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樂︱南北朝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公元4世紀初，西晉上有宗王內戰，下有災民流移，當此多事之秋，被稱作「五胡」的內遷非漢民族相繼建政，或盤踞一方，或攻入中原。晉朝政府迅速喪失對黃河流域的控制，懷、愍二帝慘遭俘虜和殺害。318年，坐鎮建康（今江蘇南京）的琅邪王司馬睿，在南遷士民和江東大族的聯合擁戴下登上帝位，建立東晉。打回老家去，是東晉王朝的頭號目標，是它政權合法性的第一來源，故其首要之敵，是在北方次第立國的前趙（329年亡）、後趙（351年亡）、前燕（370年亡）、前秦（394年亡）、後秦（417年亡）、後燕（409年亡）、南燕（410年亡）等胡族政權。上述各國的國運都不怎麼樣，從君主稱帝之年算起，長者三四十年，短者十餘年，皆告衰亡，雖曾對東晉構成莫大威脅，卻無一能與後者長期對抗。

淝水之戰前秦潰敗，短暫臣服苻堅的他族首領乘勢獨立。386年，鮮卑貴族拓跋珪在草原復國，十餘年間，敗後燕、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稱皇帝，將疆域展至黃河北岸。與之相繼踵，東晉方面，將軍劉裕開啟「氣吞萬里如虎」的北伐大業，先後消滅南燕、後秦，據有青齊，頓兵關洛，與拓跋氏的北魏（內部長期沿用代國舊稱）隔河相望。420年，劉裕代晉建宋，爾後，南方禪代傳國的宋、齊、梁、陳，與北魏及其繼承者東西魏、北齊北周、隋朝之間有戰有和，直至589年歸於一統：這南北對峙的170年，史家習稱為南北朝時代。

12至13世紀的中國，也呈現過長達150年的南北對峙局面，南為南宋，北為金、元（蒙古）。南宋的文人士大夫，常以東晉南朝自況，弔古傷今。然而，這兩個時代終歸很不一樣。南宋與金朝之間，先後凡三次簽訂有效的停戰協定，最長維持41年（隆興和議）的和平，乃至再度開戰時，自幼不識干戈的邊境吏民，對上回戰爭留下的守城兵器「謾知所措」（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如此漫長的休戰，在5至6世紀根本無法想像。

南北朝時代，拿銀子和絲綢「購買」和平的方案還沒發明出來——經濟上也不允許，有例可循的和親外交，北朝曾倡議過，終被南方否決。兩邊頻繁的通使，於和平有切實補益者極少，常常前腳使臣剛走，後腳邊釁又開。戰爭的弦時刻緊繃，任誰都在伺機而動。用「兵連禍結」形容這個時代似顯誇張，卻也與實情相差不遠。彼時，但凡一個年滿20歲的成人，他的生命中必曾經歷或見聞過至少一場大戰。若是小規模的邊境衝突，就更屬家常便飯，屢見不鮮了。此間頻繁的南北戰爭，該如何簡要把握？若從疆域地理的大形勢著眼，不妨分為三個階段。

中國地勢圖（局部）

第一階段：從黃河到淮河（420年—469年）

高山大川是自然的地理界線，南北朝疆界的形成，也不離於山川險阻。

劉宋建國之初，西段以秦嶺、伏牛山為界，秦嶺南緣的漢中盆地為梁州（治漢中），伏牛山南緣的南陽盆地設雍州（治襄陽）；東段以黃河為界，守洛陽城、虎牢關（今河南滎陽西北）、滑台戍（今河南滑縣東），碻磝津（今山東茌平西南），立司州於虎牢，兗州於滑台。最東邊，是平定南燕後拿下的山東丘陵，以東陽（今山東青州）、歷城（今山東濟南）為重鎮，青州刺史領之。幾段防線，最險固者為秦嶺，最薄弱者為黃河。南北相持，最先被北朝突破的便是黃河。

東晉末年，劉裕攻打後秦，途中收復洛陽，把疆土拓展到了黃河岸邊。當時，劉裕曾想過把朝廷從建康（今江蘇南京）遷回洛陽，但被參謀長官王仲德以「暴師日久，士有歸心」為由勸阻。不久，為劉裕留守建康的劉穆之突然病死，擔心朝局有變的他急忙趕回；部署在長安（今陝西西安）的諸將卻起了內訌，被赫連勃勃所乘，大軍倉促退出關中，部分留守河南。至此，劉裕的第二次北伐宣告結束。

