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苑書屋因出現盜版書被詬病，這個鍋該誰來背？

文/有毛僧

京郊的籬苑書屋被出版人曝出裡面有大量的盜版書，從而引發了文化媒體的熱烈討論。有人批評這是「偽公益項目」，有人批評這「打了讀書人的臉」。其實，這原本不是一件多大的事，被某公號曝光後，性質發生了不同的變化，顯得很嚴重而已。

籬苑書屋與公益項目應該拆分來看。這個書屋是設計師與地產商做的公益項目。搭建好基礎設施，從公益的角度，他們的工作就完成了。從設計理念、周遭環境、功能性設置來看，籬苑書屋是一個成功的公益項目，有足夠的文化內涵。

至於盜版書問題，這是管理方面出的問題，與設計師、地產商沒有本質的關係。籬苑書屋完工後交給當地村委會打理。村委會的人不可能有現代化的管理水平，更不具備識別和判斷盜版書的能力，產生類似的問題再正常不過了。

拋卻管理層識別盜版書的能力不說，廣大讀者捐贈書是否有意將盜版書捐進來，這個不好說。有，但未必是主流。如果想徹底弄明白這個問題，把責任追清楚，就有必要就盜版問題、出版本身存在的問題，進行一番深度的探討。

中國的圖書盜版始於何時？如果不做歷史性的分析的話，盜版真正走進老百姓生活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中國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們對知識高度饑渴，所以中國出版界迎來了黃金的十幾年。在這十多年中，印書如印鈔，很多人都發家致富了。

隨著出版市場的逐步開放，大量的民營企業湧現，越來越多品類的書被製作出來。中國出版界的體量很大，但也存在明顯的問題：第一、圖書是奢侈品，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消費不起；第二、圖書的數量與發行的到達範圍，遠無法滿足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有限的產量、高單價與無限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在改革開放之後十多年中，正規體制是無解的。唯一解決了這一矛盾的是盜版。豐富的品類，低廉的價格，成了盜版書的特點。盜版書也有幾個層級的分類：

A級盜版書：這類書是超級暢銷書，如當年余秋雨要發新書了，開機幾十萬冊這種。這類盜版書從品質上講，絕對不差。一般干這樣事情的是印刷廠。印刷廠拿到圖書文檔後，私自印刷一批，在新書上市之前，鋪向二渠道。余秋雨的書出版前幾天，一般都能在西安、銀川、昆明、成都等地大街小巷書攤、學校旁書店看到。書設計精美、文字沒有任何問題，當然價格也高。

B級盜版書：情況與A級差不多，一定是名家的新書。新書上市後，賣得很好。同樣是印刷廠，手裡有電子版，直接換個封面或沿用原封面就印刷了。然後找專人，通過專門的渠道進行銷售。這類書的文字也是沒有問題的。這類書的價格基本上是市場價的一半。

C級盜版書：同樣是名家作品，上市後，買來找人錄入。錄入的人一般都是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普通人，所以錄入的質量存在嚴重的問題。再者，為了省錢，幾乎沒有好的排版，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充滿了錯別字和排版的問題。紙很差，油墨也很差。這種方式同樣適用於暢銷又長銷的名著類，如四大名著等。這類書的價格大概在幾元一本。以這種方式做的教輔類書是論斤稱的。

D級盜版書：國外暢銷書的譯作。這類書之所以歸到D類，是因為太糙了。操作者找一幫孩子，用谷歌軟體做翻譯，然後找人統稿，隨後就開始印刷。書中存在大量的錯誤，質量最不保證。這類書的危害也是最大的。由於成本高、門檻也高，所以這類書的數量並不大。這類書的價格視作品不同，波動很大。

對於A、B類盜版書，普通讀者完全沒有識別的能力。A、B類盜版書細節盜得比較全，所以市場上幾乎無法分辨，更別說普通讀者了。這兩類書很賺錢，但針對的還是精英階層。真正對普通老百姓影響大的實際上是C類書。

70後、80後的童年、少年、青年時代，看的多數是C類盜版書以及被淘汰的B類盜版書。從專業角度看，除了品相差，裝幀次外，C類書的核心問題就是錯別字。當然，市場上很多C類盜版書的差錯率並不是我們想像得那麼高，尤其是針對學生的教輔類市場的書，所以根本不影響獲取知識。

有大量的農村孩子，在特殊的年代，是通過盜版書來獲取知識的。正版書簡直是奢侈品，每年過生日能收到一本書做禮物，都得高興好幾個月。從知識產權的角度講，讀盜版書的行為是不對的。但是，從現實的角度講，盜版書在知識普及方面的確做了一定的貢獻，儘管這個貢獻並不光彩。

很多當代人會認為，這是為盜版辯護，是無恥的行為。大家是否知道，中國的著作權類的法律是何時才頒布的？聊中國的著作權法律體系前，我們先看下版權相關的法律在西方的大致進程：

英國1710年4月10日生效的《安妮女王法令》被認為是世界上第 1部版權法，隨後版權法律的精神傳播到歐洲大陸。西班牙於1762年、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3年、德國於1794年、俄國於1828年也先後制訂了版權法令。

對中國來說，這類的法律意識直到1910年才覺醒，卻是偽覺醒。1910年，大清立憲運動期間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版權法，即宣統二年的《大清著作權律》。由於預備立憲是一場騙局，所以這個法律形同虛設。

中華民國時期，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分別於1915年和1928年通過了版權法。不過，中國持續的內戰與抗戰，讓這些法律不可能得到實施。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封閉落後，也沒有形成版權的意識，所以民眾對盜版的理解也不可能上升到知識產權的高度。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融入世界，同時出版進入黃金年代，版權問題成了特別重大的商業問題。於是，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兩年後的10月，中國加入了《世界版權公約》。

上世紀90年代我們才有了版權的概念，那就別指望改革開放後的十幾年，讀者、出版商、盜版商擁有所謂的版權意識。經過二十多年的教育，今天的中國人對盜版、知識產權等，都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不過，用今天的認識去規約二十多年前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跑進籬苑書屋的盜版書到底是誰的責任？筆者認為，這是中國知識產權發展史上的遺留問題，既不能讓捐書的讀者負責，也不能讓設計師、地產商來負責，更不能讓毫無分辨能力的村民也負責。與其討論誰來負責，不如想想如何改變籬苑書屋的現狀。

籬苑書屋的問題其實很好解決，筆者大致理了下思路，希望出版行的朋友多批評：

第一、從出版機構選出一批志願者，集中用一段時間，篩除所有的盜版書。目前藏書的體量比較小，很好解決。

第二、改革管理層，讓村民負責衛生、治安之類的工作，凡是涉及到圖書的歸檔、管理，建議由有一定資質的志願者來進行。圖書可以先過他們的手，審核後，再捐贈給書屋。

知識產權意識是需要時間來培養的。如今的中國人，與二十多年前相比，在知識產權領域已經非常敏感了。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轟動，就是因為這種意識的進步。同時，隨著電子閱讀的興起以及正版圖書的價格越來越低廉可接受，盜版書的市場已經無法與當年相比了。

筆者希望，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多想解決方法，少抱怨，也不要把矛盾志向錯誤的對象。願籬苑書屋有一個更好，更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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