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們生活的世界一直就是這麼魔幻

最新 09-22

前兩天看到一個新聞，簡直讓人哭笑不得：說的是年前英國某地的消防員在一場大火中救下許多豬仔，歲月如梭，這幾年豬也長大了，那個農場主為了表示對消防員們的感謝，將這些豬製成的香腸送給他們品嘗，消防員們吃後直豎大拇指表示美味。

感覺自從豬這個物種被人類馴養之後，就成為了最悲催的物種（當然，在伊斯蘭教那裡它們有不同的待遇），養肥了也要死，養瘦了也活不了，有時候還會因為各種奇葩的原因，被種族滅絕。

公元845年，當時的唐朝皇帝頒布了一系列的排佛聖旨，其中一條規定以後國內禁止養豬。來聽聽他給出的理由：豬的毛色為黑，和僧服的顏色相同，所以豬是佛教僧人的象徵。

公元1293年，也就是忽必烈去世的那一年，朝廷又下令禁止養豬。雖然並沒有具體內容的聖旨可看，但這次的理由極有可能僅僅是因為「豬」與「主」同音。

到了明朝正德年間，民間又忽然流傳了一則消息：「上巡幸所至禁民間蓄豬」，此時正德皇帝正要到揚州遊玩，於是這一路上所有的地方都在賣力的殺豬，那些因為養的豬太多而來不及宰殺的農民，只能將他們的勞動成果成批的趕到河裡溺死。

而這次殺豬的理由同樣荒謬，因為「豬」與明代皇帝的姓氏「朱」同音，又因為謠傳吃豬肉會生瘡，所以二師兄們就又遭殃了。

這些事情可不是現編的，而是我在一本海外漢學著作——《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里看來的。

其實讓你不可思議的又何止這些。

就在正德年間的殺豬浪潮進行的同時，民間還在瘋狂的進行著另一項運動，嫁女兒和藏寡婦。這事看似和殺豬毫無聯繫，其內里確有著相同的邏輯。

宮中的太監吳經先期抵達揚州，要為皇帝尋覓一處宅邸，自然也要為皇帝準備服侍他的女人。用我們看慣古裝劇的思維，這時大家不都應該很高興嗎？有朝一日家裡出了貴妃，那還不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明武宗正德帝

可是事實卻不像我們想的這樣，因為「皇帝要女人」，民間發生的恐慌情緒要遠遠的大於興奮。而且這樣的瘋狂行動在歷史上可不只是出現過一次兩次，早至公元977年，晚至1715年，均有記載發生過大規模的婚嫁潮。

其實不管是殺豬還是嫁女兒，我們想一想，普通人能看到聖旨嗎？官府又可不可能發起這樣的運動呢？他們又有沒有這個動員能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不管是殺豬潮還是婚嫁潮，都是一種民間的自發行為，他們靠著口耳相傳，分享著同一種焦慮和恐慌。從這些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皇帝對於古代中國的普通人，與其說是受人敬仰擁戴的共主，不如說他是一種未知的恐懼來源。

如果說出於對高高在上的皇權有所畏懼而做出瘋狂的舉動還能讓人理解的話，那下面這些「自己嚇自己」的事就更讓我們這些讀者匪夷所思了。

這些謠言都涉及到了一個中國特有的元素——「氣」，氣在傳統文化中被認為是一種高深的存在，它類似於西方文化中所講的「靈魂」，卻又遠比那個體系來的複雜，因為它是可以修鍊，甚至轉移的。氣被認為是高度濃縮在胎兒、內臟和頭髮等身體部位中，而且小孩子的氣是最為純潔的。所以關於盜竊胎兒、孩童甚至割掉器官去煉丹的行為，常常會引起社會巨大的恐慌。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其實中國古代戰爭、饑荒中的食人現象遠比這些個體刑事案件來的殘忍和悲哀，但是在造成社會恐慌的嚴重程度上，它們卻並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原因就是這個練「氣」、補「氣」的一整套神秘主義生存哲學在影響著千千萬萬的普通人。

用胎盤、甚至小孩的器官煉丹是一種常見的謠言，《講故事》書中還記載了一段更玄乎、更典型的「采生」之術（有人想利用孩子的魂魄製造小鬼去害自己的仇家）：

「活割（受害者的）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割心肝各大小快，晒乾，搗羅為末，收裹，及用五色彩帛，同生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

