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金陵讀史七十年

9月的南京，尚未入秋，小雨過後鬱鬱蔥蔥。穿過百年南京大學旁的青島路，拐進一個小院，裡面綠樹成蔭，有幾棟公寓樓。其中一棟，就住著茅家琦。

從1947年考入中央大學至今，91歲的茅家琦繞著南大,與歷史結下了大半個世紀的緣分。他至今共出版重要學術專著2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涵蓋晚清史、太平天國史、中華民國史、當代台灣史等領域，是國內太平天國史研究名副其實的「泰山北斗」，也是台灣當代史研究當之無愧的「拓荒者」。

這位江蘇土生土長的歷史學家、南京大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史學。「我在工作上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個是早期的太平天國研究；一個是開展當代台灣史研究，填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空白；還有就是畢生對人文精神的弘揚以及歷史真相的求索。」茅家琦說，自己是工作上求突破，人生里求安穩，「一輩子住在南大的這個小樓里，最近更是不太出去了」。

治學之路：一個學經濟的「歷史學家」的誕生

茅家琦走上歷史之路有些偶然。1946年底，19歲的少年茅家琦從泰州老家來到南京，順利地考上中國銀行，當上了一名檢券生。第二年春天，不安分的他分別參加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的招生考試，結果陷入幸福的煩惱：他同時被兩所頂級大學錄取。

茅家琦選擇了中大的經濟系。但很快，那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就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茅家琦入學的時候，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一年多以後，學校給學生放了長假。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1951年，茅家琦畢業留校，並於1953年成為政治經濟學教師。1956年，茅家琦申請調到歷史系。

因為學經濟出身，茅家琦在轉系申請中表示單純的經濟理論很難解釋經濟問題，必須把經濟問題置於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中，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個理由似乎過於抽象，但是茅家琦用它成功地說服了歷史系的領導，成功轉系。

1956年年底，他正式到了歷史系，從此再沒有離開南京大學研究歷史的崗位。六十年彈指一揮間，他歷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所所長等職務，並獲南京大學終身成就獎，都因為這一歷史的機緣。

剛跨入歷史之門，茅家琦研究的是經濟史。很快，他便發現經濟史這個課題太廣、太泛，很難抓住重點和核心。「剛開始研究，對象應該集中一點、小一點。」茅家琦決心調整方向。當時國內太平天國史很熱門，加上國內最頂尖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羅爾綱在南京搞研究，並在南大歷史系兼課，茅家琦決定把研究方向轉向這一領域。

日後再看，這是一個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做出的一個正確的決定。不久，茅家琦獨立完成的一篇關於楊秀清的論文得到羅爾綱的肯定，這個可貴的肯定，成了國內兩位頂級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幾十年友誼的開端。

不久，茅家琦又結合自己的經濟學知識，寫了《太平天國失敗後的江南農村》，因為視點獨特，此文在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那時，他白天在系裡擔任主任助理，處理繁雜的行政工作，晚上回家看書，每天基本上都看到十一二點。就這麼一邊看，一邊查字典，一邊翻譯，一邊記錄，他抄了滿滿6抽屜的卡片，最終出版了《太平天國興亡史》《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等一系列標誌性著作，成為史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游在真理的長河：研究歷史要「四根拐棍」

1964年8月7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茅家琦的一篇論文《論李秀成》，在全國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引發了一場對他的「大批判」。就是由於這一篇文章，茅家琦成了「江蘇省第一號叛徒辯護士」。這期間，茅家琦一直默默做著研究，加強人文精神與思辨能力的訓練，絲毫未停下追求真理的腳步，直到2012年，他才發表一篇答辯文章：《「忠王不忠」辨析》，其學術追求的「韌性」可見一斑。

到了20世紀80年代，茅家琦感覺太平天國史研究過熱，遂將目光轉向中國的近代化，而且一轉就轉到了「台灣的近代化」上。

1949年以後的台灣歷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1980年，茅家琦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邀請去美國訪問了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裡，茅家琦看了很多書，了解到1949年以後台灣社會的變化和發展。

回國後，茅家琦跟其他老師商討一起研究台灣史，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太敏感，不敢涉足。但茅家琦不考慮那麼多。「研究種種客觀存在，取得認識，當然需要理性——一種窮根究底的、不受任何權威和各種功利限制的獨立研究精神。」茅家琦說。

