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原罪（下）

——「進步」依然停留在紙面上

然而，美國真的在短短一代人時間裡取得了如此重大的「進步」？它的「政治正確」真的如此「令人髮指」？以至於它從一個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存在制度性種族歧視的社會轉變成了一個讓過去高人一等的白人公民如今處處受委屈的國度？

恐怕沒有人會相信這種說法。

當然，也很少有人會否認，過去60年里，美國的種族平等的確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對於這種進步是否達到了令人滿意的程度，不同族群的看法非常不一致。近年來，幾乎所有民調都顯示，美國白人總體而言認為美國現有制度是基本公正的。在關於種族問題方面，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項調查表明，許多白人受訪者認為種族問題得到了過多的關注。哈佛大學和塔夫茨大學的學者在更早前做的一項研究還發現，一些白人通常認為，相比於反黑人種族主義，反白人種族主義問題更嚴重。

不過，絕大多數黑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現有制度在設計上就有利於白人，不利於他們，實施過程中更是如此。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調錶明，約70%的黑人受訪者指出，黑色人種受到警察的歧視，但只有30%的白人受訪者持同樣觀點。在對種族歧視的親身感受中，大約35%的黑人認為他們曾因為種族和膚色而受到過歧視或被不公正地對待過，而持相同看法的白人和拉美人的比例分別為10%和20%。

很多黑人都認為現有制度在設計上就有利於白人，不利於他們，實施過程中更是如此

「大熔爐」的神話

客觀的數據或許比主觀的感受更能說明問題。

從幾乎所有可以獲得的經濟數據來看，如今非洲裔美國人的情況都要好於此前幾代人。但是，美國黑人經濟狀況的改善趕不上美國整體經濟和白人經濟狀況提高的平均水平。因此，黑人民權運動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經濟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

在教育方面，黑人和白人受教育程度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黑人與白人大學教育完成率之間的差距卻同樣也是越拉越大。50年前，25歲以上白人的大學教育完成率為10%，同年齡段黑人的大學教育完成率則為4%。今天，白人的大學教育完成率為34%，而黑人僅有21%，差距從6%拉大為13%。

在全美的收容救助中心裡，40%的無家可歸者是黑人。而據美國司法統計局的數據，美國聯邦、州和地方監獄關押人數的近40%為黑人，但黑人僅佔美國總人口的13%都不到。白人佔美國人口的63%，但白人只佔監獄關押人數的34%。

相反，在美國精英階層中，黑人的比例少得可憐。以矽谷的主要科技大公司為例，它們中的大多數非裔美國人占本土員工的比例低於5%。

……「大熔爐」是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一個主要特徵，但現在看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神話，真正的「熔爐」可能僅僅存在於白人內部。路透社與益普索集團所做的調查表明，40%的美國白人只與白人交朋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更加悲觀，75%的白人的社會關係網全由白人組成，僅有15%的白人擁有不同種族的朋友；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ReligionResearchInstitute)的研究結果則顯示，平均而言，一個白人每交100個朋友，其中只有1個是黑人。

……

「大熔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神話

因此，關於種族平等問題，公平地說，美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取得的進步幾乎全部都集中於法律層面和司法實踐中。的確，今日的美國已經不再有制度性的種族歧視，但這些「紙面」上的變化和成就並沒有取得太多的實際效果。或者說，這種制度上的進步沒有換來社會實踐層面的實際進步。白人與黑人在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明顯，甚至有增無減。他們的重重隔閡依然存在，如我在本文上篇中講到的，只不過從外在的制度隔離轉化為內在的心理隔離。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暴力衝突或許正是這種殘酷現實的體現，但更多的憤怒來自黑人。

「司法不公」與黑人騷亂

近年來，因白人警察在司法執行中針對黑人的「不公」引起的大規模暴力騷亂事件幾乎每年都有發生，它們也不斷刺激著「種族平等」這根牽動著美國「原罪」的敏感神經。

2012年2月，佛羅里達邁阿密市協警喬治·齊默爾曼(GeorgeZimmer-man)槍殺17歲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Martin)。齊默爾曼在事發六周後被捕，法院陪審團對作出無罪判定，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對其種族歧視的抗議和對審判不公的指責。3年後的2015年2月，美國司法部正式結束此案的調查，未對提起齊默爾曼仇恨犯罪指控。

2014年7月，美國紐約州史丹頓島上43歲的非洲裔人迦納（EricGarner）被多名白人警察用鎖喉方式拘捕，導致心臟病發死亡。紐約市政府與迦納家人達成結案協議，賠償迦納家人590萬美元，白人警察無一獲罪。

2014年11月，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一名白人警察向一名手持玩具槍的12歲非洲裔男孩開槍，致其死亡。在一年多的調查取證後，當地檢方宣布該警察屬於過失，免於起訴。

