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與儒家倫理思想有什麼關係？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對於規範民族精神、塑造民族性格，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如果說圍棋是中國文化的一枝奇葩的話，那麼，它也同樣浸潤和折射著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形態，其核心在於一個「仁」字。無論是反諸於內的修身養性，還是形之於外的治國平天下，都強調「仁」字為先，都強調宅心仁厚。在儒家理論中，「仁也者，人也」（《孟子·離婁上》），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仁德存焉，而儒家大師最高的社會理想也就被標定為「天下歸仁」（《論語·顏淵》）。漢代的董仲舒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礎上，則進一步提出「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作為一種倫理原則，這五個方面現實地構成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具體內涵。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對於歷代文士的影響十分巨大，成為他們所尊崇的基本人生準則和努力爭取達到的人格境界，即使在圍棋這樣一種消閑意味極為濃郁的活動中也不例。

宋代的潘慎修，官居直秘閣學士，精通圍棋，經常奉詔與宋太宗對弈，曾作《棋說》一篇獻給太宗，頗得宋太宗讚賞。在他看來，「棋之道，在於恬默，而取捨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范者，庶幾可以言棋矣。」非常明顯，潘慎修將儒家的人格理想直接視為棋手必須具備的內在修養，認為只有當其集「仁、義、禮、智、信」於一身，才能真正體會圍棋的奧秘。這種看法固然未免有直觀比附之嫌，但也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對文士圍棋觀影響之深。

與潘慎修同時的另一位文士宋白在《弈棋序》中則直接用儒家思想闡釋圍棋的勝負之道。圍棋本是對抗性很強的競技活動，自然難免勝負，但如何獲取勝利卻頗有講究。在他看來，「舒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細味其中之意，他所推崇的勝利乃是有仁者風範的勝利，即不戰而屈人之兵，相反，通過針尖對麥芒的劫殺征伐僅是下策，這與儒家以「仁德」治國安邦的思想顯然是一脈相通的。鄭俠在《觀棋》一詩中將這種思想說得更簡潔也更為明白：「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真可謂一語破的。

明代文人李東陽，官至吏部尚書，酷愛圍棋，棋藝頗高：他寫有一首《題邵翁棋墅卷》五言詩，開篇即雲「弈棋雖細事，可以觀小德」，將下棋與弈者的人品道德直接聯繫起來，然後他列舉出棋壇上的種種無德行為，對那些為爭小利而翻臉變色、自負才氣而大誇海口、密伺人過而深匿己奸、困處敗勢而出語傷人等劣跡醜態進行了抨擊，充分表現了他對棋德棋品的高度重視。

此外，儒家思想始終貫穿著「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所謂「中庸」實質就是強調合度，凡事恰到好處，適可而止，不得趨於極端，即「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庸」（《中庸》）。先秦儒家標舉「中庸」，不外是面對禮崩樂壞、大道不行的現實社會深感痛心疾首而開出的一劑治世之方，在當時，這自然難以阻遏人慾的無限膨脹，也無助於社會的序化。但是，作為一種倫理原則，「中庸」強調通過主動的自我調節以獲取平衡與和諧，又有其深刻的合理性。

正因為如此，「中庸」之道對後世社會的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圍棋也不例外。如棋道上講究行棋「外圓內方」，剛柔相濟；棋術上追求「攻守兼顧」，「張弛有度」等，在最深刻的層面上，都滲透著「中庸"精神。宋人張擬《棋經》十三篇被棋壇「奉為圭臬」，而其基本理論支柱之一就是自我平衡。如《合戰篇》第四謂「闊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虛實篇》第五雲「投棋勿逼，逼則使彼實而我虛，虛則易攻，實則難破」，這些都無不暗合「中庸」之精義。

總之，儒家仁德思想的直接影響使視棋如人生的文人士大夫在弈棋時追求著一種「取之有道」的仁者風範和君子品格，對於提高弈者的道德境界、凈化棋壇風氣無疑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中庸思想一方面因其特有的辨證色彩而成為文人士大夫克敵制勝的法寶，從而成為圍棋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具有不可否認的正麵價值，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賦予了傳統圍棋爭而不火、斗則不怒的精神特徵，過於強調適度不利於棋手競爭意識和冒險精神的培養，對於四平八穩棋風的追求在客觀上並不利於圍棋這種競技性很強活動的迅速發展。因此，中庸思想所具有的負面因素也是顯而易見的。（老王不賣瓜）

圍棋與《易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