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看錯了,大海其實是「紫羅蘭」色的
壹讀精選
荷馬在描述藍色的時候使用了兩個形容詞:kuaneos,描述的是藍色融入黑色的暗影;glaukos,指的是一種「藍灰色」,最經典的用法是在雅典娜的名號「glaukopis」中,意為「她閃爍灰色光芒的眼睛」。他對天空的描述是廣闊遼遠、星辰閃耀,或者如同金屬或青銅(因為它們恆久不變的特性)。洶湧的海水的色澤從「發白」(polios)和「藍灰」(glaukos)到深藍,到近乎黑色(kuaneos, melas)。平靜的大海則被稱為「紫羅蘭色」(ioeides)、「葡萄酒色」(oinops)或者紫色(porphureos)。然而,不論天空還是大海,從來不會僅僅是藍色。事實上,在整個古希臘文學中,你不可能找到簡單純粹的藍色大海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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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希臘人的詞典中,黃色奇怪地缺席了。黃色的各種變化,從眾神閃亮的金髮到琥珀色到發紅的火焰,全都被一個簡單的詞xanthos覆蓋。另外,Chloros一詞因為同chloe(草)有關,表示綠色,但也能表示一種像蜂蜜的亮黃色。古希臘人對顏色的體驗似乎同我們不太一樣。尼采有段著名的雋語描述了希臘顏色辭彙的奇異性:
希臘人看自然世界的方式和我們有很大差異,他們的眼睛把藍色看成深褐色,把綠色看成黃色(例如,他們用同一個詞來描寫深色頭髮、矢車菊和南方大海的顏色;他們還會用同樣的詞語來描寫最青綠的植物和人類的皮膚,蜂蜜和黃色的樹脂。因此他們最傑出的畫家只用黑白紅黃來描繪他們所生活的世界)。
這怎麼可能呢?希臘人眼中世界的顏色真的和我們看到的不一樣嗎?
歌德也觀察到古希臘人顏色視覺的這些特徵。xanthos和chloros這兩個詞的廣泛使用讓他猜測希臘顏色辭彙表有一種特有的流動性。他說,希臘人對描述不同的顏色並無興趣。為了證明這一判斷,歌德仔細地研究了恩培多克勒、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學家闡述的視覺與顏色理論,他們認為在觀看中視覺器官發揮了主動作用,眼睛裡放出的光同日光交互作用,產生了全套顏色。
歌德認為牛頓的顏色理論相比眼睛的實驗證據只是一種數學抽象,完全是荒謬的。圖源:Steemit
歌德還指出,古代的顏色理論家傾向於把顏色視為黑與白的混合,這兩者被置於明與暗的對立兩極,但仍然被稱為「顏色」。同牛頓通過稜鏡實驗分解出的顏色體系相比,將黑與白視為顏色(通常是原色)的古代理論很是不同尋常。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白光是無色的,來自光譜上所有色彩的集合,而黑色則源於光線的缺席。
歌德認為牛頓的顏色理論相比眼睛的實驗證據只是一種數學抽象,完全是荒謬的。他宣稱,事實上,光是最簡單、最同質的物質,顏色的多樣性產生於光與暗相遇的邊緣。歌德用古希臘人對顏色的研究思路來對抗牛頓的理論,他認為前者抓到了光之感知的主觀的一面。歌德寫道,希臘人已經知道,「如果眼睛不是像太陽一樣,它就不可能看到太陽。」
著名政治家、希臘文化研究者威廉·格萊斯頓(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試圖用另一種理論來解釋希臘人視覺感知中明顯的奇異之處。他在自己的《荷馬與荷馬時代的研究》(1858年出版)一書中專辟一章討論「顏色的感知與運用」。他也注意到荷馬指稱綠色與藍色時的模糊游移,以及在光譜中藍色區域中心地帶的辭彙貧乏。和歌德不同,格萊斯頓採用牛頓的顏色體系(紅橙黃綠青藍紫)作為標準。他認為希臘人所謂的顏色辭彙貧乏,根源是他們對稜鏡分解出來的顏色的分辨能力不夠完善。古人的視覺器官仍然處於幼兒期,因此他們對光線比對色彩更敏感,進而,他們清晰分辨不同色彩的能力也有所欠缺。這一理論與19世紀晚期的後達爾文思潮頗為契合,因而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實際上,正是這一觀點激發了尼采自己的判斷,並導致一系列試圖證明古希臘顏色範疇同現代分類不一致的研究。
今天,沒有人還會認為人類發展有過一個某些顏色「尚未」被感知到的階段。但基於我們現代的「人類學審視」,人們普遍認為,每種文化都自有其命名及分類色彩的方式。這不是因為人類眼睛的解剖學結構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不同的視覺領域受到了刺激,根據不同的文化背景激發了不同的情緒反應。
那麼,歌德認為古希臘人的顏色體驗非常獨特,這種看法是對的嗎?沒錯,是的。有一種特殊的希臘色彩文化,正如埃及、印度、歐洲也都自有其色彩文化,每種文化都反應在各有其獨特性的辭彙表中,不能僅僅用牛頓範式的科學尺度來衡量。那麼新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有希望理解古希臘人看世界的方式呢?
