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華：比想像更沸騰的故事和生活

到今年3月，中國的進城務工人員大約有2.8億。由於文化訴求和媒介方式等原因，這個群體很少發聲，尤其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他們似乎一直沉默著，也很少有人願意去關注。近年來的影視創作領域，這個群體也有意無意地被遺漏掉了。我們希望，《春天裡》成為一個開端。在建築工地，在工友的簡易宿舍，在連接鄉村和城市的遙遠路途上創造——

比想像更沸騰的故事和生活

——電視劇《春天裡》創作談

梁振華 | 文

「熟悉的陌生人」

建築工人，在都市的生活空間里，是「熟悉的陌生人」。

每個城市都有在建的大大小小的建築工地，我們經過，眼神掠過，都會有頭戴安全帽、身著工裝的建築工人，三五成群，撲騰著塵灰，永遠步履匆匆。他們跟我們寓居在同一個城市，呼吸著相同的空氣，頭頂滿目晴空或置身漫天霧霾。然而，這個人群熟悉的身影於「城裡人」又是印象模糊的。安全帽下任何一張面孔，似乎從來都沒有清晰起來，我們很難描述他們細微的表情，更無法用自己的經驗去想像他們的生活。除了不息勞作、掙錢養家，讓我們陌生的，是他們的堅持與彷徨、失落與欣喜，以及他們的追求和抵達不了的遠方。

建築工人，絕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進城務工人員。這群「熟悉的陌生人」，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卻一直遊走在城市的邊緣，也遊離在影視作品關注的視野之外。

4年多以前，接觸到這個題材，是惶惑而欣悅的。惶惑，來源於對這個群體的認知匱乏，而這種匱乏正是產生強烈了解慾望的起點；作為創作者，跟絕大部分觀眾一樣，對這個龐大而不乏某種神秘色彩的群體有著不可抑制的好奇。之所以欣喜，是隱約地感到：這個選題儘管很「冷門」，和流行的潮流遠遠拉開了距離，但它很可能別闢蹊徑，通往一片繁茂而遼闊的天地。

中國現代化的版圖上，農民離開故土進城務工的歷史，也正是中國城鄉經歷著巨大變遷的歷史。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們穿行於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鋼筋水泥的叢林里勞作，揮灑著他們的汗水、青春與夢想。他們變戲法一般，讓一座座城市換了新顏。與此同時，浸染於城市文明之中的農民工們，又將城市文明帶入了鄉村。他們不僅是城市與鄉村的建設者，更是城市文明與鄉村倫理交互的紐帶。他們塑造了城市，也改變著鄉村。

這是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群體。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城市文明的銜接，是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期一個含義豐富的話題。而聚焦進城務工人員，講述他們的故事，則有可能從一個新穎的角度管窺時代、社會、人性人心和社會道德價值體系的變遷。

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這樣一個特殊題材，自然確立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自然需要走近進城務工人員群體，從細微處建構對他們的生存狀態、人格特徵、情感表達方式真切而生動的感知。

我們的採訪，始於江蘇揚州、南通兩個建築之鄉，從最基層的工地開始。鋼筋工、砌築工、電工、木工、架子工……每一個建築工種，都有一套自足而又相互勾連的行規（包括技術層面和行業規則層面），有很高的技術含量。我和劉汀、張輝兩位編劇搭檔，還有製片人龐建，和建築工人同吃同住了一段時間，在觀察、聊天和採訪中一步步加深了解——他們的觀念形態和人格結構，他們表達情感是什麼方式，如果碰到了挫折和困難通過什麼方法去應對——總而言之，在最近距離的接觸中，感知他們的「日常」。

由於故事講述的是江蘇建築工人進京打拚，我們後來又折回北京，專門走訪了好幾家江蘇在京的建築工程隊。有些打工者，來京已有十幾二十個年頭，當了包工頭，進入了管理層，甚至成立了建築公司；也有些剛剛入行的「新生代」，初出茅廬，對未來既迷茫也懷有無限憧憬。他們來到偌大的北京城，如何尋求在這個大都市裡的身份認同，如何適應陌生的環境，如何安排工作之餘的生活，如何處理個人家庭與情感問題……我們抱著這些疑惑，走訪，探詢，求證。採訪對象涉及到行業領頭人、經營管理者、工程隊負責人，再到最普通的工人。這個工作分了好幾輪進行，斷斷續續有大半年時間。

這是一段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從選題到劇本完成，歷時整整3年，當中編劇團隊去江蘇採風10餘次，大大小小的劇本研討會開了15次左右，請了建築行業代表、民工代表、文學藝術和廣電行業代表，還有大學專家教授，輪番來論證，吸取了諸多有益的參考意見。