2015年4月，25歲的黑人弗雷迪·格雷(FreddieGray)在被警方羈押期間由於「無法解釋的脊椎損傷」而喪生。在他的葬禮之後，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爆發自1968年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遇刺以來最嚴重的騷亂，國民警衛隊官兵被部署到這個港口城市的街頭巷尾。當時的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對此感嘆，這是美國「緩慢發酵的危機」。

2016年7月，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25歲黑人退伍軍人邁卡·約翰遜(MicahJohnson)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槍殺5名警察後自殺。據報道，該槍手在死前曾向當局表示，他對近期警方槍擊事件感到憤怒，想殺死「白人」。為此，當時正在訪問歐洲的前總統奧巴馬提前結束行程，趕往當地善後。

2016年9月，俄克拉何馬州塔爾薩縣女警察貝蒂·謝爾比(BettyShel-by)槍殺身上未攜帶武器的40歲黑人特倫斯·克拉徹(TerenceCrutcher)，被控一級謀殺罪。

同月，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黑人基思·L·斯科特 (KeithL.Scott)在一所公寓的停車場遭警察布倫特利·文森(BrentleyVinson)的槍擊身亡，引發連續多日的暴力抗議。州政府因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請求國民警衛隊協助維持治安。

……

在所有這些案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2014年8月發生在密蘇里州弗格森市的事件了。

當年8月9日，手無寸鐵的18歲非洲裔美國青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Brown）被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DarrenWilson）槍殺。執法人員稱，在布朗的血液里檢驗出了大麻。他們還說，布朗被槍殺前不久曾從商店裡偷了一些雪茄。

這起案件所引發的空前騷亂使得僅2.1萬人口的弗格森鎮成為了全球焦點，並被視作美國種族關係問題的一面鏡子。

當地騷亂髮生後，州政府試圖動用國民警衛隊來平息。時任總統奧巴馬當時為此特意中斷休假，親自參與處理相關事務。奧巴馬敦促雙方保持鎮定，批評安全部隊過度動武是「不可原諒的」，並敦促抗議者採取和平行動。他還專門指示當時的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直接參与事件的調查工作，霍爾德對密蘇里州州長傑伊·尼克松提出了嚴厲批評，並認為地方當局選擇性地提供敏感信息。

弗格森三分之二的居民主要是黑人，但當地95%的警察是白人，市長和6位市議員中的5位也是白人，教育委員會的7名成員也都是白人。維權人士和抗議者稱，布朗之死是多年來當地存在的對黑人的系統性不公的典型案例。

3個多月後，密蘇里州的一個大陪審團決定對涉事白人警察威爾遜不予起訴。這一消息傳出後，騷亂驟然升級，當地當天至少有12棟建築物被點燃，其中多數被燒毀。示威活動也迅速蔓延到波士頓、紐約、洛杉磯、西雅圖、達拉斯、亞特蘭大等美國許多城市，400多人被捕。

人民在紐約時報廣場抗議弗格森事件

奧巴馬為此在白宮發表講話，懇求警方和抗議者都保持冷靜和剋制。他表示該案為美國帶來了「更大範圍的挑戰」。在許多社區，執法人員和有色人種社區之間依然存在「深深地不信任感」，「這不是弗格森的問題，這是整個美國的問題」。但他同時也敦促抗議者，「我們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決定要由大陪審團來做。」

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第二年的3月份，美國司法部在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中稱，密蘇里州弗格森的警察經常性地侵犯這座城市黑人居民的憲法權利。報告指責警方在多年時間裡過度使用武力，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攔截車輛。迫於聯邦政府對弗格森市提出的整肅要求，時任弗格森城市經理、39歲的約翰·肖(JohnShaw)、市級法官羅納德·布羅克邁爾 (RonaldJ.Brockmeyer)宣布辭職。

弗格森事件凸顯了美國警察執法中針對黑人的不公問題，它強化了許多人心目中的一個長久印象：白人警察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偏見。

數據似乎也支持這種觀點。

研究機構ProPublica對2010年至2012年之間警方開槍擊斃嫌疑人的事件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年輕黑人男性被警方擊斃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1倍。

聯邦調查局(FBI)的研究也指出，2005年至2012年，美國地方警察每年至少「合法」擊斃400人。在被擊斃的白人中，20歲以下的青少年佔比8.7%，這一比例在黑人中卻達到18%，足足高出一倍以上。每周平均有兩名黑人男性遭白人警察射殺，且美國警察對20歲以下黑人男性尤存偏見，占該年齡層被警方射殺身亡總數的56%。