孟塞爾的比色系統。圖源:維基
讓我們從以1898年美國藝術家孟塞爾(Albert Henry Munsell)創立的以顏色空間為基礎的比色系統開始。根據這個模型,任何顏色感覺都能夠通過三個交互的維度得以定義:色相(hue),由其在牛頓光譜中的位置確定,我們以此區分不同的色彩;明度(the value or lightness),從白到黑;色度(chroma),對應於顏色的純度或飽和度,以光的波長分布為基準。火紅和天藍是高飽和度的,而灰色則完全不是。
此外,還有顯著度(saliency)的概念(一種顏色吸引視覺注意的能力),而被格萊斯頓認為是色盲癥狀的古希臘人對藍色和綠色的有缺陷的定義也得到了解釋,因為色彩的語言學定義要同顏色的顯著度成比例。這就是為什麼,顯著度最高的紅色,在任何文化中都是最先被定義的顏色(希臘語中稱之為eruthros),而綠色與藍色通常被首先感知為亮度,因為它們顯著度較低,隨後才會被緩慢地聚焦為色彩。這意味著,在某些文化背景里,古希臘的形容詞chloros應該被翻譯為「鮮艷」而不是「綠色」,而leukos應該翻譯成「耀眼」而不是「白色」。希臘人完全能夠感知藍色,但對描述天空的藍色色調並不特別感興趣——至少沒有同我們、同我們的現代感知一樣的興趣。
一種顏色文化,可能賦予這個或那個顏色維度以優先權,從而對這三種維度可能的組合構成的巨大範圍加以分割,而這一模型正有助於描述這些不同的色彩方式。一種文化可能以不同的程度分彆強調色相、色度或明度。因此,孟塞爾模型能夠幫助證明,古希臘文化對明亮度確實有著顯著的偏好,希臘人更多通過明暗的程度而不是色彩的差異去體驗顏色。
然而,孟塞爾模型不能完全解釋,既然古希臘人忽略了歌德所珍視的「顏色效應」(顏色被主觀感覺到的視覺效果)的豐富性,那他們是如何感知顏色呢?對於希臘人來說,顏色是對理解世界(尤其是社會世界)必不可少的一個基本的信息單元。一個人的面貌是其社會身份的一個主要標準,以至於將白膚女性與黝黑男性進行對比是希臘文學和肖像美術中一個廣泛運用的套路,因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女人在幽暗的家居環境中活動故而膚色白皙,而男人從事體力活動與戶外運動會被晒黑。於是希臘語中的詞語chroa/chroiá就意指一件東西的有顏色的表面,也指這種顏色本身,並且明顯同chros(皮膚、膚色)有關。在辨析希臘顏色文化時,不應該忽視顏色的情感和道德價值。
除了孟塞爾模型和顏色的主觀價值,還有兩個進一步的參數也被考慮進來。有由對象質地與光線狀況的相互作用產生的顏色的閃爍效果(glitter effect),還有在繪畫與染色的實踐中獲得某種顏色的材料或工藝流程(material or technological process)。掌握了這些因素,我們就能看到全部的古希臘色彩——甚至包括那個出了名的最難以把握的顏色詞porphur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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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在日落時分會顯出紫色這一事實並不足以解釋希臘文學中這個修飾語的高頻出現。圖源:tenor