憑著對歷史的執著追求，1988年，由茅家琦主編的《台灣三十年（1949—1979）》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海內外學界的強烈反響，被譽為新中國成立後大陸首部具有開拓精神的當代台灣史專著。出版社開始印了5000冊，後來又再版了5萬冊。因為這本書還帶有學術研究的成分，有些高校還把它列為博士參考書。

一從事學術研究，茅家琦就開始了獨立思考。自覺思考人生問題的意識，是他探索研究和建構史學思想的哲學淵源。前輩史學家強調研究歷史必須掌握「兩根拐棍」——古漢語和外語。這是從「史學即考據學」的角度提出來的。茅家琦認為，在現階段僅僅靠這「兩根拐棍」已經不夠，需要加上另外「兩根拐棍」，即弘揚人文精神與弘揚進化認識論。

1983年2月9日，茅家琦經過長期思考和深入探索，在《光明日報》發表論文《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中「假說」的運用》。他提出，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往往是一種假說，是相對真理，不能視為絕對真理；需要經過多方面的檢驗，逐步修正錯誤，接近絕對真理。那應當如何檢驗歷史研究中的假說是否是真理呢？茅家琦認為，一要看以後陸續發現的材料，要能繼續證明已經提出的假說是正確的；二要看人們的思想理論水平提高以後，是否仍然認為過去提出的假說是切合實際的。

「真理是個長河，你在真理這個長河中游泳，你可以傾盡全力向真理靠近，但是你永遠到不了真理的盡頭。真理是個長河，你在真理的長河中游泳，你要慢慢向前進，一步一步前進，但是你總到不了最終目的，因為真理是向前發展的，沒有盡頭的，所以你只能看到一個階段，我們稱之為相對真理。你到不了絕對真理。因此你寫文章，發表你的見解，只能是個假說，這個假說裡面你要經受住考驗，要堅持真理，改正錯誤，逐步前進。」這一段話，成為茅家琦的名言，也見證著中國歷史學界的孜孜探索和求真精神。

歷史哲學的形成：思想合力構鑄歷史

2016年5月28日，茅家琦先生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行，當天也是他90歲壽辰，其新著《歷史與思想論集》首發式同日舉行。這本被他視為從事歷史研究60年最大收穫的著作，用了近15年才告完工。

20世紀90年代，時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的匡亞明邀請他擔任「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副主編。其間，茅家琦認真閱讀了很多書稿，撰寫了《孫中山評傳》。在《叢書》出齊以後，他又聯繫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思想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究竟有怎樣的關係？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茅家琦說：「在這一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思想文化與社會歷史發展存在著很大的聯繫。整個思考的過程，大體經過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肯定人文精神與歷史發展有巨大關係；第二階段，肯定人文精神與思辨精神兩者都與歷史發展有巨大關係；第三階段，形成一種理念——思想合力構鑄歷史。」

為此，茅家琦先後寫了三本書：《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桑榆讀史筆記——認識論、人生論與中國近代史》以及《歷史與思想論集》，不斷深化自己的理論新見，並在《歷史與思想論集》提出了「思想合力構鑄歷史」，為他半個世紀的探索做了總結。

在茅家琦看來，這一理念的提出，是多年來學人的探索和總結，是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成果。茅家琦進一步闡述何為「思想構鑄歷史」：第一、其中所說的「思想」是指被歷史人物接受，並作為創造歷史的指導思想的社會意識形態；第二、「思想構鑄歷史」的過程中，有四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構鑄歷史的思想（系統化的社會意識形態）、構鑄歷史的主體（包括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構鑄歷史的方式（包括和平改革和武裝鬥爭）和最後構鑄而成的歷史實際；第三、多種不同的思想主導著創造歷史的各類歷史人物的實踐活動。在實踐中，各種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終，某一種思想（多數的情況下是幾種思想的融合）構鑄了一定的歷史實際。

茅家琦認為，「思想構鑄歷史」，並不是指某一種思想構鑄歷史，而是指多種思想的合力構鑄歷史，不能簡單地說是「思想」構鑄歷史，「在一個歷史時期以內，往往有多個人以多種思想為指導，進行創造歷史的活動。各種思想相互衝突、補充、融合，最終形成一種合力，創建了一個新的社會。」