此前，劉裕部隊沿黃河西進時，因借道北岸，和魏人起過摩擦。斷斷續續的戰鬥，雙方各有勝負，期間劉裕用戰車配合步兵，布下著名的「卻月陣」，大敗來犯的鮮卑騎兵，有效震懾了北魏方面。此後，魏國和晉、宋之間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裴子野《宋略·總論》說，劉裕稱帝後還想著「屠桑乾而境北地」，「境北地」是定關中，「屠桑乾」是滅北魏，奈何大事未辦，劉裕便已病逝，猛虎的足跡，最終止於河濱。

《宋略》一書，是在沈約《宋書》基礎上刪改而來，但《宋書》並未記載劉裕這一計劃，故此僅為裴氏的一家之言，孤證不立。事實上，晉末宋初的內外形勢，不容南軍再有大舉出擊的可能：其前線將士已然疲殆，後方的三吳、嶺南多處，又因水災和動亂而敝敗不堪，後勤實難為繼。於是，劉宋方面只能採取「通好北虜」的策略，借北魏牽制赫連，以圖河南無事。「河南安則濟、泗靜」（《宋書》鄭鮮之語），說到底，宋人是把經營重點放在濟水、泗水流域，而以河南作為最外圍的緩衝區，根本談不上攻略河北。就在去世當年（422年），劉裕還下詔以淮河為界，把豫州一剖為二，分開管理，意味著平時不再用淮南的人力財力去供養淮北的鎮戍，他虛外實內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

劉宋在黃河沿線的有限駐軍，既要應對河南的東晉殘餘勢力（司馬楚之等），又要防備河北的魏國軍隊，處境很不樂觀，用何承天《安邊論》的話講：「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劉裕在世時，鮮卑尚不敢南侵，他甫一崩殂，魏明元帝拓跋嗣立即發兵渡河攻宋，將南岸的要塞佔為己有。當時，跟劉宋一樣，北魏也無力在河南建立深入統治，僅在虎牢等處留兵駐守，「餘眾悉北歸」（《宋書·索虜傳》），郡縣則委之降附的土人，利用他們繼續牽制劉宋。

就實際而言，河南之於宋、魏雙方，都只是前敵緩衝帶，有兩句話最能反映劉宋的態度。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劉義隆意圖恢復河南，他對內詔曰：「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埸。」疆埸者，邊境是也。對外，宋國使者向魏太武帝拓跋燾宣稱：「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兩方面的說辭都表明，南朝出兵不過是要鞏固邊界，非關一統天下之大計。

劉宋中期（449年）宋魏對峙形勢（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宋文帝缺乏雄才偉略，又喜遙控戰局，不肯充分放權給前線將領，史稱「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他在位期間三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不但未能收復河洛，還一度使自家政權陷入險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其二次北伐遭遇魏人長驅反擊，拓跋燾親率部隊，一路開進到長江北岸，登上瓜步山（今南京六合區東南），眺望建康城。

劉宋軍事上的挫敗，最直觀的原因是南方缺少騎兵。450年，沈慶之反對北伐時說：「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沈是久經沙場的老將，步軍較之馬軍的劣勢，他再清楚不過。對陣交鋒，步兵依靠地形和陣型，或許還能佔到上風，但算上行軍和後勤，南北軍隊的差距就非常明顯了。南朝部隊和輜重的運輸，十分仰仗水路，河渠不達之處，或遇暴水、枯水之時，大軍便難行進。北朝騎兵來去如風，給養可賴沿途抄略，機動性遠非南軍可比，更能繞到後方，襲擊對手的陸上糧道，甚至率先進攻南朝防守薄弱的腹心地帶：拓跋燾胡馬飲江，便是極佳的戰例。

