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用「六經注我」的方式開發傳統文化資源

最新 09-20

文化

劉澤華。

南開大學榮譽教授劉澤華先生是我國著名政治史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中國的王權專制主義》《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前年，他主編並參與撰寫的九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今年，他的《八十自述》出版了。該書上編記錄的是他在多變時代的經歷和一些小故事，下編則是其學術研究的歷程及對一些歷史問題的思考。此起彼伏的二重奏交相輝映，合奏出一段跌宕深沉的樂章。

就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化、傳統思想在當代的作用等問題，劉澤華先生接受了《法治周末》的專訪，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把「從道不從君」說成儒家主流

離歷史事實太遠

法治周末：你對於「道」有一個定義，「概而言之，指宇宙本根、規律、理論原則和道德準則等」。現在很多人談起過去一個朝代的合法性時，經常用到道統、法統的概念。但是，這兩個概念的具體所指又比較模糊。在你看來，什麼是道統？什麼是法統？

劉澤華：說起朝代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問題，最先西周興起的是「天命說」，這一理論貫穿整個古代歷史；其次是春秋以後興起的「以有道代無道說」，這一理論與「天命說」相配合貫穿古代；再次是戰國興起的「五德更替說」，影響很大，但到魏晉之後此說衰落下去；第四，東漢班固提出「正統」觀念，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辨析正統，以蜀為正統，以魏、吳為篡逆。「正統論」影響至今。

道統這個概念始於北宋，但直到朱熹才上升為儒家的一個核心概念。道統這個概念具有神秘性和極強的排他性。問題不在於道，諸子百家都講道，也都主張以有道代替無道。朱熹的道統把「道」獨佔了，更關鍵的在這個「統」字上。

道統不是泛稱的儒家或儒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傳承，而是儒家中傳承儒家「道」的特定的「聖人」「賢人」。朱熹排的道統是：「自唐虞、堯、舜、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迨於宋朝，人文相辟，則周子唱之，二程、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再後就是他本人了。

法治周末：道統的神秘性和排他性怎麼講？

劉澤華：明清之際的費密對道統說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

清朝的袁枚於《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中提出「道人人可得」，「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以為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

朱熹倡導的道統是按照他的標準，講的是儒家的傳承，符合他的標準的大儒才能進入道統之列。朱熹之後，儒家內部為爭誰能進入道統之列，打得一塌糊塗，主要表現在誰能入孔廟陪祭。這個事情儒家內部無法解決，只有靠皇帝來決定。

由於元朝之後把朱熹倡導的理學尊為官方的意識形態，道統含有誰是儒家正統傳人的意義。從意識形態角度說，道統就成為論證朝代合法性的理論之一。

法治周末：那麼，法統又是怎麼來的？

劉澤華：法統這個概念在古籍中未檢索到，這個詞是隨著近代立憲運動的開展，而逐步形成的。

政統、治統是唐代出現的概念，講的是政治規範、律例等。有「唐帝王政統」之說，元朝忽必烈稱，「朕新即大位，肇統萬機。國事實為未明，政統猶懼多闕。」治統大約出現在宋朝，與政統基本是同義語，其核心都是講「三綱五常」。

新儒學常常把道統與政統、治統和新詞法統二分，強調道統的獨立性和對政統的制約性，嚴格說是不準確的。一是，道都歸於儒家門下，這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實；二是，道統的「統」更狹隘，由神秘兮兮的若干人體現，與政統沒有什麼關係；三是，從漢武帝之後儒家一直居於統治地位，但一直到宋代沒有體現道統的儒者，當然也說不上道統還有什麼作用，又怎麼制約政統呢？

以道統確定政統是否合法，完全是儒家程朱理學的一家之言。現在諸多學者推而廣之，實在太任意了，不可取。

法治周末：現在很多人一般都會強調歷代士人「從道不從君」的一面，很多朝代也不乏以道侍君的例子。那麼，中國的傳統士人中，是否存在一個「從道不從君」的傳統呢？

劉澤華：「從道不從君」是荀子提出的，有沒有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的確有一些人實踐了，這其中有不同的情況：一是如方孝儒、海瑞等為數不多的人，寧肯被殺頭，就是不從君命；二是道不同而退隱，如東林黨的一些人(其實他們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對閹黨)；三是一些假冒名節拒絕出仕，這些人多半是自抬身價，有些人很荒唐。

