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談闊論的書生和實幹家商人

書生現在叫做知識分子。他們擁有人類最厲害的利器，那就是一張嘴巴。雖然有些人長著的也就是一張臭嘴，但利器就是利器，損起人來還是十分管用的。

在傳統書生面前，商人總是卑賤的。只要一個人成為商人，那就失了「格」。明朝提出「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的大思想家唐甄，跑到江南置了70畝地，做了一個小地主。但是，他每年依例要要納賦稅20石，那是他全部收入一半，讓他生計倍感窘迫。小地主的日子過得並不風光。他便賣了那些地，做起了商販。那倒過了幾年好日子。可文人變商人，很不自在。因為文士中的輕商之風太根深蒂固了，他只能如此為自己辯護，「身為賈者，不得已也。」最後，唐甄還是放棄經商，重新以講學賣文維持生活。

書生無官又不經商務農務工，那必定窮困潦倒。這些窮困潦倒的文人又有一張利嘴，主要用來罵官貶商。社會上，主要也只有官商兩種人可以讓文人心裡極不舒服。誠然，為官多有貪，為商多有奸，但那不是一個人成為官員或商人一定就變成貪官與奸商，而是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書生還有一特點，罵官並不當真輕視官位。他們一生的目標，是想自己做官，或者附阿某些個官家、皇家，他們一朝成勢，也很容易變成貪官、狗官、惡官。然而，在傳統上，書生當真打心眼裡嚴重看不起商人，雖然他們每個人也都迫切地需要錢財可以讓自己納妾狎妓，過那種理想的放浪形骸的神仙生活。

蓋因書生一族心中也是門精的。他們看到社會仇官仇富是永恆的，但商人卻是最易受到攻擊而沒有真正反擊能力的一個族群。商人有錢了，官家掂記，民間忌妒，俠士界也總可以打出「劫富濟貧」的旗號公然搶奪，商人也容易患得患失，在官、軍、俠面前搖尾乞憐，寧願拿錢消災，求得一個平安，這顯得沒有「氣節」。而做官則不同。一朝為官了，誰當年欺負俺了，就輪到今日去尋他一個事而算清一個歷史賬了。

商人在傳統社會，一直在夾縫中生存，煉就了一種左右逢迎的生存技巧。到了現代社會，許多商人憑著科技、現代化生產、金融、現代管理等手段，已經成為社會新生的一種獨特力量。他們本質上，可以憑籍正常的商道而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織者。一家企業無論大小，都需要用到科技、資本、管理技術人員、工人等，聰明的企業家還會借取書生的智慧，為自己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與品牌知名度。這種實幹型的商人，比之官員與文人（包括思想家、作家、科學家等）等，具有更顯著的社會進步推動意義。

然而，當下仍然有不少書生的思想，還是停留在舊時代，拒不承認商人應有的社會地位與社會進步性，他們仍然自以為要比商人牛皮。而一些商人仍然有那種賤格地成為奸商，以及向官家投誠，甘願做官家走狗的官商派，正好成為那些書生繼續攻擊和蔑視商人的理由。

人類社會，社會形態主要的區別是皇權經濟與商業經濟的分野。在皇權經濟體系中，社會的顯貴主要依附權力而生。由於皇權經濟需要大量文官來維護其正常運行，所以，文人有很多機會成為官員，繼而成為權貴，這就形成不正常的社會導向。那些眾多書生，看見太多的兄弟伙可以攀附權力而取得顯赫地位，那就在本能上產生妒忌與排斥心理。妒忌的是已經成為官員的同仁，排斥的是商人勢力，因為商人最可能挑戰甚至擊潰書生的人生夢想。商業經濟的發展，會形成社會的多極勢力和多渠道的上升空間。那最起碼需要法治社會來配合，會消弱皇權的權威。在法治建設比較理想的國家，許多文人轉身為商人，使得商人勢力更為強大，以至於皇權再也難以回歸，只能順應商人勢力變成社會的服務角色，所以有好些國家的總統之類的人，並不如成功的商人那麼風光。但在非法治社會，皇權勢力不管有沒有帝號，卻仍是以變相的方式而存在著。

作為一個整體，書生並不比商人高貴。這是必須承認的社會現實。固然，商人中有許多不好的無良商人，但是在文人之中，那些醜陋的骯髒的書生還少嗎？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奸商，正像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是偽類一樣。最起碼，文人與商人是應當相互尊重的，當然，我們只能尊重真正的文士和真正的企業家與實幹家。由於優秀商人對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作用，比那些只知道高淡闊論的書生大得不知多少倍，所以，書生們理當清醒一些，記住，你不比優秀商人有著一絲一毫的優越感。如果看到商機，書生最正常的反應就是要完成自己的華麗轉身，愉快地成為一名商人。越來越多的精英型書生變成成功商人之後，我們的社會也就悄悄地變了。

還有，商人正直而儒雅，那會引領社會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那在某種意義上比書生的長篇大論管用得多。一個國家擁有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馬克·扎克伯格那樣的群體，誰說不是一種福氣？中國必須追問的是，我們為什麼就少了那些人？

航億葦文選

（運營：馨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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