南朝執盾武士俑

然在當時，魏軍也有明顯短板，那便是善野戰不善攻城。其南進時，便繞開了彭城（今江蘇徐州）、盱眙（今江蘇盱眙）兩座堅城，歸途欲攻盱眙以泄憤，非但不克，還損兵上萬，「積屍與城等」。另一方面，北魏的軍隊組織尚不完善，頗似淝水之戰時的前秦，或者說，還保留著草原游牧軍團的特點，屬於以拓跋鮮卑這一強勢部族為核心，裹挾氐、羌、丁零、雜胡、漢兵而成的混編部隊，欠缺整合。故魏軍攻至長江時，已屬強弩之末，外則腹背臨敵，內則軍心不齊，只好草草收場。

幾十年後，北魏大臣高閭上表孝文帝，回顧宋魏之戰說：「昔世祖（即拓跋燾）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因拿不下彭城等大鎮，兵馬又頗多折損，魏軍連同沿途佔領的郡縣也無力固守，轉而對民眾就地洗劫屠殺，並驅趕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充實平城一帶。

魏人這一階段的南下，達到了震懾宋人，毀傷對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戰馬所過之處，青州（治東陽）、冀州（治歷城）、徐州（治彭城）、豫州（治睢陽，今安徽壽縣）、南兗州（治廣陵，今江蘇揚州），皆大殘破，南起江淮，北抵濟水，村井空荒，無復雞鳴犬吠，人民藏身湖澤葦盪，百不餘一。宋廷本已久喪進取河北之心，此番元氣大傷後，對恢復河南一事也深感絕望。呂思勉先生將「元嘉草草」視為南北朝歷史的關鍵轉折，氏著《兩晉南北朝史》云：「自景平之初，至於元嘉之末，宋魏戰爭，歷三十年，宋多敗衄，北強南弱之形勢，由此遂成，此實關係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時之得失也！」

宋孝武帝劉駿時，周朗上書獻策，主張國家努力積攢馬匹的同時，更應收縮防線。他說，關中河南已然不守，「歷下、泗間」又「何足獨戀」？在他看來，勞師動眾苦撐山東淮北，不過是「空守孤城，徒費財役」，因為魏人只需派三千輕騎，「春來犯麥，秋至侵禾」，不出兩年，便可使鎮戍軍民困迫不已。既然如此，便應把戰略重點移到淮河防線上，「緣淮城壘，皆宜興復」，至於「越淮窮河，跨隴出漠」的征伐大計，就等國力能夠滿足「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谷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的條件後再說吧。

劉駿並未理會周朗的建言，但周朗的「行見淮北必非境服」，卻一語成讖。465年，宋湘東王劉彧弒殺前廢帝劉子業，在建康稱帝，改元泰始。次年，鄧琬等人奉晉安王劉子勛在尋陽（今江西九江）即天子位，建元「義嘉」。當時，地方大員多不承認宋明帝劉彧的合法性，鎮守淮北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均站在劉子勛一邊。孰料不久，子勛便被擊敗處死，劉彧雖聲言不窮究黨羽，但各人均不自安，紛紛向北魏求援。於是，魏獻文帝拓跋弘趁機遣將攻宋，歷時三年，至469年，幾乎奪取了劉宋置於淮北的全部州郡。戰後，劉宋的青、冀二州移治郁洲（今江蘇連雲港雲台山，時為海島），徐州移治鍾離（今安徽鳳陽東北），兗州移治淮陰（今江蘇淮安），司州移治義陽（今河南信陽）。除郁洲島在淮北海上外，其餘皆在淮南。半個世紀前，劉裕披堅執銳、親冒矢石取得的戰果，至此盡數付諸東流。

第二階段：沿淮拉鋸期（470年—547年）

《宋書·索虜傳》記載，「義嘉之難」時，魏人入侵的目的之一，是「納昶反國，定其社稷」，即護送之前被劉子業逼降北魏的宋義陽王劉昶去建康稱帝，建立傀儡政權。其南征詔書大抵是由高允、高閭父子起草，中有「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等語，口號指向天下一統。不過，類似的表述，在北魏初年的文書中就已存在，因為草詔者都是漢人，內容又是抄撮典故、潤飾其辭，故並不能反映鮮卑執政者的真實心態。

然而，魏人此次南攻取勝後，與元嘉末年倉促回兵、屠殺百姓不同，是頗致力於安撫民情的，還下詔「曲赦淮北三州之民」，督促「鎮統之主，勤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駐守將領敢「令民逃亡」，則將「加罪無縱」。這些舉措，體現了北魏政府華夏化程度的加深，統一南北也不再是紙面虛文，而是要落到實處的長期戰略。