如果說「從道不從君」是政治、文化傳統，應該說是很有限的一個小傳統。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一，儒家是堅定的尊君論者，他們主張的「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君，尊君的主流是「君命無二」。撇開儒家的思想體系，孤零零地看「從道不從君」的確很了不起，但置入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就形成了悖論。

其二，「天王聖明」這個詞是儒家提出的，不要小看這4個字，它有覆蓋性的政治、文化意義。我曾寫過文章，論述了王不僅佔有「道」，很多情況下王就是「道」的體現。

以明代大禮儀之爭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繼皇帝位，登基後不顧禮制，追封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睿宗。由此引起了「大禮儀之爭」。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生父只能為皇叔考，另一些人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書應尊興獻王為帝。雙方爭論激烈，朝臣200餘人跪於左順門前表示抗爭，認定不合儒家之「道」，這激怒了嘉靖，下獄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17人。按說，嘉靖是違背儒家的「道」，嘉靖頒布《明倫大典》，宣布「非天子不議禮」，他的旨意就屬禮，就屬道。大臣張璁的總結是：「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皇上一人而已。」說的多麼直白，皇上就是天理人心、中正仁義的最高權威。

此外，在皇帝制度、等級制度、父家長制度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個人哪還會有「從道不從君」的勇氣。現在一些學人把「從道不從君」說成是儒家的主流，離歷史事實太遠了。

中國歷史進程有否「停滯性」的問題

法治周末：歐洲各國的君主專制時間都不算長，而中國的君主專制，從秦朝建立之後，竟然綿延兩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有否「停滯性」的問題？

劉澤華：中國歷史進程有否「停滯性」問題，學界有不同看法，我認為是有的。中國古代創造了更多的文明，比西方要先進。但就是沒有突破自身的限制，由自身走向近現代社會。沒有世界先進文明的挑戰，中國向近現代轉型真的是個疑問。現在有人說從明末中國就進入近代社會，這種說法或許有點道理，但我要說這與近現代先進的世界文明不是一回事。

王權專制主義為什麼這麼長？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在我看來，主要有兩點：第一、從進入文明期，中原大地就走上王權專制主義，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體制，即使有些其他的苗頭，也都沒有成型，有人說那是原始民主制的遺存；第二、佔主流的社會觀念起了鞏固君主體制的作用。西周已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沒有受到挑戰。

諸子百家興起為另闢蹊徑探索體制問題提供了一個機會，但戰國時代的客觀現實是諸侯紛紛稱王，使王權專制進一步強化。莊子有突破性思考，但他們尋求的出路是社會人的自然化，這對現實的王權專制構不成改造力量。農家主張君主業餘化，但同樣沒有實踐意義。其他顯學爭的固然很激烈，但爭的是實行什麼樣的君主專制。

我曾寫過專文，認定秦始皇的帝王體制是先秦政治觀念的集大成，可以說，以後百代都是沿著秦製做些加減而已。大一統的專制體制形成之後既不允許對體制進行正面挑戰，也沒有觀念再思索的客觀條件。雖然無君論一直沒有斷線，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範圍內竊竊私語。

就實而論，儒家在鞏固王權專制體制上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被帝王視為維繫帝王體制的命根子。一個「三綱五常」就在觀念上把人們牢牢套死。所以我認為，大一統的王權專制體制和主流觀念的配合，是君主專制長期化的主要原因。

法治周末：有學者認為，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仍然會繼續維持君主專制體制。對於這一問題，你怎麼看？

劉澤華：我大體同意這一見解。現在不少學者把中國進入近代化提到明末，明末在社會層面有些近代化的因素，但在政治體制上沒有什麼變化。到了清代君主專制體制依然如故，加上民族因素更強化了一步。