歷史精神的傳承：在時代的延續中閃耀

「垂暮之年，回顧我的學術道路，最是忘記不了的，是孫副校長、陳主任和匡校長對我的深情幫助。」在秋天的餘暉里，茅家琦的語調沉緩，念念不忘要感謝幾個人。

時任南大副校長的孫叔平和南大政治輔導處陳毅人主任，是他走向歷史研究的推動者；時任校長匡亞明是他強有力的支持者。茅家琦說，他還清晰地記得匡亞明校長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刻，講的一句「悄悄話」：「不要緊張，再寫文章。」

事情發生在1964年9月。那時因為「美化叛徒李秀成」，全省正對茅家琦進行大批判，批判他鼓吹「叛徒哲學」。一天下午，歷史系在會議室召開批判大會。在系辦公室門口，茅家琦意外遇到匡校長。當時距離開會還有一段時間，系辦公室門口，只有這位灰頭土臉的青年學者和校長兩個人。

「我叫了一聲：『校長！』並對他苦笑了一下。匡校長當時對我說了兩句話，八個字：不要緊張，再寫文章！這實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這是匡校長的一句安慰話。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是十分感激的，而且永遠記住了這八個字。」茅家琦回憶說，這件事一直支撐著自己從事學術研究，而這種對青年學者求真務實的保護與鼓勵也深深影響了自己。

後來，許多的年輕人，就像青年茅家琦和匡亞明那樣，在茅老的指引下，走向史學研究的道路。作為一個獨立治學、具有很強的理性思維能力的學者，茅家琦一生的治學，充滿了對人道的關懷和理性的探求。在他60多年的教學工作經歷里，這種精神也一以貫之，其教學與教育工作嚴肅認真又細緻有方，在南大師生中有口皆碑。

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經盛鴻1980年到1982年在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期間，選修了幾門茅先生執教的課程。「茅先生不僅講課認真，而且對我們的每份課後作業都細心批改。我至今還保存著當年先生批改的作業。」經盛鴻回憶，茅家琦對作業改得十分細緻，甚至將文章中的錯別字「弊足」也用紅筆訂正為「蹩足」，「這給我極大的震動，使我認識到社科工作者必須重視中國語言文字的基本功。」

茅家琦始終認為，大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旺，小至一個學校、一個系科的發展，光靠一個人、一代人的努力不行，而要靠全民族、全學校、全系科的世世代代的奮鬥。他的一個「給一名學生上課」的故事就廣為流傳。

有一年，南大太平天國史專業只招收了一名女研究生。即使對著這一位聽課的學生，茅家琦也如同對數百、數千人的聽眾一樣，一絲不苟。不少學生親眼目睹茅家琦先生正襟危坐，拿著教材，極其認真地講著，而在他的對面，只坐著這一位學生。

就在今年5月份，90多歲的茅家琦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指導青年史學家如何做學問：《給青年史學家的三點意見——如何寫好博士論文》。他說，青年學者要培養實證精神，要弘揚思辨功夫，要提高「進化認識論」的實踐能力。

對青年學者，茅家琦多年來一貫勉勵。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教授1982年從南京大學畢業之後被分配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後不久偶遇茅家琦，茅老當時就熱情地鼓勵他要珍惜機會：「從事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第一手資料，要甘於坐冷板凳，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進行研究，由點到面，持之以恆，最終一定會取得成績。」「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近二十年，但此情此景仍歷歷在目，老師的這番教誨語重心長，使我受用不盡。」鄭會欣說。

「回顧七十年的讀史歷程，我永遠忘不了陳主任、孫副校長、匡校長對我的幫助教育；回顧七十年的讀史歷程，我的最大體會是：實證、思辨和進化認識論；回顧七十年的讀史歷程，我還要感謝許多青年學者和我的親密合作。沒有這種合作，許多著作是寫不出來的。」在採訪行將結束時，茅家琦講了這三個「回顧」，恰似與南大古樸的校區一脈相承，訴說著百年的人文史。

《中國教育報》2017年09月21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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