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民主：不穩定的聯姻

民主陷入衰退之中。在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席捲全球之後，民主正在退潮。同樣退潮的還有對自由全球經濟的信念。兩者之間有聯繫嗎？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是一對夫妻，雖然他們經常磕磕碰碰。如今，這段關係正在經歷困難時期。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提出了「民主倒退」的觀點。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羅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雅恰?蒙特(Yascha Mounk)宣稱「民主斷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指出在美國和歐洲民主信念下降這個令人沮喪的現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最新的年度報告中指出，「2016年總計有67個國家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出現凈下降，有36個國家出現增長。這標誌著連續第11年凈下降國家數量超過增長國家數量。」

與此同時，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總統表明了民眾中間對自由貿易的敵意。在後危機時代，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自由流動抱有濃濃的敵意。反對人員流動也很常見。

「系統性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政體第四代指數」(Polity IV)資料庫為1800年以來的民主進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視角。從1800年到2016年，被評為「民主的」政體的數量，從22個中沒有一個，上升至167個裡有97個。實際上，在1800年，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威權體制。接著民主政體數量在19世紀下半葉上升，在一戰結束時大幅增長，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急劇下降，在二戰結束時再次飆升，隨後一直穩步上升直至1988年，並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出現爆炸式增長。威權政體數量在1977年達到89個的峰值。隨後，隨著蘇聯解體以及獨裁體制的失敗日益明顯而大幅下降。遺憾的是，自1990年以來，大約50個國家成為「半民主狀態國家」(anocracies)，也就是說處於政治混亂狀態。

名義上的主權國家的數量大幅增加，尤其是自1945年以來。因此聚焦於世界上民主政體的比例是可取做法，同時也有可能將該比例與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率聯繫起來（並非巧合的是，其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標——人員和資本流動——與貿易密切相關）。

這種相關性雖然遠非完美，但相當密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時期。反過來，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是去全球化和去民主化時期。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基本穩定的時期（高收入國家的經濟開放被大多數新獨立國家的閉關自守抵消）。全球化在上世紀70年代再度興起，接著是民主化浪潮。除了全球化以外，另一個有力的民主化的首要指標是民主國家在世界大戰和冷戰中的勝利。民主政體數量在民主國家勝利後都大幅飆升。

簡言之，歸根結底，工業革命導致了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政治革命。此外，全球化階段一直與民主擴張相關，同樣，去全球化階段與民主退潮相關。

這並不令人意外。正如哈佛的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論稱的，經濟繁榮時期民主漲潮，反之亦然。自1820年以來，全球實際人均收入增長了13倍，高收入國家的收入甚至增長的更多。隨著經濟發展，人們需要教育。此類改變以及工業化戰爭的大規模動員，強化了對政治包容的需要。

反過來說，上世紀30年代的金融危機摧毀了當時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機損害了今天的全球化，導致了貧窮、不安全感和憤怒。此類情緒不利於健康民主體制所必需的信任。最起碼，民主體制需要人們相信，贏家不會利用他們暫時獲得的權力打擊輸家。如果信任消失，政治就會變得具有毒性。

這種聯繫不僅僅是經驗之談。民主和資本主義依賴於平等的理想：所有人參與政治決策並在市場上各盡所能。在不太久以前，這些自由還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然而，二者也存在深層次的衝突。民主政治取決於團結；資本家們不關心國籍。民主是國內事務，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全球性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平等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很少關心財富的分配。民主體制說所有公民都有權發聲；資本主義讓富人有最大的發言權。選民渴望一定的經濟安全；資本主義往往會興衰交替。

國家民主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是破壞性的，就像上世紀30年代證明的那樣。然而歷史也表明，這兩個體系的確同行相伴，儘管並不和諧。

這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民主體制，也不是說所有市場經濟必定是全球化的。這裡是說，穩定的民主體制也擁有至少相當開放的市場經濟。就管理複雜社會的事務來說，還沒有哪一種其他方式被證明是可行的。現在的目標必須是管理資本主義從而讓它能夠支持民主，以及管理民主從而能夠讓全球資本主義更好地服務於所有人。現在，我們把這段婚姻搞得一團糟，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另：資本主義將走向終結？

每當時機來臨，同樣的陳詞濫調就會捲土重來。對科隆的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譽主任、有影響力的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這個陳詞濫調就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包括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內，有無數知識分子預言過資本主義會很快（或者至少將最終不可避免地）終結。資本主義卻一直存活下來。然而，施特雷克認為，這一次，情況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處於一種混沌不明的狀態，或是已死，或是即將死於自身的過度發展、但因為沒人有能力將其腐朽的身軀挪開而仍明顯活著」。

