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談：三元會通的中國文化對中國人當下人生的重大意義

最新 09-21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偉大貢獻。它在數千年的文明之河中匯流，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系，曾長期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三元會通的中國文化

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叩問：什麼是傳統，傳統是否僅僅是古書上的文字或者僅僅是歷史留下來的遺迹?

傳統文化無疑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具有歷史傳遞性。人類不能割斷自己的傳統，不能從外在於傳統的視點「中立」地、無前提地評論或接受傳統。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

中國文化正是從我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中向前發展的。今日中國文化，是昨天中國文化的延續，又是明天中國文化的母體。傳統並不是與我們今天分離或隔絕的對象，在傳統屬於我們之前，我們早已屬於傳統。這種傳統儲存在人類各民族的語言文化中，因而每一個人從他牙牙學語開始便進入了一種文化傳統，這是一種既成的歷史條件，具有發生學的淵源關係。

同時，傳統文化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當代性。黑格爾說，傳統並不僅僅是一個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過來的忠實地保存著，然後毫不改變地保持著並傳給後代。它也不像自然的過程那樣，在它的形態和形式的無限變化與活動里，永遠保持其原始的規律，沒有進步。傳統的生命在於改造、創新與新的闡釋。如果它已失去了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它的生命也就終止了。歷史上的瑪雅文化、埃及文化便是如此，成了博物館的陳列品。

從當代闡釋學看來，人類的傳統就如同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在九曲十八彎的漫長曆程中，總有許多支流不斷匯入，又有不少河汊分流而去。在匯流之前，也許清濁緩急判然有別，如涇渭之分明，但匯為一體後，就不再見出原本的形態了。文化的發展總是在選擇、融合、溝通和創造中前進。傳統總是在其發展的某一時間空間增加或裝載些什麼，又在另一特定時空卸下、刪汰或丟失些什麼。所以，傳統總是活在行進中，活在日常實踐中，活在「轉化」和新的闡釋中。它總是將那些與當下實踐有密切關係的東西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從這一意義講，一切為我們今天所關注的傳統，都具有當代性、現實性。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它的充滿智慧的哲學思辨對現代世界產生著重要影響，它的極為豐富的文化典籍，特別是獨具形態的漢字體系，隨著計算機之門的開啟而進入當代世界；它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思考，在現代條件下煥發了勃勃生機；它的沉積豐厚的道德倫理與人文追求，對現代工業社會不無深刻啟迪；而絢麗多彩奇幻美妙的中國古代文學藝術，更以其富於魅力的東方意境而越來越吸引著世界的注意。中國文化在當代條件下的創造性轉化，既是當代社會的緊迫需要，又是歷史的必然。

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化，是由中國傳統文化、馬列主義文化與西方文化三元匯一、渾然一體的交融會通型文化。在這一交融會通型文化的內部，各構成部分又有獨自的特點。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依附於血緣人倫的觀念形態和日用不察的民俗民風，通過本土語言傳遞的文化脈絡，在文化整體中保持了一種漫漶而又深邃的基礎文化特徵。而馬列主義在一個世紀的輸入與發展中，已成長為中國文化的一種十分深厚的當代傳統。作為一種從西方發端的文化，它已在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與我國當代制度文化建立了根本性聯繫，通過數代人的傳承，發展成為強有力的文化基石，並已上升為主導性意識形態文化，多年來全面、深刻地影響著一代代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而西方文化(主要是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及現代性理論)，在中國現代化實踐，特別是物質文化實踐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當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中它已迅速滲透並改變著中國當代文化的性質。從理論形態上，它也仍然是當代知識理論界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

中國當代三元會通的文化傳統是中國基於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對古代和西方進行選擇吸納，進而融合重鑄的過程。它既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體，也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西體了。因此，三種傳統基於中國當代現實的創造性融合，相輔相成又相反相對，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向。這種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取了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優秀文化遺產，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種文化主張文化形式、文化流派和學術觀點「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同時，這種文化又是對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優秀文化成果的選擇、吸收、融合與創新，因而既具有鮮明的歷史繼承性，又具有當代性與開放性。

中國傳統文化對現實中國人生的重大意義

在考慮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問題時，我們還必須著眼於中國傳統文化對現實中國的社會發展以及國民文化素質的培養所具有的意義。從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以聖賢作為理想人格的典範和人生追求的目標，激勵人們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完善自己的人格操守，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從而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這在今天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國傳統文化總是肯定人在天地間的崇高地位，注重人的主體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總是指向人、指向人生，故而，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儒學、道學，還是玄學、理學、佛學，都是人學。

因此，要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就必須以人為核心，把人類自由全面的發展作為最高的價值目標，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中有關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建構的精神，以有益於解決高工業技術文明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