當時，北魏的實際掌權者是漢化程度很深的馮太后（血緣上也是漢人），她執政時期主導一系列改革，推動了魏國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由她撫養成人的孝文帝拓跋宏，在親政後更是發起了遷都洛陽、全面華夏化的大變革。北魏侵吞南朝疆域的新動向，及表現出的更大野心，想來與馮氏不無關係。

馮太后之墓，大同方山永固陵

正所謂得隴望蜀，佔領了淮北，北魏便又想著進取淮南。479年，齊高帝蕭道成篡宋，旋又殺死宋順帝劉准，給了魏人出兵的口實。是年，魏軍再度以護送劉昶歸國為名，向壽陽（今安徽壽縣）、鍾離、淮陰等沿淮重鎮發起進攻，這仗打到481年，魏軍終無所得。483年起，魏、齊兩國建立通使關係，除去個別局部衝突外，維持了約十年的相對和平。

493年秋天，魏孝文帝以南伐蕭齊為名，帶領百官和軍隊從平城出發，行至洛陽，次年宣布就地定都。北魏遷洛，宣告南北戰爭從此進入一個更加白熱化的階段。於名，拓跋宏（元宏）深以中華天子自居，統一中國的使命感比其祖先們都要迫切；於實，洛陽迫近國土南界，為都城安全計，也亟需進一步打開局面。就這樣，從494年起，南北雙方開始了頻繁的攻防作戰，你來我往，一直打到529年。

蕭齊後期（497年）齊魏對峙形勢

縱觀這35年的戰局，起先佔優的仍是北朝。498年，元宏率軍攻陷新野、南陽，次年又於馬圈城（今河南鎮平南）大敗齊軍，奪取南陽盆地之大部。500年，齊國壽陽守將裴叔業因皇帝蕭寶卷不斷誅殺大臣而深感驚懼，舉城降魏，元宏生前苦攻未破的淮河防線，魏人至此不費吹灰之力便撕開了一個口子，兵鋒一直進到巢湖北面，佔領合肥。504年，淮河上游的義陽陷落，下游的角城（今江蘇泗陽境內）投降，南朝在淮河方面全線告急。505年正月，夏侯道遷據南鄭（即漢中）叛梁，漢中盆地亦入於魏，南朝遂全失秦嶺、伏牛之險，退守大巴山—武當山—漢水—桐柏山一線。

局面逐漸倒向南朝，是在梁武帝蕭衍代齊（502年）並穩定政局之後。506年，梁軍收複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509年，魏宿豫城（今江蘇宿遷）降梁。時淮南重鎮壽陽仍在魏人手中，考慮到壽陽城堅兵多，蕭梁方面決定採用水攻之計，自514年起，凡動用數十萬人，在壽陽下游的浮山峽（今江蘇泗洪與安徽明光、五河交界處）構築堤壩阻遏淮水，欲使之回灌壽陽城。516年浮山堰成，水淹數百里，魏軍潰走，然壽陽之戍事先轉移到了八公山上，仍未拔除，沿淮百姓卻因水災飽受損失。

北魏孝明帝時期（515年—528年），內則朝政混亂，外則六鎮反叛，四方多事，蕭梁在這一階段持續取得更多戰果：526年取壽陽，527年取渦陽，528年又取義陽。義陽歸附梁朝，正值魏孝明帝死去，權臣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殺死胡太后、幼帝及王公百官數千人。變亂之後，北魏淮北州郡降梁者甚多，宗室王元顥等人也來投奔蕭衍。蕭衍封元顥為魏王，同年冬，命陳慶之率軍護送元顥入洛，此行創造了南朝百年以來北伐的一個高潮：陳慶之北上途中，一路攻下銍城（今安徽濉溪西南）、滎城（今河南商丘東）、睢陽（今商丘）、考城、大梁（今河南開封）、滎陽、虎牢，經四十七戰，克三十二城，所向披靡，魏孝庄帝倉皇出逃到爾朱榮處求援。