porphureos被置於紅與藍(按照牛頓的光譜)之間的分界處,不僅沒有對應任何確定的顏色,而且經常被用於那些並不直接顯現為「紫色」的對象,比如大海(海水在日落時分會顯出紫色這一事實並不足以解釋希臘文學中這個修飾語的高頻出現)。當大海被稱為porphureos,它所描述的是一種明亮與運動的混合,隨著不同季節和一天中不同時辰的光線狀況而變,這是最能吸引古希臘感受力的大海特徵。正因如此,荷馬會把大海稱作「葡萄酒似的」,那不僅表明海水呈現酒色,也暗示著通常在酒會上所見到的杯子里所盛液體的閃光。這一形象由許多飲器內壁所繪的海軍雕帶和水生動物得以展示,瓶飾畫更用它讓瓶中飲料表面呈現出海水波動的樣貌。porphureos傳達出明亮與運動的結合——不考慮閃爍的效果,就不可能理解這個色彩概念。
亞里士多德在關於彩虹顏色(其中一種顏色是紫色)的一次討論中,很好地把握了材料在光線下閃爍的效果。在《天象論》中,他宣稱:
(與彩虹同樣的)效果也能在染色中看到:對編織與刺繡的材料進行不同的安排,會發現顏色呈現出難以形容的差異。比如說,在白色或黑色背景上,紫色有著迥異的效果,而光線的變化也能造出類似的差別。所以,刺繡工說,在燈光下工作時經常會出錯,把一種顏色當成另一種顏色。
紫色材質的高光效果要歸因於porphura(用來提取染料的物質)的特殊生產工藝。公元前1200年,腓尼基人就用尿液、海水和藍色海螺的囊泡里的墨汁製造出紫色染料。挑出這種海螺後,連殼放進一個大缸里,腐爛的身體分泌出一種微黃的液體,然後將其煮沸(動詞porphurō ,除了「生長或死亡的紫色」,還有「旋動」之意)。從黃到綠到藍到紅,各種差異細微的顏色都能獲得,這取決於加多少水和如何控制煮沸的時間。古時候,紅色和紫色色調最昂貴,因為製作工藝成本高昂(一隻海螺只能提供幾滴未稀釋的漿汁),而且不容易褪色——長期穿戴、陽光晾曬反而會讓它更明艷。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古代時期(包括近代以來),紫色總是同權力、尊貴和榮耀的華美聯繫在一起,被皇帝、國王、教宗和樞機主教穿戴了千百年。
因此,porphura的古怪案例表明,動感、漸變與亮度的效果如何帶來共鳴與珍愛【黃金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被珍視,從荷馬到斐羅斯特拉圖(Philostratus),作家筆下的英雄與神祇往往穿戴黃金與porphura,這並非偶然】。跳出牛頓的色彩模式,希臘色彩世界的更為明晰的圖景得以展現。然而,關於古希臘人的顏色感知,那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為什麼希臘人那麼重視明亮?哲學家激發歌德提出了一個線索。
第一個提到顏色的前蘇格拉底哲人巴門尼德,他在公元前5世紀寫道,「改變地點,在明亮的顏色中變化」是凡人歸於現實並「信以為真」的特徵。然後是恩培多克勒,他在殘篇中將建造了感知世界的4種元素的融合過程,與畫家以各種比例融合不同顏料的工作相提並論:
當畫家裝飾獻祭用的祭品——
這些巧妙學習過技巧的人——
他們將多種顏色的顏料拿到手中,
融合以達和諧,這多點,那少點,
用它們繪製出類似一切事物的形象,
創造樹木、男人、女人、
野獸、飛鳥和水中養育的魚,
還有高居於榮耀中的永生神祇。
輝煌的效果也許對恩培多克勒的顏色觀念很重要,他用火與水的混合來解釋各種顏色的產生,這兩種元素分別對應白(光明)與黑(黑暗),並被視為色彩連續體系中的兩極。