不少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人格充滿了敬仰之情：萊布尼茲艷羨《易經》的「天行健」；孟德斯鳩讚賞中國政治科舉制度對血統世襲制的超越，為「柴門」、「寒門」奮鬥者開闢了「通達之路」；歌德推崇中國話本小說中的世俗人格；叔本華看好宋明理學家的人格方式；海德格爾認同道家的生存方式。[2]湯因比和池田大作則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中說：「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也經常引述老莊的言論，他將「自我實現」者的精神狀態稱為「道家式」的。而英國著名作家格林曾這樣熱烈讚頌過中國人的人格價值與人格理想：

我被中國人吸引了。特別是他們那寶貴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欽佩他們遠大的歷史觀，他們固有的彬彬有禮的行為，他們對友誼的特大度量以及他們對朋友的忠誠(他們永遠不忘記別人做的好事)。我佩服他們民族的無畏精神和他們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維護原則的堅強決心。我欣賞他們深沉而熱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常常隱藏在容忍的品質之中。我佩服他們那自然而文雅的禮貌，對老年人的尊敬和對年輕人的關切。他們文雅博學而又天真無邪，經常使我們感到驚奇和愉快。如果我處在一個緊要關頭和遇到一個真正的危險時，我情願要一個中國朋友和我站在一起，而不要其他任何人。[3]

當今世界不少有識之士，全心關注中國文化，我們更有責任繼承和發揚這份輝煌的人類文明遺產。中國古代哲人以其特有的聰明智慧對人生理想境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給我們留下了一座極為豐富的思想寶庫，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發掘和批判的繼承。

中國傳統文化人生理想境界論的最重要的特徵是對人生的熱愛。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表現出對人生的樂觀曠達的情懷。如道家所主張的閑雲野鶴、無拘無束的生活情趣與寧靜恬淡、清心寡欲的心理境界，就取一種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超然寧靜的審美態度。而崇尚積極進取，有所作為，「敢為天下先」，「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哲人在強調弘毅進取、積極入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同時，也提倡一種開朗、樂觀的人生態度。

儒家哲人認為：「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屬性。這樣，人的行為與人生態度都必須遵循「仁」道的原則。而「仁」道的基本內容就是親親，就是對人生、對生命的熱愛。即如《中庸》所說的：「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親愛自己的親人。同時，還應由「親親」而「仁民」，即將人生相親相愛的孝悌之情，推及他人、社會，甚至宇宙。由「親親」，即由親子順親的血緣情感出發，最終實現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人與社會與自然的相親相愛、和諧統一。這才是儒家哲人所追求的「仁」，這也才是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中庸》云：「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朱熹注云：「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由仁民到愛物，將誠心仁念施及宇宙天地、自然萬物，熱愛生命，熱愛自然，熱愛生活，這才是傳統文化的精神。

正由於熱愛自然，熱愛生命，熱愛生活，泛愛眾生，所以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樂觀曠達，胸襟開闊，心情愉快。孔子熱愛生活，對生活始終抱著一種樂觀、活潑、超然、平淡的態度。由於熱愛生活，所以他知足無憂。《論語·述而》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時，也正由於熱愛生活，所以孔子又能以天下之憂為憂，影響及後人，遂成為中華民族所推崇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人生態度、人生價值觀與人生最高理想境界。

熱愛生活，重視感性生命，所以即使「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孔子依然「樂亦在其中矣」。也就是說，只要能暢遊生命，達於生命之本，就能心情舒展、愉悅；只要有粗茶淡飯能充饑，能夠喝點水，把手臂曲起來當枕頭舒服地睡覺，這樣的人生也就足夠了。

中國傳統文化人生境界論的突出特點是重視人生並落實於人生。中國古代哲人所構想與設計的人生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佛教，都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美與真善的和諧統一。就儒家人生理想而言，所追求的是「求仁得仁」的聖人境界，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強烈的重生意識。這種聖人境界就是《易經·乾卦·文言》所描述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地合其德」強調人必須與天相認同，認為在人與自然、本質與現象、主體與客體的渾然統一的世界中，人始終處於核心地位。因此人應充滿著向上的精神，並由此精神培養，產生出對生活、對生命的珍惜與重視，保持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追求。故而可以說「與天地合其德」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在儒家哲人看來，堯、舜、禹等都是達到這種理想境界的人。達到這種境界則可稱為「聖人」，為人們所仰止景止。故而，這種人生理想境界又被稱為「聖人氣象」和「聖人範式」。