明清時期王權支配社會大的格局是一貫的，即使有一些社會因素在衝擊王權支配社會這個格局，但力量遠遠不如專制王權。

面對豐富的傳統資源不可像守護文物那樣

法治周末：中國社會的宗法、族權制度，與王權專制主義制度具有同構性。現在，也有人認為，農村的宗法制度有溫情脈脈的一面，甚至對之理想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劉澤華：有些人想重建宗法制度，我估計歷史大勢不支持，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深化、人口流動加速、權益博弈的活躍、農村人口的減少和農業集約化的發展等因素，宗法制度只能走向衰退。即使有些地方還可能長期保存宗法制度，如祭祖、編寫家譜等，但其內容和形式都會有大的變化，比如，原來的族長制就難以繼續，原來女性不能入家譜，現在男女都收，等等。

把宗法制度理想化恐怕是理想者復舊的理想。

法治周末：另一方面，儒家的理想主義一直存在，到現在也未絕跡，儒學現在就很熱。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儒家必須經過怎樣的轉化，才能適應於現代社會？

劉澤華：現在有許多說法，如「綜合創新」「返本開新」，關鍵是一個「新」，借著某一個命題或一句話語說下去，固無不可，但說古代的儒家就是如此，這怎麼行？「新」是已脫離了原來的儒家思想體系。

儒家作為思想資源大有用處，但無需標榜什麼新儒家，我認為儒家只有古典形態，如果借古說自己，不如自己說，尤其不能改鑄古典儒學，只說輔助面，把主導面拋去，那還是古典儒學嗎？如果個人在生活中踐履古典儒學，只能把自己變成古董。

法治周末：在你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多少可以適應於現代價值觀念？

劉澤華：現在新儒家等有諸多「返本開新」「創造性轉化」「綜合創新」的提法，對這些提法我大體上都贊同，因為他們轉化出來的「新」多半具有當代價值，而這些都不是古典儒家所固有的，是他們「創造」和「開新」的成果。

我與某些新儒家的分歧在於，有些人把自己開創的「新」說成是古典儒家固有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另外，在他們所說的「新」中，排斥其他的思想觀念，這點我又不贊成，因為現在的已經多元化發展了。我們不可低估一些思想家有超越現實的超前性，但思想主體不會超越他那個時代。

古典儒學作為資源其意義無疑是很大的。沒有資源的世界必然是荒漠；有資源，但如何開發和利用則全靠自己。孔子能說那麼多哲言，難道我們就不能自己說嗎？因為「你」就是你自己，是現代的「你」。

法治周末：在你看來，如何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

劉澤華：把傳統思想作為資源，如何開發和利用大致是「六經注我」的方式，而「我」是主體，「我」要創新。如何開發和利用資源，說以下幾點以示其概：

一是，「借題」發揮。古人提出過許多命題，我們可以借來發揮。比如，「以人為本」「民本」「法制」「法治」「調和」等，舉不勝舉。這些命題會伴隨人類延傳到永久。命題是人類高級抽象認識的一種，可以從思想整體中提取出來「借題」進行自己的開拓和發揮。「借題」是人們認識攀登的階梯，是智慧的一個起點，是貫通古今的一種重要方式和形式，但不能把「借題」與「發揮」混為一談。

二是，借用前人的概念。概念是認識的「結」，有「結」才能結連成網。人類認識史表明，概念在不斷地創造，但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承繼前人而來的，我們現在的許多概念就是來自古人。從字面上看字詞可以相同，但其含義卻可以修正、補充，甚至可以改造。

三是，從分析古人提出的實質性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中，尋求智慧和借鑒。

四是，古人在自我與超越之間的種種思索同樣為我們現實中遇到的問題提供了鏡鑒。其中有理性、有信仰、有倫理、有術數、有巫術和幻化以及這些的綜合與交叉等。低級的繼承是簡單拿來，高級的則要增加諸新的因素和新內容。

五是，攝取某些具有科學意義的方法論。比如，對辯證法，古人論述的很多，有些高層的概括超越了當時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可以直接用到我們的思維中來。

以上說的僅僅是舉例性的，如何開發和利用，還會有很多內容和方式。我要強調的一點是，在現實中，面對豐富的傳統資源且不可像守護文物那樣，僅保持其原汁原味，更不能以舊修舊，重要的是開發和創新，因為我們是現代環境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