529年五月下旬，梁軍進入洛陽，旋遭爾朱榮來襲。陳慶之率所部進至黃河北岸同敵軍相持，終因寡不敵眾而退。七月，元顥敗死，梁軍覆沒于山洪，慶之幸免於難，輾轉回到建康，先前所得郡縣復被魏軍收回。對此，有學者批評稱，梁武帝組織的這次行動，屬於北伐餘力不濟情況下的一場投機，該決策本身是十分荒唐的。要之，陳慶之戰術上的成功，挽救不了蕭衍戰略上的失敗。

梁朝後期（546年）的南北形勢

入洛失敗後，梁朝無力繼續北進，北魏不久分裂為東、西魏，相互攻伐，南北之間戰事停歇，梁朝疆界維持近二十年，直到侯景來降。

第三階段：從淮漢到長江（548年—589年）

547年，東魏實際統治者高歡病逝，他生前委任去鎮守河南之地的將領侯景，因不服其子高澄，轉而投靠西魏。見西魏並不積極響應，侯景又同時聯絡梁朝，表示願獻土歸附。聞說消息後，利令智昏的梁武帝開始了他的又一場投機，不僅接受降表，還派出軍隊援助侯景共抗東魏。548年，在東魏的攻勢下，侯景軍與梁軍皆敗，河南之地全失。侯景敗後，梁武帝非但沒有將其驅逐，還允許他率殘兵屯駐壽陽並任地方長官，此舉竟成「開門揖盜」。東魏與蕭梁轉眼議和，侯景擔心被蕭衍出賣給高氏，經數月之密謀，終於發動叛亂。

梁武帝在位近半個世紀，政權與社會內部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以侯景之亂為契機，一下子爆發出來。奴婢的倒戈，宗室的背叛，都是侯景的重要助力。549年，侯景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病餓而死。就在侯景軍洗劫建康、蹂躪江東的同時，梁朝的皇子和宗室們卻在互相爭鬥，為了取勝或自保，他們不惜向敵國求援，以致國土落入外人之手：雍州刺史蕭詧不敵荊州刺史蕭繹，求西魏保護，魏人得襄陽；北徐州刺史（治鍾離）蕭正表投靠侯景，被南兗州刺史蕭會理擊退後，舉州投東魏；合州刺史（治合肥）蕭范向東魏請兵助討侯景，而州竟為魏軍所踞。

552年，蕭繹命王僧辯東下，平定了侯景之亂。同年蕭繹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即帝位，是為梁元帝。元帝向西魏稱藩，請兵伐蜀（蕭紀），導致四川盆地入於魏人版圖。554年，元帝要求西魏歸還所佔梁境，魏人大為不滿，直接消滅了蕭繹政權，改立傀儡蕭詧於江陵。與此相先後，淮東的南兗、北兗（治淮陰）、秦（今江蘇六合）等州被取代東魏的北齊佔有。至此，南朝自東向西的淮水、漢水、大巴山防線全告喪失，只剩半條長江可守了。

陳朝中期（572年）的南北形勢

就在南朝瀕臨全面崩盤的危難時刻，陳霸先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於556年擊退渡江圍困建康的北齊大軍，次年代梁，建立陳朝。陳初，武帝（霸先）、文帝（陳蒨）叔侄致力於平息內亂，及至宣帝陳頊時，始圖突破長江，拓展國境。時，西魏已被宇文氏取代，北周建立。北周欲執行大臣韋孝寬提出的聯陳滅齊方針，得到陳朝方面的積極響應。573年三月，陳宣帝派吳明徹督軍北上，陳軍沒有遇到強大抵抗，用了兩年時間，順利收復淮南諸城。時齊人聞陳軍北上，說「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北齊書》源文宗語），意思是齊朝根本不重視淮南。而所以如此，是因北齊正集中兵力防禦北周，實在不暇南顧。

577年北周滅齊，消息傳到建康，陳宣帝令吳明徹進軍淮北，與周人搶奪勝利果實。次年，陳軍攻彭城途中遭北周野戰部隊包抄，主帥被俘。接著的一年多內，周師兩伐淮南，579年突破淮河西段，陳朝見勢不妙，趕忙將剩餘的各城軍隊連同百姓一併遷往江南，淮南之地盡為北周所得。從此直至滅亡，南朝都無力量再向淮甸。

