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願葬送一個王朝也不選擇南遷，這個皇帝是真傻，還是說他有骨氣

明朝是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人統治的封建王朝。明朝建國初期很是轟轟烈烈，朱元璋從一個泥腿子，搖身一變成為大將軍。朱元璋當時和張士誠，陳友諒三分天下，最終獲勝。明朝的結局卻很悲慘，崇禎皇帝親手殺光了所有親人，弔死在煤山之上。

其實崇禎皇帝是不用死的，他完全有機會離開紫禁城。帶著剩餘的兵力，逃到南方休養生息。重新創立一個朝代，就像當時劉秀一樣，可惜他就堅守北京城。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朱元璋能屈能伸的本事，怎麼到崇禎這一代會變得如此死板呢？

其實這事不怪朱元璋，要從他的兒子朱棣說起。當年朱元璋駕崩，朱允炆繼位，施行削藩政策，把自己親叔叔朱棣逼急了。於是帶兵謀反，他是明朝帶兵打仗能力最強的一人，年幼的朱允炆自然敵不過。朱棣成功的當上了明朝第三位皇帝。

從他這一代開始，定下了天子守國門的規矩。不能讓北方異族侵略中原一寸土地，正是因為如此，土木堡之變時，明朝30萬軍隊全軍覆沒，連皇帝朱祁鎮都被俘虜了，差點亡國滅種，但即使北方再空虛，明朝也沒有遷都的打算。到了崇禎這就更加堅信這一規矩，寧願自己也不願意遷都一步。

崇禎皇帝的死，很有氣節比起那些投降活命的皇帝要強的多，比如胡亥、比如劉禪、比如李煜。但崇禎這麼做是十分不明智的，如果當年他遷都，把北京城交給李自成和吳三桂兩個人，他們兩個肯定會打起來，等到他們決出勝負以後，崇禎皇帝在來收拾殘局，聯合起來通過對付清軍。

這樣一來，吳三桂不會叛變，滿清不會入關，明朝也不會滅亡。慈禧也不會耽誤中國這麼長時間，但是歷史沒有如果，只能說崇禎皇帝比較死板，如果他當年變通一下，也許結局會好很多。

大明王朝最後一年，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順軍兵分兩路，徑奔北京而來。眼見大明江山即將崩塌的崇禎皇帝難道就沒有想到三十六計，走為上？打不贏就跑。很多對於崇禎弔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讀者，一定會問：他幹嘛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個中國，何必非死守一個北京不可？

歷來都把崇禎皇帝視為悲情人物，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後，明朝百多年中，沒有一個皇帝肯稍微認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然而，在它行將完蛋之際，反而跑出來一位想要好好工作的皇帝。

崇禎當然想到過逃跑，而且這件事還成為明朝常見的空耗唾沫的爭論中的最後一次。最早是誰先提議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筆記》說：「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泄。」

周延儒下獄，在崇禎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則崇禎與他商量南遷的事就應該在這以前。然而，誰動議的呢？周延儒，還是崇禎本人？另外注意，引起動議的原因是「邊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傳》則記載，崇禎的皇后周氏提過這樣的建議：「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周皇后老家在蘇州，所以由她想到這個點子，比較自然。從史傳所述語氣看，她說這話的時候，有點旁敲側擊、欲言又止的試探狀，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時間不好判斷，「寇急」既可解為「邊寇」，亦可解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禎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長城、大舉進入中原時說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殺奔北京而來之後說的。

姑且假設，最早是周皇后啟發了丈夫，崇禎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輔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時候，崇禎知道事情關係重大，專門叮囑「無泄」。然而還是走漏了風聲。懿安皇后張氏——也就是天啟皇帝的張皇后——得知後，找到妯娌周皇后，對她說：「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這話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這裡，能扔下不管么？這個質問很嚴重，相當於「數典忘祖」的指責。崇禎大窘，追查誰走漏消息，查不出來（據說周延儒被誅與此有關），只好暫且擱置。擱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對，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這樣重大複雜的問題，崇禎也並不曉得適合跟誰謀劃。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發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檢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談論此事的人。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風霾」「文武亂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華、九江軍府總督呂大器舉薦，朱由檢在德政殿召見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聽取他對時局的意見。李明睿有備而來，他請皇帝屏退左右，然後單刀直入：「自被提拔以來，微臣一直積極搜集情報，據微臣所知，情勢非常急迫，賊寇很快逼近京畿，現在已是生死存亡關頭，如要緩眼下之急，只有一個辦法——南遷。」崇禎聞言，第一句脫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顯得很緊張。接著以手指天，問：「上天未知如何？」這句話表明，懿安皇后的質問使他對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壓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難知，此事目今只能請皇上自己做出決斷。」崇禎感覺到他的誠懇，終於承認：「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他明確說，李明睿所想「與朕合」，但也談及主要顧慮是「外邊諸臣不從」。這時，他幾乎毫無必要地再次強調：「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泄，泄則罪坐汝。」這一方面與崇禎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關，但也反映了他內心的懼怕。

遷都，歷史上屢見不鮮。古有盤庚遷殷、平王遷洛，晚近有宋室南遷；本朝也有成祖遷都於北京的先例。朱由檢何以如此顧慮重重？他的擔心有道理么？

事實很快就會做出回答。朱、李君臣詳盡討論了計劃的細節，包括路線、軍隊調遣、資金等問題。但朱由檢沒有立刻交付廷議，他想等等看，看戰事的進展是否還有轉機。大約半個月後，李明睿遞呈奏疏，正式提請聖駕撤離北京——這是由崇禎授意，還是李自己的行動，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內閣大學士陳演、魏藻德帶頭反對，他指使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激烈諫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調，至有「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論。

從明代意識形態看，這是典型的道德作秀風。虛偽已成習慣，人們在現實面前拋棄責任，碌碌無為甚至玩忽職守；但是，說空話、說漂亮話、把自己打扮成倫理綱常最忠實的衛士，卻爭先恐後。國家存亡可以不顧，所謂「名節」卻務必保持。光時亨本人並非北方人（南直隸桐城人），他跳出來，與實利無關，純屬作秀。如果這種人最後真像他當初慷慨激昂宣揚的那樣，為國盡忠殉道，也就罷了，事實上農民軍破城，光時亨率先趕去，長跪不起迎降。

可悲朱由檢實際上等於被這幫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以倫常、道德（「國君死社稷之義」）所脅迫和綁架，充當他們「高風亮節」的人質。

相反，支持南遷、當時被扣上怕死誤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薦給崇禎的李邦華和大學士范景文，最後關頭卻能捨身殉國，以事實回擊了所謂倡論南遷意在避死貪生的污衊。

崇禎大徹大悟：他非但不可能從諸臣嘴裡聽到贊成南遷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點這種意圖，就將被這些人當作充分表演自己如何忠貞不屈、願為百姓社稷獻身、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機會，同時，會用痛哭流涕的苦諫，把他——崇禎皇帝——刻畫成一個拋棄祖宗、人民，自私膽小的逃跑者。

假使崇禎是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鈞、明熹宗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給予什麼道德壓力，本可以裝聾作啞或者打屁股、殺人——總之，一意孤行，不惜採取各種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愛惜臉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視甚高，以至於有些孤傲。

崇禎他曉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戰車，卻無意脫身，反倒賭氣似的生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激越。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

由於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這個家族對歷史所欠下的沉重債務，那麼，現在已到了還債的時候，而他就是這樣一個還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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