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帥：基督教與現代性

基督教與現代性的關係，是思想界隱含的關鍵問題之一。而且事實證明，像尼采、韋伯、弗洛伊德、福柯、海德格爾，以及舍斯托夫、別爾嘉耶夫的著作，已經成為三十年來中國學者閱讀和理解基督教所藉助的重要學術資源，極大地啟發了哲學、宗教學、神學、文學、歷史、社會理論等領域的學者，從各學科出發對基督教所做的研究。許多學者不專門研究宗教學，也常常在著作和文章中論及與此相關的問題，更有學者的研究直接始於對基督教的思考甚至信仰。這可以說是基督教離中國思想最近的三十年。

根據我個人的閱讀與感受，這些年漢語基督教學術最顯著的特點，莫過於我們從一種整體視野出發把握西方思想與文化。簡單地說，我們並未採納嚴格意義上的神學做法，不是為研究基督教而研究基督教，不是為信仰而理解，相反，我們始終將基督教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大框架下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始終將其看成西方傳統的一部分或西方文明內部的一個傳統加以考察，看成一個異己但又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力量來面對。基於這種方法和內容上的整體視野，一方面在古今中西之爭的思想史背景下考察基督教，另一方面又通過基督教來理解西方文化的轉變、現代性的興起及其困境。換言之，我們是帶著現代性反思的批判視角進入基督教的，不管這是基督教的現代性批判，還是現代性的基督教批判。

現在和將來的我們，需要時刻牢記並感恩三十年來的漢語基督教學術傳統，需要時刻清楚地意識到前輩學者的研究不只指向對古今西方的理解，同時還包含對古今中國的理解，從而更意味著對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的深入把握與比較。正因此，前輩學者的出色工作絕不能被看成西方基督教學術或西方哲學在中國的簡單延伸，而應該被明確理解為現代中國思想開展過程中的自覺選擇，正如基督教也早已不屬於舶來品，早已不是基督教在華，而是成了中國的和中國人理解的基督教，成了我們現代生活和傳統的一部分。「純倫理 」亦即 「超倫理 」的基督教（傅銅）早已紮根在自然的人倫土壤中，神人之間 「假借的倫常 」（潘光旦）早已與親親尊尊的愛敬秩序交織在一起。所以，即便是對基督教信仰方式之可能性的探討，比如 「文化基督徒 」或「家庭教會 」，根本上也是且應該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人自身的心性安頓問題。正如賀麟先生曾言，「余之主張研究耶教，即不以耶教在外國的厲害為準，而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國的價值 」。

不過，近來由於受學科分化的大環境影響，專業化已然成了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整體視野的基督教研究如今變得越來越不現實了。儘管如此，近年從三個核心進路，即哲學、歷史和田野出發對基督教的研究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分別主要體現在對西方基督教思想、明末清初以來的中國天主教，和當前中國基督徒群體的考察。也就是說，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基督教研究基本都已形成相當成熟的問題、思路和方法，雖然學科間還有待進一步擴大交流合作，以期出現更多更具實質意義的跨學科研究。

拿筆者從事的領域來說，這些年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先後投入到專業性極強的教父學，很快便使之成為中國基督教學術中極為活躍的一塊。中國的教父學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這麼大突破，無疑與專業性的高效工作密不可分。但我想這不單是基督教研究本身帶來的，同時還是我們這些年西學水平整體提高的結果，因為我們從自身的問題意識出發，找到了古代晚期基督教與西方思想演變之間的內在關聯。這表明，在進行專業化研究的同時，如何才能不脫離對中西文化的整體把握，是我們今後考察基督教必須要重點解決的一個問題。

無論如何，我們對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理解還亟待進一步完善與加深。首先，就「基督教哲學一千五百年 」而言，漢語學界現階段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古代教父時期，還遠未在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形成足夠明確的問題意識，取得足夠多且立得住的學術成果。其次，更關鍵的是，我們的研究更多偏重信仰作為信心的新教模式，偏重對思想和心性問題的討論，從而忽視了信仰作為禮儀的天主教模式，忽視了在基督徒生活中更具實質意義的教會制度和聖禮問題。簡單地說，我們的目光大多停留在由 「心」而發的信仰機制，而沒有推進到由 「禮」（liturgy）構造的信仰機制：只看到現代新教的 「心教 」 圖景，而沒有全面深入天主教的 「禮教 」世界，只關注個體與文本的基督教，而沒有充分考察傳統與禮儀的基督教，或者換句話說，只重視 「精神 」的基督教，而沒有大力研究 「教會 」或「組織 」的基督教（賀麟）。

這就導致我們現在理解基督教時，哪怕是閱讀古代教父著作，背後真正關注的往往都是新教的現代性問題，因而始終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韋伯 「新教倫理 」論題的影響。就連吳飛老師當年研究河北鄉村天主教時，都隨身帶一本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見新教的現代性對我們影響有多麼深遠。如此就不容易看到基督教內部的複雜性和張力，以及從基督教出發檢討現代性時並存的多種可能性。因為實際上，除了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還有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除了新教的現代性，（用查爾斯 ·泰勒的話說）還有天主教的現代性（Catholic modernity）。

鑒於此，接下來如果想在西方基督教研究方面取得根本性進展，我們有必要特別關注天主教神學與禮制。不但要研究新教產生前的傳統天主教，更要研究宗教改革以來的現代天主教，研究與 「新教倫理 」相對的天主教精神氣質。因為，正是在回應新教的去傳統批判過程中，天主教教會和神學家開始了關於傳統與現代性關係的持久探索，其中特別涉及甘陽老師《傳統、時間性與未來》那篇文章所探討的問題：到底何謂傳統？該如何理解傳統的時間性結構？而且對我們來說，對天主教現代性的考察還具有更大更直接的借鑒意義，因為與去傳統的新教（「心教 」）不同，通過禮儀建構信仰的天主教（「禮教 」）和儒家文化一樣面臨著傳統的守成與革新、過去與未來，以及傳統的規定和未規定之間的巨大張力。因此，我們十分期待將來關於天主教學說和禮制的深入研究，能夠為我們勾勒出一幅不同於「新教倫理 」的現代性圖景，並在對比研究中推動我們探討中國傳統和中國人的心性，在活的歷史中重新被賦形（reform）的可能性。

來源：《讀書》201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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