枝繁葉茂的生活，永遠是創作的導師。這部作品裡，我們無法囊括這個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一定會有疏漏和浮淺之處；但劇中許多情節的確從採訪中挖掘而來，在編劇環節，包括此後的拍攝製作環節，主創團隊都在努力還原真實性，追求現實感。從一開始，這個故事就拒絕架空和懸浮，希望緊貼現實的土壤行走，也希望觀眾看完這個故事後——關於進城和回鄉，關於堅持和堅守，關於如何應對名利和慾望的誘惑、怎樣面對人生的挑戰和磨難——會產生些許心靈的共鳴。

三張面孔：從鄉村到城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春天裡》著力最多的是從江蘇疆寧田園村來到京城闖蕩的三兄弟——三張面孔，三種人格。他們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凝結了我們對進城務工人員群體從情感到理性的認知。

二哥鐵振國，是經過一定藝術典型化的進城務工者形象。他做任何事情都有強悍的人格力量，初生牛犢，敢打敢沖。性格極其執拗，不服輸、不怕苦、不怕難，這是鄉村人格的一種延展。鐵振國來到城市後，他的堅韌、勇敢、不勢利、不世俗的性格特點和異化了的某種城市人格發生了碰撞；他骨子裡的那股「軸」勁無處不在，絕不接受別人的施捨，永遠堅守自己的感情和信念。重情重義，是他身上顯著的人格表徵。在今天這樣一個趨利的世俗化時代，鐵振國的「義」除卻「已諾必成，不憚其軀」的江湖俠義成分，更是一種承諾，一種信任，一種期許；鐵振國也是一個用「情」至深者，對親人、對戀人、對恩人、對工友、對老闆，甚至對敵視打壓他的對手，他都有自己質樸的情感表達，既愛憎分明，也有著基於人道的寬容和憐憫。

在我們的創作初衷里，鐵振國所代表的這樣一種人格形象，與今天的自利、務實型的人格形成了比照。進城闖蕩和創業的征途上，鐵振國雖然傷痕纍纍，依然憑藉他的情、信、義、勇，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從進城後一文不名、一無所長，當保安、做泥瓦匠，拜師求藝，苦練勤學，用自己的本事和人格逐漸征服身邊的人，幫助工友們爭取權益；再然後成立了自己的建築工程隊，在近乎慘烈的競爭環境中，咬牙堅持，風雨多經，一步步靠紮實的手藝和誠信走出絕境，事業有成，造福城市建設，又反饋家鄉。毋庸置疑，鐵振國的形象帶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他身上融匯了許多我們採訪中了解到的真實人物原型的基因。

高中是非典型農民，是考學進城的大學生。他和表哥鐵振國構成了鮮明的人格比較。不同於鐵振國的堅守，高中抱定了出人頭地、做一個地地道道城裡人的執念。面對金錢、情慾和成功的誘惑，他的慾望和野心開始膨脹，他可以違背自己的良心，可以背叛和欺騙親人和戀人，一步步走向歧途，成為了一個不擇手段的成功學踐行者。大哥鐵頭，則代表了尤為典型的鄉村人格，內斂、樸實、堅韌，他可以容忍、可以謙讓，像個和事佬，善良淳樸，息事寧人；他們骨子裡有自卑的成分，覺得自己文化程度不夠，所以對城市是一種仰望的姿態。鐵頭背井離鄉來到城裡，並沒有什麼高遠的夢想，就想著每年多一些收入，回鄉蓋幾間房，給兒子添幾樣玩具，給媳婦兒買些新衣裳——而這看似卑微的願望，卻是千千萬萬進城務工人員最真實、也最令人動容的心聲。

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變遷給人最直觀的感受，便是城市裡越來越挺拔、越來越摩登的大廈高樓。每一幢建築物，都凝聚著一群進城務工人員血肉豐滿的創業史。今天的中國，變得越來越城市化，現代化、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群人依然都在烈日炙烤和嚴寒侵襲下勞作，日復一日，付出汗水、青春乃至生命。

到2017年3月，中國的進城務工人員大約有2.8億。由於文化訴求和媒介方式等原因，這個群體很少發聲，尤其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他們似乎一直沉默著，也很少有人願意去關注。近年來的影視創作領域，這個群體也有意無意地被遺漏掉了。我們希望，《春天裡》成為一個開端。在建築工地，在工友的簡易宿舍，在連接鄉村和城市的遙遠路途上，有比我們的想像更沸騰的故事和生活。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9月20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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