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人之死與死於鄰人

鄰人之死與死於鄰人

文|西閃

書評人

耶德瓦布內（Jedwabne）是波蘭東北部的一個小鎮。「二戰」前，小鎮共有2500多名居民，波蘭人約佔一半，另一半是猶太人。多年後，一位居民回憶這裡，覺得以往的生活宛如田園牧歌，人們關係和諧彼此親近，幾乎都可以直呼其名。

然而就在這裡，1941年6月25日到7月10日，短短十多天時間裡，不僅鎮上的猶太人被屠殺殆盡，從鄰近地區前來避難的猶太人也被殺光。1600餘人遇害，只有10多人倖免，活到戰後的，僅有7人。

是誰實施了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也許有人會不假思索，「肯定是萬惡的德國納粹。」是的，如我們現在所知，納粹對猶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發生在耶德瓦布內的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歷史的迷霧籠罩了五十多年，直到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楊·格羅斯（Jan T.Gross）出版了《鄰人》（Neighbors），真相才得以呈現。原來，屠殺猶太人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的鄰居——小鎮上那些和他們做同學、聊家常、做生意的波蘭人。

楊·格羅斯在《鄰人》中講述了另一種大屠殺

看看「鄰居們」幹了什麼。一位倖存者證實，他親眼看到鎮上的波蘭人如何虐殺猶太人。暴徒衝進猶太鄰居的屋子，不分老幼，一律戕殺。他們的同夥則在屋外用手風琴和笛聲掩蓋婦女和孩子的哭聲與慘叫。另一群暴徒逼著兩位母親親手溺死自己的孩子，之後自盡。一位母親很快沉入水底，另一位在池塘里掙扎了幾個小時。圍觀的暴徒還建議她臉朝下沒入水中，這樣會死得快些。最終，看見孩子已經溺亡，「母親用力沉入水中，終於死去。」

大屠殺在7月10日達到頂峰。暴徒們挨家挨戶搜查，把餘下的猶太人集中到廣場一個大穀倉，澆上煤油全部燒死。有些孩子甚至被背對背捆成一束，用乾草叉架在炭火上燒。「大火後，他們用斧頭劈開未完全肢解的屍體尋找金牙，極盡所能破壞這些『神聖殉道者』的肉身。」

事後，未曾參與殺戮的婦孺偶有吐露真相。格羅斯發現，最兇殘最殘暴的歹徒中，最小的只有9歲。可見當時波蘭居民捲入大屠殺的程度有多深。因此，要解開這場大屠殺的謎團，兇手的說辭在某種程度上比倖存者或旁觀者更值得重視。

《鄰人》中文版封面

《鄰人》引用的主要文獻，大多來自暴徒們的證詞，包括戰後官方的調查材料、庭審記錄，以及嫌疑人的自我陳述。格羅斯注意到，儘管審訊由於各種原因敷衍草率，兇嫌們百般抵賴，且極少有人因此被捕，但在漏洞百出的遮掩之下，交叉的證詞反倒使真相更加冷硬立體。

當然，如果沒有直面真相的執著與勇氣，這些證詞只是廢紙而已。是格羅斯將它們梳理出來，致力解開三大問題：大屠殺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真相為什麼會被掩蓋這麼久？

汽車修理工卡羅爾·巴登（Karol Bardon）留下的記錄很有代表性。他以旁觀者口吻寫道，7月10日那天，他去工棚，經過猶太小伙萊溫被殺的現場。當時一個兇手指著屍體得意洋洋地說，他是用一塊大石頭砸死萊溫的。

一路上，巴登看到很多猶太人被集中到廣場。一群手持棍棒的波蘭人騎著馬，在郊外的田野和路邊搜尋逃跑者。晚些時候，當巴登再次返回工棚，他看到殺死萊溫的兇手和另外兩個同夥正在虐殺一個機械廠廠主。渾身是血的廠主向舊時的員工呼救，但是巴登出於害怕，徑直走開了。

巴登並非無辜的旁觀者。他沒有直接參与當天的大屠殺，只是因為那天他必須去德軍哨所修車。收工後，他從機械廠的庫房裡為暴徒們運出了大量煤油。這些煤油燒死了穀倉里數百名猶太人。

奇怪的是，在穀倉縱火案中，巴登是惟一獲判死刑的人——實際上，他也是這場大屠殺中惟一被判死刑的人。儘管在戰後遭指認的兇嫌多達92人，他們有名有姓，有家庭地址，卻只有22人被訴，最終獲刑的僅十幾個。難怪格羅斯不無諷刺地感嘆，比起逃脫罪責並無悔意的大多數波蘭居民，巴登有些「倒霉」。

與巴登形成對照的人叫耶日·勞丹斯基（Jerzy Laudanski），也就是那個年僅9歲的暴徒。一位老婦指認，就在7月10日下午，勞丹斯基告訴她，自己已殺死了兩三個猶太人，正在追殺別人。用石頭砸死萊溫和那名工廠主的主凶之一也是他。