在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德謨克利特宣稱,顏色的本質依賴於視覺光線、日光與對象的原子結構之間的互相作用。他認為,要界定顏色,亮度是同色相同樣重要的一個要素。此外,他把不同的顏色解釋為四種基本顏色(白,黑,紅,綠)的混合,或者初級混合的再混合,他認為紅與白(分別對應金色和銅色)的混合再加上一點綠(一種新鮮與生命的感覺)會得出「最美的顏色」(也許是金)。他把紫色視為特別「令人愉快」的顏色,理由是它來自白、黑和紅,其明艷與亮度表明了其中有白色的存在。對明亮的欣賞同樣可見於柏拉圖,他在《蒂邁歐篇》中對視覺的描述以三種因素相互作用為核心,也即是:觀察者眼睛中內蘊的火;日光;有顏色的對象發射的「火焰」(也是光)。柏拉圖的原色表包括白、黑、紅和「明亮與閃耀」(這是最不同尋常的),後兩者在我們看來根本不是顏色。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和心理學的關鍵點上與柏拉圖分異。然而,他共享了柏拉圖對明亮色彩的偏好。在《論感覺及其對象》中,他用一個章節來寫顏色,指出不同的顏色產生於白與黑的不同比例的混合。由此,在他眼中,白與黑對應於肉體中的火與水,並且將分別導致那透明的媒介是光還是暗。紅、紫、綠和暗藍(kuanoun),是白與黑的初步混合,其餘的顏色則來自初步混合的再混合。紫色紅色和綠色是讓眼睛「最愉悅」的顏色,它們被賦予特殊的反射能力,而這又取決於它們的組合中光與暗的勻整的比例。
亞里士多德詳細闡述了前人的美學假設,明確斷言:在現實世界和繪畫中,顏色都是活力與精力的指標(這喚起了將顏色的情感意義納入考慮範圍的需要)。實際上,亞里士多德在其生物學著作《論動物生成》中,通過同繪畫實踐的對比,對胚胎的發展描述如下:
在(胚胎成形)的早期階段,器官可以勾畫出輪廓。隨後,它們獲得了不同的顏色與軟硬程度,恰如一位畫家在對它們進行工作,這位畫家就是自然。我們知道,畫家先畫出動物的形體,然後再上色。
為了幫助解釋胚胎的發育,對亞里士多德的眼睛來說,繪畫中更明顯的是如何將線條與顏色配對:首先畫出輪廓,為一個形象提供基本的特徵,然後用顏色來增加「血肉」與生命的美感。最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文獻對給塑像上色而產生的美學效果有大量的描述,其中呈現出一種類似的態度,充滿了對提高顏色的亮度與鮮活度的大力讚賞。比如,在歐里庇得斯的悲劇中,海倫這個角色抱怨自己的美貌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希望自己的一尊塑像褪掉顏色,以消除那致命的魅力。近年來,這個文學上的證據,從依據考古成果重建的古代塑像色彩裝飾工藝中得到了有力的進一步證明。應用最明艷(飽和度最高)的顏色,其目的是製造出輝煌的效果,還有生命的能量與運動的感覺。
所以歌德是對的。要透過古希臘人的眼睛看世界,牛頓的觀點只能部分派用場。我們需要用古希臘人自己的顏色理論作為補充,審視他們實踐中嘗試描述世界的方式。沒有這一方法,他們的色彩視覺中光與明亮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會缺失,我們也就無法理解其色彩辭彙的可變性與流動性。如果我們只依靠牛頓光學的數學抽象理論,就不可能想像出,古希臘人站在海濱,眺望porphureos的大海伸向遙遠的天際線時,他們看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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