走向統一

581年，楊堅代周稱帝，建立隋朝。588年冬，隋兵五十餘萬分八路攻打陳朝。待大江中、上段的陳朝部隊相繼擊破後，次年正月，於下游待命的隋軍，其主力由韓擒虎、賀若弼率領，分別從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和廣陵渡江，拿下姑熟（今安徽當塗）、京口（今江蘇鎮江），合圍建康。正如杜牧《台城曲》所寫的那樣，「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589年正月二十日，帶著寵妃張麗華一同躲入井中的陳後主被韓擒虎部下抓獲，陳朝滅亡。曠日持久的南北戰爭，至此告一段落。

戰爭是南北朝歷史的主旋律，但正如歐洲中世史上的英法百年戰爭，最長曾休戰二十年一樣，南朝北朝交兵的間隙，也有過短暫的和平。《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左傳》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十年八載無大戰的歲月，於農業社會元氣之恢復而言，亦已足矣。局部地區，甚至還能出現欣欣向榮的小康面貌。《南齊書·良政傳》云：「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永明之世（482年—493年）的十許年，正是南齊北魏刀兵暫止的十許年。雨季再短，不礙夏蟲歡樂，但若站在上帝視角，俯瞰這轉瞬即逝的繁華，恐怕任誰都不免生起浮世無常、國土危脆的悲涼感吧。

學界前賢都說，南北朝的歷史，其進程之主流在北而不在南，南方不唯武力不如北方，人口財力也逐漸不如北方，北方統一南方，誠為歷史之必然。但是，歷史的走向絕非線性，而系呈現一種必然與偶然交織的混沌狀態。如果劉裕和他的助手劉穆之都能更長壽一些，晉宋是否有望蕩平河朔，統一北方？若沒有侯景之亂，保有淮河兩岸和巴蜀的南朝，能否多撐持數十上百年，甚至北伐成功？ 惜乎，歷史不容假設。

不過，無論誰勝誰敗，中國的統一都將是大勢所趨。北方政權華夏化的深入，南方對北方認同度的提高，此等文化心理層面的因素，在影響歷史走向的方面畢竟居於次要位置，更為根本的，還是中國地理的大格局，不容南北形成長期穩定的對立狀態。農耕時代的中國，最主要的產糧地，一在黃淮海平原，一在長江中下游平原。兩大平原相連屬，江、河、淮、濟「四瀆」流於其上，都非不可逾越的障礙。河川既然不足憑恃，南北政權欲守護各自的經濟要區，便需動用大量人力來填補地理的「縫隙」。然以兵守邊，耗費甚巨，非但百姓困苦，官員的日子也不好過。這一點的弊害，在戍兵稍多、經濟稍弱的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

因為軍費開支龐大，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南朝建康城中，靠俸祿養家糊口的寄生官僚，很多在世時家人每餐便難於「兼肉」（有兩種肉類），死去後子女更常落入「孤貧」的境地。所以，他們經常希望到待遇較優、撈錢方便的地方郡縣任官，而朝廷將外職授予部分在京官員，允許他們掛數職、吃空餉，也成例行的恩賞。國家的集權需以財政為依託，要走出財政的困境，擴大稅收底盤無疑是最便捷的辦法。稅收底盤是什麼？那就是土地和人民。所以，南朝有為之君，無一不思北伐。

戰爭是一場豪賭，其賭注之一，是比平時投入更多的軍費。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為籌措糧餉，立將百官俸祿減少三分之一，號召王公、后妃、公主、內外官員捐獻金銀財寶，又向後方較富有的寺院和民家征借25%的資產。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北伐，「京師谷貴」，昭明太子「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連儲君都得跟著艱苦樸素。是可謂進亦憂，退亦憂，戰亦苦，不戰亦苦。如此，南北混一，四海一家，於君於民，都是最好的結果。南朝政權再怎麼「本土化」，處境再怎麼不利，統治集團都沒有拋棄過統一天下的思想。生在南朝、長在南朝的蕭道成，於立國未穩之際，曾對豫州刺史垣崇祖說過：「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豈帝王天生自帶理想光環？蓋形勢與視野，使其不得不然耳。

（讎溫社是我們南京的幾位青年學者在2015年組織的讀書會，兩年來每周活動一次，共讀中古史料。夫對讀互正曰讎，因故知新曰溫，又《魏書》雲李奇冗散數年而與高允讎溫古籍，讀書會既未始有意於形式，因以「讎溫」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讎溫社系列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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