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界儒學大會之「少兒讀經論壇」之前
承蒙柯小剛教授的邀請，有幸在曲阜參加兩年一度的世界儒學大會，更為具體地說，是參加其中的一個專題論壇，主辦方冠之名曰「少兒讀經利弊得失檢討」。昨天，參與此次論壇的發言人以及發言題目被公布出來。看到這個名單後，我很快在朋友圈裡寫下這麼一句話，以表達我最直接的感受：「這次讀經教育專題討論的參與者的構成和安排，頗有深意，甚為有趣。」
之所以說「頗有深意」，是因為這次論壇的受邀者大都參與了去年春夏之際那場有關「老實大量純讀經」的網路爭議。在那場爭議中，一方為「老實大量純讀經理論」（後文簡稱「讀經理論」）的創造者與追隨者（謂之「正方」），一方為由學者和讀經家長組成的對該理論的批評者（謂之「反方」）。據說那場爭議發生後，《儒家網》有意促成正反兩方的「意見領袖」進行一次直接對話，但後來不了了之。此次論壇，借「世界儒學大會」之盛名，在姚中秋教授的倡議下，終於成行。寬泛而言，此次論壇可以算作去年那場軒然大波的延續罷。
然而，這又是非常」有趣「的。既然這次論壇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去年爭論的延續，而那場爭論已經展現出論辯雙方的意見與立場之不可調和性，那麼，似乎不難想像此次論壇可能會以一種什麼樣的局面收場。根據筆者的妄測（儘管筆者並不希望它真的發生），可能仍然只是自說自話——
「正方」仍會繼續宣稱自己的讀經理論「最高明」，具有「籠罩性和全幅性」，並且繼續強化讀經理論與讀經實踐之間的區分和邊界，聲稱讀經實踐之所以出現問題是因為學堂未能準確把握讀經理論之精妙；
「反方」則會繼續擺陳讀經實踐中的負面實例（根據筆者的調研，類似的例子確實存在），質疑正方在讀經宣導、學堂開設、教學實踐、師資配備、公益募捐等方面的資質乃至誠信，批評「純讀經」是一種「野蠻讀經」乃至「毒經」，敦促正方對讀經實踐中的問題進行反思並承擔責任。
總之，正方會繼續在理論的高深與精妙中自圓其說；反方則繼續為孩子們在讀經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痛心疾首。陽明先生曰「知行合一」，這一理念後來被抽象化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如今，在讀經教育的爭論中，「理論」與「實踐」之張力與分離如此顯著，想來不免令人唏噓扼腕！
儘管這次讀經論壇的安排看上去「頗有深意」（延續去年的爭議）也似乎很「有趣」（明知論辯雙方立場的不可調和性而仍然為之），卻隱含著一種「危險」。這種危險性在我看來倒不是對於雙方達成某種「共識」或「和解」的悲觀（事實上，「共識」是不可能達成的，即使能，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沒有多大意義），而是一種社會異質性的強化、文化排斥的增強和教育邊界的固化。尤其是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這種危險性就更令人擔憂：儒家古典教育之當代復興剛剛開始，它的影響力和涉及範圍遠未如媒體所呈現出來的爭議和張力那麼大。因此，如果任由這種「自說自話」和「求同存異」繼續下去，受損或受益的不是正方或反方中的某一方，而是「儒家古典教育」復興這個整體。沒有零和博弈，只有一損俱損。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現在被經常爭論和批評的所謂「讀經教育」（目前已經演化為「老實大量純讀經」的教育）只是諸多儒家古典教育或國學教育類型中的一種。「儒家（古典）教育」或「國學教育」的涵蓋範圍遠比「讀經教育」寬泛得多。（今天在火車上跟爸爸打電話，他說與「讀經教育」相比，他更傾向於接受「國學教育」或「儒家教育」這樣的稱謂，前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宗教，後者則具有一種「政治正確」，因為國家在提倡。這讓我意識到稱謂的重要性，因為它涉及到「正名」這樣的大問題。）在當代中國民間的教育場域里，存在著形態各異卻分享著諸多共同性的儒家教育實踐。然而，當這場不可調和的爭議呈現在公眾面前時，如何避免人們不把「讀經教育」混同為「儒家教育」，進而把前者連同後者都貼上「有問題的」標籤而敬而遠之呢？因此，這場爭論，沒有也不應該有「贏家」或「輸家」，因為擺在正反兩方面前的是一個共同的、核心的、棘手的問題：如何讓更多的人參與到讀經活動中來？如何讓更多的人認同儒家教育？如何讓更多的孩子讀經？
不論怎樣，此次論壇能夠成真，想必組織者下了一番苦心，相信應邀參會者也都是帶著平等商討的初衷。此次讀經論壇不同於以往：它不是讀經宣導會，不是為了鼓動人們把孩子送到讀經學堂。它試圖跳出「讀經教育」的內部而站在它的邊界上，以一種既抽離又嵌入的方式對讀經教育進行反思。這個反思，有的人會以批評既有的實踐和問題為出發點，有的人會從宣傳多年的理論和哲學建瓴。但不管怎麼樣，經過這個論壇之後，大家至少都能明白一件事情：自己所宣稱或相信的那個並不是世間唯一的，甚至都不是世間唯一「正確」的；大家能夠意識到一個作為批評者的平等他者的存在，以他者為鏡，期待重塑一個新的自己，而這個「自己」不僅關乎個體，也關乎民族。
補記：
讀經教育發展到現在，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卻已經迫在眉睫。所謂「舊的問題」便是眾多私塾的合法性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困擾著讀經私塾。所謂「新的問題」便是，在儒家教育內部出現的紛爭反諷性地動搖了讀經教育自身的合理性。在可預期的未來，這兩個問題將會繼續糾纏在一起，共同主導著未來讀經教育的發展。
最近這兩年，儒家古典教育發展的一個基本情況便是內部邊界性的增強。似乎一夜之間迸發出不同類型的儒家教育，這些類型之間各自宣稱自己的「儒家性」或「中國性」，方式卻是消解對方的「儒家性」或「中國性」。這一文化排斥的增強一方面反映出儒家古典教育內部正在趨向複雜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增強了達成共識的不可能性。因此，一個弔詭的事情是，儒家教育發展到今天，卻亟需培植一種相互包容、相互容忍的自由主義土壤，儘管儒家本身便是嚮往於自由之境的。
不過，除了包容和容忍似乎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一種切實的行動，這行動不僅來自於民間社會，還來自於政府部門。此次論壇可算作一次民間自發的反思行動，但這還不夠。在未來，政府的監管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必要。相關的立法需要跟進，當地教育部門也要作為起來。政府的監管將會面臨一種社會治理的思維創新，需要在下面兩方面尋求平衡：一方面，如何為一種不同於國家義務教育體制的教育形式創造一個可供操作的、合法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如何通過監督和管理切實保障在這些讀經私塾和學校里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們的合法權益。這將是考驗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又一個難題。
明天我的發言題目為Individuality, Hierarchy, and Dilemma: the Makingof Confucian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a ContemporaryChinese Classical School（個體性、等級性與困境：當代讀經教育如何塑造儒家文化公民？）。這是一篇去年發表的學術論文，下面是這篇論文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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