這使得許多人對美國司法系統缺乏信心。

哈佛大學2015年4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49%美國年輕人認為美國司法系統存在種族和民族偏見。其中，66%的受訪非洲裔美國人稱他們對美國司法系統的公平不太有信心或者沒有信心，53%的西班牙裔美國人表達了類似的憂慮。這項調查還顯示，76%的黑人受訪者對警方進行的調查沒有信心，但超過一半的白人受訪者表示對執法機構的調查有信心。

許多人指出，警察部門的行為記錄——從黑人在羈押期間受虐待，到擾亂黑人群體中無辜民眾生活的攔阻搜身政策，以及在逮捕涉毒人員及判刑方面都表明，美國警察系統存在種族歧視現象。

針對法院的案件審理，許多黑人認為，陪審團成員的決定無法避免社會固有文化的影響，包括種族偏見。

近年來，在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等公民權益組織的推動下，「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LivesMatter)不斷高漲。上述這種看法得到廣為傳播，不少政治人物也接受了這個觀點。自由派民主黨人和人權活動人士尤其相信，「白人警察射殺黑人」已是一種社會病症。在2016年大選中，希拉里和桑德斯都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對這一觀點的認同。

然而，反對這種觀點的人不無道理地指出，更高比例的黑人被警察擊斃或被判刑入獄並不是種族觀念造成的，而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年輕黑人淪為罪犯的可能性比白人更大。

應該說，這也的確是事實。考慮到黑人整體上窘迫的經濟狀況、低下的教育水平、高達驚人的70%的非婚生子女比例（白人婦女未婚生子女比例僅有26%）……黑人青年的高犯罪率似乎的確是難免的。

此外，還有人通過調查指出，警察中的黑人和拉丁裔比白人警察更容易因為「誤判威脅」而開槍殺死嫌疑人。換句話說，大部分被警察殺死的黑人實際上是死於黑人、而非白人槍口之下。而且，無論警察來自哪個族裔，在所有警察遇害的案件中，黑人兇手比例最高。

然而，不管這些分析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正確或錯誤、客觀或偏見的成分，它們都清晰地反映出一個事實：今日美國社會中，黑人的境況依然糟糕。

弗格森案發生後，一位在丹佛的一個白人中上階層郊區長大的黑人青年感慨：他曾認為自己的種族並不重要，他可以「選擇不帶有黑人的那部分負面形象」，但弗格森槍擊案徹底打消了他的這種念頭，「當我走在街上，他們看不到我的SAT分數，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黑人。在我看來，大部分白人都沒有惡意，他們只是對此渾然不覺……」

也有人從另一個角度頗具洞見地指出，種族主義的本質已經改變。在如今的歧視中，階級歧視和種族歧視是糾纏在一起的。很不幸，黑人不僅膚色深，而且階級地位大多也低。

「我有一個夢」漸行漸遠

華盛頓林肯紀念堂東側兩層台階中間，有一個由長方形大理石鋪就的數米長的平台，正中的一塊大理石上刻著幾行字——我有一個夢，馬丁·路德·金，為了工作與自由，華盛頓大進軍，1963年8月28日。1963年8月28日，馬丁·路德·金就是站在這裡，向參加「華盛頓大進軍」集會的25萬遊行者和無數美國電視觀眾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演說。

每10個黑人中只有2人認為金博士的夢想已經實現

2013年8月28日，紀念那場偉大進軍50周年之際，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站在這塊大理石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那一刻，頗讓人萌生一種「美夢成真」的幻覺。

馬丁·路德·金之夢的核心是：人們不再以膚色，而是以個人品格來評價一個人。

在50年後，儘管有數十萬計的人們沿著1963年當年的路線再次走向國家紀念公園，但他們對於這個夢的看法卻很不相同。據《華爾街日報》和NBC News當時所做的一項調查，每10個美國白人中有大約6人認為美國已經實現了金博士的這個夢想。但是，每10個黑人中只有2人認為這個夢想已經實現。

巴拉克·奧巴馬成功入主白宮，一度被認為開啟美國政治的全新篇章。他曾被寄予了無限希望，包括幫助美國彌合根植于于歷史之中的種族對立。奧巴馬本人也著力將自己打造成後種族時代政治家的形象——他宣稱，自己是所有人的總統，既是黑人的總統，也是白人的總統。

然而，近年來的所有現實都表明，一位黑人當選美國總統意味著結束種族對立的願望只是一種美好的幻象。正如許多觀察家所言，自內戰結束以來，美國政治僵局從未如此嚴重，其中也包括種族對立。奧巴馬並未減輕美國的種族對立，有些人甚至認為，奧巴馬的當選實際上加深了種族分裂。

奧巴馬曾說，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根植於美國種族痛苦歷史的傷口是可以治癒的。但8年之後，以任何標準來衡量，美國社會種族極化程度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尖銳。一項調查表明，在他上任100天後，59%的美國黑人表示，美國種族關係「大體還不錯」。在他離任前6個月，這一比例下降至34%。

