖起始談判，因雙方相差的過遠就中途停止了。這一段管家的經過，是公僕的政府應該向主人翁的國民報告的。

原來中日的外交，雙方均是感困難的。在我們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實施了高壓的手段，強奪了不少的權利，不能不叫我們仇視日本。但是我們的國家尚在統一建設之中。倘若這建設的中國式仇視日本的，必於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擊。這是顯而易見的。為新中國計，無論治本是親日或仇日，在過渡的時期不能不萬分努力以圖避免中日的決裂。就是不為國家打算，單為軍政界的領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為我可斷定，仇日的領袖或黨派，日本人決不讓他統一中國。至於說在近幾年歐美或有國家願以實力幫助一個仇日的領袖或黨派完成統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比說：甲午以後，或二十一條以後，中國對日本就只有報仇的政策。現在姑不討論這政策的根本是；我們要記得，普法之戰以後，法人仇視德國的情感當不在國人對日仇視之下，然而直到法國元氣恢復了，俄國聯盟成立了，法國在朝的當局無不盡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決裂。我現在要提出的責任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國外交當局，盡了還是沒有盡了他們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決裂。照我所知，他們不但沒有盡，簡直不知道大禍將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輿情之激烈相勸告者，當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別有證據拿出來，九一八以前外交當局的誤國之罪是不能逃的。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的宣傳集矢於東北地方當局。這自然有其作用。我們不可完全根據這種宣傳來批判我們的疆吏。並且我們還要記得：東北懸掛青天白日旗及積極修路築落，無論其原動力如何，總是走的路對。張學良氏近日有句話，大致說：「如張氏父子不愛國，那能有今天之禍變？」其實所謂愛國在今日英國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負國家大任者不能以「愛國」二字搪塞一切。據歐美新聞記者及外交官的調查，近幾年來東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壓迫和剝奪簡直不堪言狀。這般中立國的人士都說九一八以前的政權，就是為東北人民計，是不應該恢復的。憑良心說，東北我也曾實地去考察過，東北的地方行政，若拿關內來比較，只有比平均成績好，不會比平均成績壞。但這是因為東北經濟較為發達，一切行政的設施比較容易見功效。有了那種經濟的基礎，當局的人不能勵精圖治，只知窮兵黷武，鬧到財政破產，民不聊生；這責任除東北當局外是絲毫不能移到別人身上的。一國內政的好壞固然不能充作外國侵略理論的根據。但國際政治事實上論理的少，論勢的多。就現在國際大勢論，東北以往行政的成績可說是東北問題的致命之傷。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東北當局亦不能完全脫離責任。名義上雖為中央主政，事實上地方實左右之。據我所聞，推諉的政策與其說是中央所決定，不若說是地方所釀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麗人租地問題，地方當局亦未處置得當。三年以前中俄的衝突，表面上與九一八事件無關係，事實上確不少。從法理的立場看，中俄的衝突不能說是俄方負責的；從政治的立場上說，簡直不必多此一舉。當時軍事的經過，因為我們只讀受過檢查的報紙，還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歐美的報紙則無所忌諱。他們說蘇俄軍隊實際入中國境者不滿三千人；中國軍隊除一旅外，毫無抵抗能力。在滿洲里及海拉爾，中國軍隊不但沒有抵抗，且於奔逃之前，大事搶掠。衝突的結果是屈服於俄國的條件。最近英國輿論界領袖庫得斯氏發表一部大問題的中國。其論中俄衝突與九一八事件的關係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日本從此事件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軍隊，若以迅速的強有力的行動驅之，無不崩潰。中央及地方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外國可以以武力對付滿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對中國宣戰。······以時候之明論之，蘇俄的勝利，毫無疑問的，給了日本武人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滿洲的日本軍官。」

三年以前的中俄衝突的責任，雖在公文上中央已負擔起來，但照中國政治的實情看來，地方當局至少要負責一半。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當局者究竟均是人，還均是中國人。他們也免不了受環境和時潮的支配。我們近幾年來朝野所共造的空氣，一句話，就是虛驕自負。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否與慾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好像我們的敵人愈多愈好；自己讓自己的口號標語麻醉了，而美其名曰，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這九一八事件一發生，前日我們口號標語中所要打倒的，我們厚起麵皮來，求他們同情和幫助。當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們的主人翁——民眾——的意旨所作的。有這樣的民眾然後有這樣的當局。全國都變為開空頭支票的。好在還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國民眾尚是中古的民眾，所謂口號標語不過是中古人的符咒，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不要白過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們的當局和我們自己的責任。若是白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件還要發生。至於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她抱樂觀的。自從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軍閥，除為日本民族預挖墳墓外，別無所事。所可憂慮的，日本的失敗未見得就是中國的勝利。

——選自《獨立評論》第十八號（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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