在儒家哲人看來，重視人生，就必須熱愛自然，熱愛社會與他人，所以「與天地合其德」的人生理想境界的核心內容就是「仁」。如孔子就認為，「仁」的境界之所以是一種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就在於「仁」的實現是本於天理的至理、至德和至善。所以，「仁者」也就是「聖人」。《論語·雍也》說：「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可見，「仁」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具體說來，「仁」，既是自強不息，也是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顧，是對他人的尊重，是由己及人，是以自己為起點，從我做起；「仁」既包含情感上的愛與物質上的扶助，同時更注重道德上的提高；既注重對他人物質生活的維持，更注重他人道德品質的提高。仁者對他人的愛助，其目的在於使其成為有仁德有成就的人。這種「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仁者，也就是極高人生理想境界的實現。同時，儒家哲人還強調指出，「仁」的具體表現則是「愛人」與「愛物」。即如孟子所指出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仁民」，就是將愛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等親人的相親相愛之情推廣到人與人之間，並作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準則。「愛物」則是將這種仁愛之心推及到宇宙自然，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親相愛，渾然與物同體。

孟子認為，人的形體與無限的生存時空相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人能讓自己「直養」、「配義與道」，以培養出「浩然之氣」，使人的精神意志達到「至大至剛」的境界，那麼，就能使人超越形體與生存時空的有限，而與宇宙同呼吸。能達到這種人生理想境界的人，就是「聖人」，也就是「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達到「至大至剛」境界的具體表現。孟子認為要達到這種人生境界，就必須要「反身而誠」，恢復人先天的善端本性，摒棄各種物慾的誘惑，以形成充溢著剛性之「力」的「浩然之氣」，使人自身和貫注於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浩然正氣相互融合，並熔鑄成一種真力瀰漫、生機勃勃的內在精神，從而使人超越有限的時空的束縛，達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這就是《孟子·盡心上》所說的「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人要達到「與天地同流」，其關鍵就在於作為個體的人對作為整體的人的本質的體認。人的本質就是宇宙的本質。個體是小宇宙，天地則是大宇宙，因此，「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孟子這種對人生理想境界的揭示是有其當代意義的。它能增強我們對人生的熱愛，增強我們的社會責任感，並且通過內心體驗，認識自我，珍惜生命，熱愛生活，熱愛社會與自然，保持一種健康、樂觀的人生態度，追求並實現最高的人生理想。

所謂「反身而誠」，作為審美意蘊上的啟示，實際上就是一種心靈體驗方式和對人生本質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作為人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人生理想境界的建構活動實際上是人對自身本質特性的一種自證自悟，自我解脫，或謂自我觀照和自我體驗；是要恢複本心，以合天人，要「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以回歸自然，擁抱天地，融身大化。所謂「反覆而誠，樂莫大焉」，這裡的「誠」，就是指誠明本心；「反身而誠」，則是指人通過對道德意識的自我體認，以及對實踐經驗的內心體驗，以完成從心理學到哲學、美學境界的超越；體驗自我，發現本心並把握本心，來達到天人合一的極致人生理想境界，從而悟解宇宙萬物生命的奧秘。人們只要通過自我體認，「求仁」、「由己」以歸復「誠明」的本心——內在生命，那麼就能夠讓內在生命之光照亮天地萬物，領悟到天地萬物生命的微旨妙諦。

從自然屬性來看，人與自然萬物的生命本體都是「氣」。「萬物之始，皆氣化」(《河南程氏遺書》卷五)；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天地萬物與人都是由元氣所演化與生成。「元氣化為萬物，萬物各受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萬萬不齊」(王廷相：《雅述》)。由「氣化」說來看，人的意識的本性也來自自然，並且，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個體修養活動的內心體驗，乃是「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萬物之所造」(《莊子·達生》)的全身心灌注於其中的感悟與穿透、超越活動，它傾注著人的生命，既是人的精神在總體上的圓滿具足的感發和興會，也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它能使道德主體在一種生命的揮發中把握自己的本心，認識自我，並以此體驗到自然生命之道與宇宙精神，達到與宇宙自然相通相感，相參相配，領悟到「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楊泉：《蠶賦》)的生命創造的樂境。

總之，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哲人實際上給我們設計了很高的人生理想，它強調對內心仁德的自覺，肯定主體精神的偉大和崇高，要求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應終生不懈地努力，要以天下為己任，不怕任何挫折和磨難。孔子的弟子曾經說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可以說，達到「仁」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聖人」、「大丈夫」。他們愛仁以德，立人達人，忠孝信義，寬信敏慧，智勇剛朴，心胸坦蕩，有浩然之氣，對社會、人生都有強烈的責任感。對這種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中所表現出的奮鬥精神與獻身態度，對於當今那些極端個人主義者，那種只講索取，不講奉獻的不良風氣，無疑是有其匡正作用的。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參見［德］雅斯貝爾斯：《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128~130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

[3]轉引自韋政通：《中國的智慧》，5頁，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