在奧巴馬留下的所有政治遺產中，或許沒有什麼比種族衝突繼續發酵更令他感到沮喪的了。

對弗格森事件的處理過程淋漓盡致地暴露了作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當前的種族危機中無所適從的尷尬狀況。

弗格森危機使奧巴馬面臨一個棘手的形勢。從政以來，這位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一直避免給自己貼上某個族群領導人的標籤，奧巴馬必須在尊重司法獨立和承認美國安全部門存在歧視態度之間尋找平衡。

但即使貴為總統，奧巴馬的操作空間也非常有限，他受到雙方的攻擊。保守派爭先恐後地嘲笑他無能為力以及打種族牌，而他們的對手則在指責他做得不夠。對一些白人來說，總統太「黑」了；而對一些非洲裔美國人而言，他還不夠「黑」。

對一些白人來說，總統太「黑」了；而對一些非洲裔美國人而言，他還不夠「黑」。

弗格森騷亂平息後，在接受美國黑人娛樂電視台的採訪時，奧巴馬講述了他與一群年輕民權活動人士在白宮舉行的一次對話。奧巴馬稱，他告訴他們，種族問題是深深植根於美國歷史和社會的問題，但美國已經取得了進步，並且「這令我們對取得更多進步感到有希望」。奧巴馬建議年輕人要堅持不懈，因為「進步通常都是逐步、漸進取得的」。

如今，這些美好的言辭都已隨風飄散。

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更是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他在競選和就職典禮上多次說到過，美國中心城市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犯罪肆虐，正在遭受一場「目無法紀」的「屠殺」，他一上任就將鐵腕回應。作為一位對大眾情緒有著本能的領悟能力的民粹主義者，他成功呼應了美國社會中愈演愈烈的兩極化趨勢。

更加令人絕望的是，在這種兩極化的時刻，目前的美國社會缺乏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機制，甚至看不到解決問題的真誠努力。

對於在貧困、高失業和高犯罪中掙扎的許多黑人來說，幾十年來形成的所謂「政治正確」不僅沒能真正幫到他們，反而用一套偽善的言辭遮蔽了問題，進而使之更加不可能得到解決。

如今的美國，公眾人物談及種族事物時都極端小心翼翼，如果一個白人公開討論黑人社區的高犯罪率，黑人家庭的教育問題，即使是同情的立場，也難免便被扣上一頂「種族歧視」的帽子；而且黑人所面臨的很多現實問題，不僅白人說不得，黑人內部討論起來也有風險。CNN主持人唐·萊蒙在他的節目中呼籲黑人族群應該對自己的一些行為進行反省，結果也招致猛烈批評，儘管萊蒙本人就是一名黑人。

每當發生事關種族問題的公共事件後，一些政客為了爭取選票，在情況尚不明朗時便不負責任地高喊「政治正確」的口號；一些媒體為了收視率，也刻意炒作誇大案件中的種族元素；連歷來將「學術自由」視為生命的大學和學術界也因此變得越來越不寬容，在左翼人士掌控的許多校園，許多與種族差別有關的學術研究和討論都因為政治原因而難以進行……

2015年初，在星巴克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HowardSchultz)的推動下，星巴克推出了一款上面印有「種族團結」(RaceTogether)的杯子。這項活動意在激起關於種族關係的對話，但卻出人意料地招致了強烈批評。舒爾茨在布魯克林長大，青少年時代過著貧窮的生活，靠著自己的努力打造了享譽全球的星巴克品牌。鑒於間年來美國種族關係的日趨緊張，他資助了全美許多城市舉辦過相關論壇和活動，鼓勵人們更多地討論種族關係問題。但星巴克咖啡杯的遭遇再次揭示了當今美國的最大怪狀：種族話題碰都碰不得。

實際上，就拿弗格森危機來說。在案件尚未調查清楚之前，許多美國人早就有了成見。一派認為，被擊斃的黑人是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的犧牲品；另一派認為，這名警察是英雄，卻將被獻祭於政治正確的祭壇。

政治與社會是一個相互影響和強化的關係。一方面，華盛頓政客們的毫不妥協是民意兩級分化的呈現；另一方面，華盛頓的政治撕裂又加劇了民意的兩極分化。

造成目前美國種族問題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要有效解決這一複雜問題，真正改善種族關係，需要客觀地分析這些複雜的原因，這首先就需要有自由的、充分的討論。

遺憾的是，在今天的美國，政治利益和政治觀念壓倒了客觀事實和對事實的深入研究。當不同的人群都懷著某種強烈的「受害者」心態去面對種族問題時，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和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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