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相對閉塞的地理因素，對古代居民的對外交往產生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古代的四川盆地不僅在地理上是獨立的單元，文化發展上也相對獨立。但四川盆地並非與外界完全隔絕，通過山間穀道及河流，人們仍與外界保持了一定聯繫。進入商代以後，川西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中出現了中原文化因素，但截至目前，中原地區的商文化中尚未發現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因素，說明當時的交流主要是中原影響三星堆文化，反向的文化傳播極少。

商代晚期?獸面紋牛首尊?高52.6、口徑47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館藏

三星堆文化中表現出來的中原商文化因素主要是禮器，如尊、罍（讀音:[léi]）、璧、琮等均為禮器。這表明三星堆文化主要接受的是中原的禮制思想，這與當時其他文化受中原商文化的輻射影響是一致的，但三星堆文化也進行了自己的獨特選擇與創造。

商代晚期?四羊首獸面紋罍 高54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據考古發現可知，三星堆文化的青銅禮器不見中原地區盛行的酒器觚、爵、斝（讀音:[jiǎ]）和食器鼎、簋等，主要盛行的是尊、罍；同時，三星堆文化中出現了大量均不見於中原的極具地域特色和巫神色彩的青銅人像、面具、神壇、神樹等。這些證據表明三星堆文化在接受中原的禮制思想後，融入了自己的地方文化傳統。

商代晚期?縱目人面具?高66、寬138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館藏

三星堆的器物器型高大，結構複雜，生動奇特。如二號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縱目人面具（上圖），與人面鼎寫實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雙目縱射而出，耳、鼻、口極度誇張變形，可能寓意其具備超常感官能力，表現的或是傳說中古蜀王「蠶叢」的形象。面具兩側有穿孔，推測原為大型建築上的偶像裝飾，是川西地區神巫政權的一種反映。此外還有戴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下圖），在近60件人頭像中僅有4件戴金面罩，意義非凡。

商代晚期?戴金面罩人頭像?高42.5、頭橫徑12.5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館藏

商代晚期?立人像?高260.8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館藏

另一件大型青銅立人像裸足立於台座之上（上圖），雙手巨大，手掌環抱呈圓形，有學者推測其手中原來應握有某類器物，而且很可能就是祭祀坑大量出土的象牙。

商代晚期?神樹?高396、底座直徑93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館藏

同樣高大的還有一株高近4米的桐樹（上圖），主幹上伸出9條樹枝，3條一組，每條樹枝弧頂處皆有花或果實，上立一鳥，極富特色。展出的大鳥頭是三星堆文化特有的鳥形象之一（下圖）。鳥喙及眼珠周圍有塗朱痕迹，鳥在古代與太陽聯繫密切，這件鳥頭應與古蜀先民的太陽崇拜有關。

商代晚期?大鳥頭?高40.3、橫徑19.6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館藏

三星堆文化通過獨特的造型藝術手法來表現本土的精神信仰，碩大威嚴的器物表現主要神祇，如前文提及的縱目人面具表現的是祖先神，立人像表現的可能是通神的巫師，而各種造型的樹、鳥等動植物表現的可能是一種原始的自然或圖騰崇拜。三星堆本土居民接納中原的青銅鑄造技術，結合自身的本土信仰進行了選擇和創新，完成了長江上游與中原的「青銅對話」。

商代晚期?頂尊跪坐人像?高15.6厘米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館藏

銅礦在青銅時代是一種稀缺資源，加之鑄造工藝的複雜，青銅器成為了一種珍貴器物進入社會層面，被賦予特殊的文化內涵和精神信仰，成為服務禮制、規範社會的物質載體。南下的商人將自身的青銅文化帶到長江流域，而長江流域的土著文化基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及精神信仰，對中原青銅文化中的器類、鑄造技術及禮制思想進行了適合自身的文化選擇與改造創新，由此，同樣的青銅材質和器類，傳遞出了不一樣的信仰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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