1956年，24歲的勞丹斯基給政府寫了一封請求信。他稱自己是一個遭受不公判決的真正的愛國者。他把大屠殺的責任全部推給德國納粹，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波蘭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第二年，勞丹斯基獲得假釋。

納粹在耶德瓦布內大屠殺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格羅斯在書中援引不少一手材料說明，至少在這場屠殺中，德國人並非主導者。包括暴徒在內的目擊者也大多表示，當時入駐耶德瓦布內的德國佔領軍人數很少，且全程未參與對猶太人的屠戮，「他們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波蘭人如何虐殺猶太人的照片。」一個憲兵隊的廚娘還證明，一個暴徒跑到憲兵隊，要求獲得殺人的武器，被指揮官趕了出去。就她所見，德國人在這裡不僅沒有毆打過任何猶太人，甚至還救了三個猶太婦女的命。7月10日之後，耶德瓦布內的屠殺被德國人制止。一些逃走的猶太人返回鎮子，有些還在德軍哨所工作，直到後來被送進集中營??

格羅斯認為，這場大屠殺之所以發生，除了根深蒂固的反猶心理，還有多重的複雜動因。從1939年蘇聯和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到1945年「二戰」結束，波蘭先後被蘇、德侵佔。他們的統治對波蘭社會的摧毀非常嚴重，導致原先克制恐懼、偏見、仇恨、貪婪等內在衝動的社會規範蕩然無存，出現了道德淪喪以及「人際關係殘暴化」的恐怖局面。小鎮上的波蘭居民就是極端的例子。通過屠殺猶太人，他們「一舉多得」，宣洩對猶太人的仇恨，侵吞猶太人的財產，消除將來遭受報復的未知恐懼，更重要的是，順從或討好排猶反猶的佔領當局。

很大程度上，這樣的大屠殺並不「現代」。波蘭裔的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現象，沒有極富效率的官僚系統，沒有人們對工具理性的高度推崇，就根本不會發生。然而，耶德瓦布內的大屠殺不符合這一論述。那裡沒有德國納粹的反猶宣傳，沒有高效運轉的動員機制，也不存在理性至上的算計，波蘭人卻自發組織起來，殘殺自己的鄰居。所謂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理論只會妨礙對這一具體事件的理解。

當然，真正對這場大屠殺形成遮蔽的，還不是社會學家的理論，而是意識形態，包括當時波蘭社會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後來「冷戰」時期的主義之爭。它們把任何追尋真相的探討都變成禁忌話題，最終導致，沒有人真正面對事實，也沒有人被追究罪行和承擔責任。

相反，極少數正直的波蘭人，卻要在生活中承受鄰人的懼怕與憎恨，因為他們的存在意味著真相，是潛在的威脅。譬如維日考夫斯基（Wyrzykowski）一家，曾冒著生命危險把七名猶太人藏在家中，直到「二戰」勝利。但在戰後善惡顛倒的日子裡，他們的英勇之舉反倒成了抹不掉的污點，甚至延續到子孫。

格羅斯認為，小鎮里曾長期存在的兩塊戰爭紀念碑，就是善惡顛倒的象徵。它們像兩塊遮羞布，抵擋著真相、正義與良知。其中一塊，把1600名猶太人的死亡全部歸咎於納粹，另一塊則自相矛盾地說，有180人死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納粹和秘密警察之手，避而不談另外1000多猶太人是如何消失的。

《鄰人》成書於2000年，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響。三年後，波蘭政府宣布，經他們的調查，耶德瓦布內只有大概40名波蘭居民在德國納粹的「鼓動」下參與殺害了猶太同胞，且整個死亡人數絕非格羅斯說的1600名；司法調查結論稱，鎮上約有340名猶太居民遇害，其中約300名燒死在穀倉中，另外40名「死因不明」。

不久，波蘭檢察機關對格羅斯展開了兩次調查，尋找「誹謗波蘭民族」的書面證據。政府發言人還抨擊格羅斯的文字「在歷史上是不真實的，對波蘭有害的，侮辱性的」。直到去年他們還在討論，用什麼理由收回此前發給格羅斯的榮譽勳章。而格羅斯在媒體上不止一次發聲，稱波蘭歷史教科書上所謂「被捲入猶太大屠殺的當地民眾」，實際都是自願行事，他們殺害猶太人的數量多過納粹。

托尼·朱特在經典著作《戰後歐洲史》開篇對「二戰」期間迫害猶太人的問題做出了經典闡述

思想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是格羅斯的歷史學同行，也是他的摯友。他還記得，在《鄰人》寫作期間，他們並肩坐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外台階上的情景。格羅斯曾對朱特感慨，下輩子他一定選擇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史，因為那樣的素材美好多了。

此書中文版今年9月出版，這也是格羅斯第一次被譯介入中國。我拿到樣書，硬起心腸讀完後，完全能體會格羅斯的心情。直面人性的黑暗，不會讓人好受。然而就像朱特所說，即便格羅斯去研究文藝復興藝術，他也不會放棄追尋真相的責任。而歷史學家一旦放棄了責任，縱有再多優點，也稱不上是一位歷史學家了。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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