不管這些人有沒有一套理論在做支撐，但這種精細複雜的程序足以讓我們相隔千百年仍能從這字裡行間體會到恐怖，更別說當時聽說的人了。

因為宋元兩代經常出現這樣的刑事案件而造成集體恐慌，所以關於「殺人祭鬼」和「采生」這種巫術已經得到了官方的重視，被明代法典列入禁令管制。國家雖然可以明令禁止這樣的法術，但是當事情已然發生，並造成巨大影響時，在消除社會恐慌方面，政府能做的似乎不多。

除了煉丹、吸魂長壽這樣的事，還有一些關於「打生樁」的傳言更讓人不寒而慄。

公元739年，唐代的都城長安開始流傳一個謠言，說是有小孩被埋在明堂之下用做地基。明堂是武則天時期修建的用於證明自己合法性的建築，所以影響巨大，而這則謠言的威力也是巨大的，當時長安的人們紛紛帶著孩子出逃，甚至把他們藏到了山裡。

後來這樣的謠言一直到清朝還在流行，甚至到了現在，南方地區還時不時的傳出這樣的新聞。

與殺豬、嫁女潮一樣，這些關於孩子的恐慌，同樣出於一個似真非真的來源。可能有關妖術的案件確實發生過，也可能武則天真的把孩子壓在了塔樓下。但這些事情都可以被看做個案，對於言論的發酵，則是另外一方面的問題了。

關於孩子被殺、被割器官等謠言的傳播，書中講到了很可能就是這些遊方術士們在推波助瀾，因為沒有了這些恐怖謠言的流傳，那麼他們存在的基礎就要被削弱很多。至於武則天，那我們都可以想像，在他和李唐宗室的鬥爭中，任何謠言的傳播都是有理由、有背景的。

除了上面講到的這些謠言，書里還陸陸續續分析了很多其他的事例（喜歡鬼怪故事的真推薦大家看看）。不過看完這些故事，我就一直在想一件問題：

英文版書影

謠言真能至於智者嗎？

通過這些事例我們已經看到，謠言並不都是空穴來風，甚至很多話可以說一開始的時候都是言之有據，但為什麼就在傳播的過程中被層層加碼，到最後甚至連基本內容都變了呢？

用本書作者的話說：謠言的一大特點就是讓你聽到它們都發生在你的鄰居身上，一切聽著就是那麼的真實。而是它還自帶震懾效果，告訴你誰誰誰都已經知道了，並認定為真，可見此事影響力之大。

那麼在一個並沒有真正公開的信息交流空間的情況下，在集體恐慌情緒的籠罩下，有沒有可能出現能力獨一份，能識別謠言真假的人呢？

可能有，但絕不是因為他的智慧，而是他的信息搜集能力比別人強。

依靠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優勢，現代社會已經能快速的對謠言進行甄別和「闢謠」，然而古代的中國人並沒有這樣的能力。據書中所講，他們在解決謠言的過程中（歸根到底是消除人的恐懼心態），往往是把罪責歸於一些不處在社會中心地帶的「邊緣人」（比如乞丐，和尚之類的），或者是外來者（商人，外國傳教士等）身上，以社會的壓力甚至國家的權力對他們進行迫害，以此來釋放集體的焦慮情緒。

在這一「替罪」的過程中，所謂智者的「智」就完美的表現出來了，他的智慧不是在於能甄別和鑒定謠言的真假，而是能夠識別出造成謠言廣泛流傳背後的社會情緒，是焦慮？是恐懼？是憤怒？只要有效的排解了這一情緒，那麼謠言就變成了一件普通的事。

在這個中國特色的意義上，我理解了謠言止於智者。

現在有很多人說我們的社會是魔幻現實主義風格，言外之意就是有很多超出我們常識、意識甚至三觀的東西存在。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都是文字能表述的事情，而這個世界上，特別是中國的社會中，還有很多東西只能靠言傳身教。

這本書的作者（荷蘭漢學家）田海就發現了漢字的這個局限性。他覺得傳統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依賴口頭傳播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文字所起到的作用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