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李白嗎？動不動就「傲視權貴」，你有病啊

「傲視權貴」永遠是故事裡的事。

現實中總是先有故事，然後出了事故，最後丫就無奈的開始傲視。

「真想要啊」-「要不到啊」-「爺不要了！」這就是現實中傲視權貴的三步曲。越是想要得深，越是傲視得狠。

英國18世紀的詩人顯斯頓說過：「失敗的詩人往往成為慍怒的批評家，正如劣酒能變好醋。」「傲視族」們也這德性，就這酸不溜丟的勁兒。

別聽誰把自個兒說得多麼清高，其所傲視的，一般不是能讓他立刻下崗的頂頭上司，而是跳著腳也八杆子打不著的大人物，偶爾老天爺一走神，讓他打著了——嘿，沒棗！

於是氣瘋了，失望透頂：不就有點權嗎？不就有點錢嗎？有啥呀。不是不帶咱玩嗎？得，咱清高了，我傲視你！

我鄙視你。

就這點子「你情人不願」的事，明明混不好，還非得上趕著把自己貢起來。動不動就傲視權貴，你有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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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長期形成的思維，「傲視權貴」是一種高尚品德，不管傲的對不對，反正就得傲！

我的觀點，這玩意跟個人品德沒有任何關係，就是顆酸葡萄，不過是一批跳著腳也和權貴們扯不上關係的窮酸文人玩的把戲。

文人最喜歡扯的不就是「淡泊名利」嗎？扯淡嘛！

都說不屑結交權貴，個個不懈的想跟人家來往，而沒有一個願意結交街頭蜷著跪著的丐幫弟子。

沒有任何一個行業是值得尊敬的，值得尊敬的永遠是做好了本職工作的那些人。

也沒有什麼正當職業、什麼階層是你要去鄙視的，要鄙視的永遠是不好好做人的那些人。

至於權貴，是每個正常人的奮鬥理想。你不是不想當，也不是不想交，你只是沒機會。這年頭，別再整什麼「清高傲視秀」了，這真不是什麼好品格。

一說到傲視權貴，很多人就想到李白。李白想混出點名堂，跟咱們現在一樣，也得四處找名人或是權貴拉關係。

李白狂起來再大的官也不放在眼裡，拍起馬屁來也一流。其技巧之一是「借他人之口」，比如《上安州裴長史書》他寫：

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

在《與韓荊州書》中，李白故技重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裴長史和韓荊州到底干過點啥事，不清楚，不過能把這二位誇到眾望所歸份兒上的，就李白老哥一個！憑他的文筆編兩首「民謠」，實在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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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慧眼識才的人太少，李白一直沒啥機會，直到天寶元年玄宗下詔征他入翰林院。

馬上要到中央機關上班了，李白牙差點沒笑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玄宗看中的是李白的文才，而李白卻不想當個純粹的作家，他想實現安邦治國的政治理想。這是中國文人的通病，一張嘴說的都是官場腐敗，可個個都削尖了腦袋想做高官，還美其名曰「志向高遠」。

等到終於弄明白自己在玄宗眼裡不過是個流行歌詞作者，主要是寫寫小詩哄貴妃開心，永遠不可能和皇上「共商國家大事」時，李白失望了。此後終日呼朋引伴，在繁華的長安街縱情狂飲，常醉得一塌糊塗。

報國無門，同事關係也處不好，再混下去沒啥意思，進京不到三年李白交了辭職信。

也許他此時還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希望辭職能讓玄宗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價值。然而他畢竟不是貴妃，新鮮勁一過，李白的去留已經無所謂，對於他的請辭玄宗一口應允。

因為李白名氣大，玄宗怕別人說他不惜才，找個理由說李白「非廊廟器」，故「賜金放還」。

李白脫下宮錦袍和學士帽，懷著悲涼、怨憤又戀戀不捨的心情離開了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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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李白這段經歷，一些專家口口聲聲說他當時生活得並不開心。不過宮中生活在李白心中是榮耀而又揚眉吐氣的，那種高高在上萬人追捧的感覺，讓他直到晚年仍然回味無窮。

這種得意，在李白59歲作《贈從弟南平太宗之遙》詩中表達得淋漓盡致：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台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床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

詩中，李白把玄宗比作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把自己比作文彩風流的司馬相如，他以曾侍從玄宗左右而自豪，「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

有人為此痛心疾首，想不到心目中天人一般，應該視權貴如無物、視金錢如糞土的李白也這麼庸俗！

其實這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李白，沒有人生來就是為了「偉大」，揭開神秘的面紗後，七情六慾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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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問題。

從前人們分析事情的時侯，總喜歡一廂情願的認為像李白這樣的同志完全是因為蔑視權貴，不願阿諛奉誠，所以才升不上去。

其實這個因素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實際上更多的是統治者們看穿了他們華而不實的辦事能力，非是「不願」，實是「不能」啊。

會寫詩，不代表會做官，這是兩碼事。

比如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在車騎將軍桓沖那兒做參軍時，整天蓬頭散發，對任內事不聞不問。一天桓沖問他你管的是哪個部門，王徽之想想：「不太清楚，不過每天看到有人牽馬進來。」

桓沖又問：「那你管多少馬呢？」王徽之搖搖頭：「沒數過，不知道。」

桓沖又咬著牙問他：「最近馬讓你喂死了多少匹，你知道嗎？」

王徽之一翻招牌白眼：「咦，沒見過你這樣當領導的。活著的我都不知道，別說死的了！」

一問三不知，桓沖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看他爹面才沒甩他兩個耳光。過了些日子，桓沖實在忍不住了，又把王徽之叫來：「你來的時間不短了，該幫著管理官府中的事情了。」

王徽之眼望天空，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他拿起官員用的手版撐著面頰，跟《瘋狂動物城》的「閃電」獺一樣，慢吞吞說了句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話：「西…山…上…的…空…氣…很…是…清…新……」

當時看到他這個樣子的，沒有一個不搖頭的。

風流文人當官，就是這麼可怕，這也是很多有名的大詩人、大文學家一輩子努力追求也無法手握重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實際上這未必是壞事，這樣的人真的佔據了國家或者是軍隊的要職，動不動「會須一飲三百杯」，要麼就會仰天大叫「天哪，安得廣廈千萬間」，說不定比奸臣當道還亂。

評曰：有人會作詩，有人會做官，干好份內事，勝把權貴攀。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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