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皇帝上課，該坐著還是站著，這個問題很棘手

有宋一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與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北宋的締造者趙匡胤雖是一介武夫，但他在戎馬倥傯之際就十分留意前代興亡治亂。創立宋王朝之後他「首幸國學」增廣學舍，欲「法前代興治善政之美俗，戒其致亂之倒行逆施」。

趙匡胤確定了崇文的國策，同時為後世兒孫設立了經筵制度。

經筵，就是專門為帝王所特設的御前講席。

宋經筵制度規定：每年的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冬至，每逢單日舉行經筵，由講官輪流入侍講讀。這個時間並不一定會嚴格遵守，厭學的天子可以找出許多理由逃課，好學的皇帝也會隨時召侍講之臣於便殿。

好在老趙家的兒孫們追念祖宗創業守成之艱難，為保國運昌隆，多數謹守祖宗經筵制度。

天子日理萬機退朝之後，如果仍多與侍讀、侍講大臣討論經史，不但可以增長知識、開拓心智，而且多和儒臣在一起，會相應的減少與內臣的親近。與后妃、太監、宮女這些人接觸，容易受她們引誘沉迷享樂，因此釀成亡國之禍。

另外，這樣做可以減少後宮、宦官干政的可能。所以說，許多時候關鍵並不是在於教育小民，而是在教育口含天憲、一言九鼎的天子。

歷史上一些君王天賦雖高，卻往往忽視了後天學習的重要性。

宋的經筵制度就是要這些帝國掌舵者明治亂、知興亡。宋以儒術治國，政治上雖有黨爭、紛爭之事，但歷代帝王謹遵不殺士大夫的祖訓，激勵了讀書人的崇尚氣節之事，宋之有三百餘年之國祚，與宋代帝王崇儒重道有直接關係。

宋仁宗之前，講官都是坐講，仁宗朝時卻是立講。熙寧元年（1068）,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與呂公著請神宗依先制行坐講。神宗傳旨命太常禮院詳議，禮院大臣很快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神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去問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據實以告官家，自己當年侍仁宗經筵是站著的。

此事之後，王安石經筵進講，神宗賜坐，王安石不敢坐。終神宗之世，侍講皆立講。王安石提議坐講之事，也成了御史官員彈劾的罪名。

元祐元年春（1086），司馬光推薦理學大儒布衣程頤入朝，授以崇政殿說書之職。

哲宗皇帝時年十一，程頤兩次上書太皇太后請復行坐講之禮，再次引發朝臣熱議。程頤請坐講本來是向年幼的哲宗灌輸尊師重道的思想，在未被採納之後，當即請求致仕。

程頤這種目無君上的行為很快就招來了諫官彈劾，很快程頤的帝師生涯結束，被貶出京。

都是在提議坐講，王安石的行為被反對變法的人羅織為罪名，而後世儒者對於程頤的遭遇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一樣的事情不同人去做，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評論，這TMD就是歷史，沒有任何道理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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