《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複的論文集結而成的著作。本書預見了一個「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缺乏一套較為協調並具備最低限度穩定性的機構，來維持社會成員生活的正常化並保護他們免受各類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傷害」。這樣的社會將給「寡頭和軍閥提供豐富的機會，同時讓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確定和不安全的狀態，從某種程度上，這個社會就像是始於公元5世紀、現在被稱為『黑暗時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長的過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預言家於一身。作為分析者，他質疑民主制資本主義的穩定性。作為道德家，他厭惡一個建立在貪婪之上的社會。作為預言家，他宣稱這種罪惡的報應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並不相信社會主義天堂必將到來。相反，他設想的資本主義的滅亡將是反烏托邦式的——不是伴隨著一聲巨響，而是伴隨著一聲嗚咽。他主張，因為資本主義無法再將私人惡行轉化為公共利益，其「作為一種自我繁殖、可持續、可預測以及合法的社會秩序的存在」就終結了。資本主義已經「變得太資本主義，到了對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認為，戰後普選民主和資本主義的聯姻正走向破裂。通向這個結局的道路經歷了幾個連續的階段：上世紀70年代的全球通脹；上世紀80年代的公共債務爆炸式增長；上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債務上升；之後的金融危機（其後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寬鬆、公共負債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長）。在這條通往毀滅的道路上，伴隨資本主義的是「民主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演變的財政危機」。早期的「稅收國家」變成了「債務國家」，現在則變成致力於通過降低開支來削減赤字的「整固國家」（也就是「緊縮國家」）。

有三種潛在趨勢促成了這種情況：經濟增長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劇和債務的激增。施特雷克認為，這三種趨勢相互強化：低增長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難，解決方法往往是過度借貸。他認為量化寬鬆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是荒謬的，他的這一觀點與他所藐視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一致。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與右翼觀點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對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的趨勢帶來很多壞處，沒有絲毫好處。

施特雷克為數不多的精闢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對壓力的反應描述為「應付、期盼、嗑藥和購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強調失控的金融體系、充斥著逃稅避稅的掠奪性的富豪統治、將大部分公共領域轉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導致的政經領域的腐敗，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

施特雷克也對歐元進行了強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論述，他認為歐元是對民主政治的一次衝擊。「德國，」他表示，「由於其在2008年以後恢復了經濟實力，以及該國因為出口強勁是歐洲貨幣聯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實上統治著歐洲貨幣聯盟，使其成為了一個德國經濟帝國。」

施特雷克指出，歐元區尋求將多個經濟文化存在差異的國家團結在一起，而這些差異是不可調和的。要通過民主上具備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產生的緊張局面是不可能的。歐元將要麼滅亡，要麼以一種不民主的結構存續下去，屈從於變化多端的金融市場，由技術官僚掌控的央行和佔據霸主地位的德國來管理。

施特雷克關於歐元這種機制很愚蠢的觀點令人信服，但預測今天的歐洲將落入類似黑暗時代的境地似乎就有點荒謬了。當代歐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準、預期壽命、個人自由和安全水平，都是黑暗時代乃至羅馬帝國的人根本無法想像的。

此外，恕我直言，今天的世界並非只有失敗。施特雷克指出全球化市場經濟削弱了20世紀中期民主制與國家資本主義所達成的妥協的有效性，這一點是正確的。但他對於去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熱情完全忽視了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所帶來的巨大機會，尤其是對中國和印度而言。

此外，雖然當代市場經濟的運行中的趨勢和壓力，以及當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是事情的一部分，但卻不是事情的全部。施特雷克有一點說的很對，那就是任何社會都不存在穩定的均衡。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必須適應和改變。

然而，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施特雷克似乎認為的那樣不自然。相反，這兩種體系都源於一種將人視為活躍的公民和經濟主體的信念。在前一種角色中，人們共同做決策；在後一種角色中，他們為自己做決策。這兩種體系的邊界和運行模式都能夠接受不斷的修訂。但兩者都必不可少。

此外，沒有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就無法正常運行。而另一個選擇，即徹底政治化的經濟體制，無法正常運轉：看看今天的委內瑞拉就明白了。市場能防止民主變得不堪重負，而民主則為市場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框架。正如市場經濟是創造繁榮的糟糕程度最輕的方式，民主也是管理社會衝突的糟糕程度最輕的方式。

此外，在當今世界，面臨緊迫危機的並非資本主義，而是民主。人們面臨的威脅不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而是掠奪式的後民主制下的資本主義。相應地，威權主義似乎也比黑暗時代的混亂狀態危險得多。

在一些事情上，我們的確面臨挑戰：讓財政狀況重新變得可控、重新平衡公司治理、糾正不平等、支撐需求，以及最重要的，管理民主的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經濟之間的緊張關係。解決方案應該包括以下兩點：略微去全球化，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加強民主政府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在稅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這會很難么？是的。這些方案會永遠有效嗎？不會。

這個任務可能完成嗎？絕對可能。施特雷克譴責這種「技術官僚-意志論式的『能做到』的世界觀」簡直天真到無可救藥。在看似無法管理的社會力量面前繳械投降是一類知識分子的特徵。但正是這種「『能做到』的世界觀」在20世紀中期拯救了文明。這種世界觀能夠（而且必須）再次做到這一點，即使其過去的機構基礎，尤其是工會和政黨的力量都弱化了。

與其說《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做了一個令人信服的預言，不如說它發出了一個警告。該書的分析有所誇大，並且過於簡單化。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這是正確的。然而20世紀的歷史表明，在不受我們控制的力量面前，我們並非註定成為受害者。我們可以選擇更壞的處境，也可以選擇更好的處境。我們應該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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