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第二個世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壟斷資本的永恆戰爭
如果說帝國主義的第一個世紀開始於19世紀中期，見證了國際卡特爾（cartel）的誕生，勢力範圍的劃分，以及列寧所描述的侵略戰爭和殖民主義，那麼帝國主義的第二個世紀則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經濟復興——在這一過程中，美帝國主義在軍事和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國不僅在戰時生產和軍事霸權方面獲得收益，而且構建了政治-經濟-軍事的美國世紀。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經濟大繁榮，並不僅僅是二戰後重建和經濟恢復的結果。這一現象與美國帝國主義經濟霸權的建立同時出現，也是其結果之一，並在美帝的盟國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繁榮。美國在新獨立的原殖民地國家中強化了新自由主義，並鞏固了在其控制下的國際公約和組織，例如貨幣系統（包括使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金融機構（銀行和投資機構）和經濟發展機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銀行）。
美國並非沒有受到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競爭，正是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抗衡了美帝及其繼續對外侵略戰爭的政策。蘇聯最終成為了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與美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這一過程被稱為冷戰。但隨著壟斷資本的最終衰退，帝國主義在70年代到80年代構造了新自由主義作為自身的拯救者。新自由主義不僅試圖扭轉帝國主義核心地帶的經濟衰退，同時也嘗試增加來自新殖民地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超額利潤。在這一時期，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抓住冷戰以及從朝鮮到敘利亞一系列熱戰的機會，成為二戰後長期戰爭政策下超額利潤的主要來源。
帝國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計劃與長期戰爭政策並沒能挽救資深的衰敗，反而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導致人類和地球毀滅的經濟、政治和環境危機。
二戰後到1970年代美國經濟霸權的確立
作為二戰的戰勝國，美國成為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擔負著不可推卸的重建被戰爭摧毀的國家，以及與新興社會主義陣營競爭的責任。除了與社會主義陣營競爭，美國試圖通過戰後建立的一系列國際組織和行動來擴大資本主義的影響範圍，減小非資本主義世界，這些組織包括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 UN），世界銀行（World Bank），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行動包括聯合國救濟和重建署（the UN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以及各種美國資助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計劃。這些行動鞏固了美國設想的國際體系。
美國將自己建成了全球財政網路的中心，在全球各地設立分行——1918年僅在16個國家設有分行，而1967年這一數字增長到了55個。促進這一現象的因素有如下幾條：（1）美國國外原油、採礦和製造業利益的不斷擴張；（2）軍事基地的擴張，以及（3）政府軍事經濟援助對於該區域的滲透，包括進入曾經為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所獨佔原殖民地國家。這一分行和子公司的網路意味著美國劃撥給軍事相關目的的資金成為美國財政收入來源的一部分。
美國的經濟霸權得以確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機制，這一點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約的第四條規定的：「每一個成員國的貨幣單價應當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或者採用1944年7月1日生效的黃金-美元當量。」
將美元與黃金等價，建立起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與美國貨幣金融體系的依賴關係。正如馬格多夫（Magdoff）所說，「對於美元的依賴歸根結底意味著，持有美國債券的人們只有以此根據美國的價格來購買美國的貨物，這在面臨危機的時候顯然是非常可怕的（當然我們假設即使美國面臨嚴重危機時仍能維持信用） 。」
除了把黃金與美元綁定外，美國還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他國家的貨幣金融體系進行控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貸款（一種用於穩定貨幣的短期貸款）的國家大多數情況下會無奈接受美國的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和美國的援助是相輔相成的。一名前援助官員指出，「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希臘穩定計劃，以及與巴西、哥倫比亞和智利的協議都是在美國援助和保證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約的前提下進行的。例如在智利，1963、1964年的貸款計劃中，智利被嚴格要求遵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的備用協議中提出的財政、貨幣和外匯比價政策規定。後來，1966、1967年，對錫蘭和迦納的援助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的穩定措施也是緊密聯繫的……」
1971年，尼克松取消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政策，以回應美元導致美國黃金儲備大量流失的指責。美國經濟霸權確保了美元的相對強勢地位，反之進一步保證了美國作為國際貨幣和保值工具的獨立地位，儘管美國總是多印美元以支持財政。
美帝國主義建立和控制下的貨幣金融體系，成為帝國主義對試圖從戰爭創傷中恢復的貧困國家進行經濟控制和剝削的關鍵推手之一。貿易和投資控制早晚會使一個國家陷入國際收支逆差的境地，逐漸耗盡國庫儲備或者央行儲備。隨著逆差的持續，外國供應商收不到貨款，這些國家開始支付不起來自國外銀行和政府的貸款的利息和分期付款，外國投資者拿不到股息，被投資國面臨破產。
對於剛剛走出戰爭或者剛從殖民地中獨立出來並且面臨嚴重貧困的國家來說，戰後重建和發展是他們的關鍵需求，於是美國利用其對軍事工業的掌握，通過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提出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後成為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仍為長期基金的重要來源，作者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從馬歇爾計劃發展來），控制了國際發展。此後建立的工作組主要是圍繞特定的援助問題，例如如何評估發展中國家效益問題和援助需求，或是如何鼓動在發展中國家更大規模的私人投資。通過建立這些機構，帝國主義通過貸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的貸款攫取了超額利潤，而貸款提供者，帝國主義銀行的巴黎俱樂部（the Paris Club），則進一步獲得了財政上的超額利潤。
「發展」財政向來是從公共發展援助貸款，或是官方發展援助組織（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推動的多國銀行提供的公共債券之中攫取超額利潤的有效手段。這種外國援助使得美國能更容易地獲得被援助國的原材料、貿易和投資機會。這與美國的軍事政治政策實施有歷史聯繫，同時使得援助接收方不得不依賴於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市場。顯然，任何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開發，都必然是為了使其紮根於資本主義實踐之中。
新殖民主義的貿易與投資結構，是美國通過世界銀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管理的發展計劃，所構建的全球帝國主義體系的另一關鍵特徵。貧困國家所面臨的債務危機導致了對外貿易的破產，該國經濟生活必需品也難以進口。表1和表2的數據表現了債務與出口導向型貿易之間的相互聯繫——用於償還債務和外國投資利息的金額所佔出口額比例的情況（即為了償還債務所必須獲得的美元數額），從中可以看出20世紀60年代，新自由主義重建之前的危機情況。
Table 1 Proportion of ExportAbsorbed by Debt Service and Profi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1966
表1 1966年各國用於償還債務和外國投資利息的金額所佔出口額比例情況
為了跨出這一貿易/投資陷阱及其帶來的支付赤字，發展中國家開始調整原先的進口替代工業化（the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策略，著力推動發展出口的新政策。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賓。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菲律賓實施了一項跨機構任務報告，名為「共享發展：一份就業、股權、增長方案」，這份計劃還有一個別名是「拉尼斯任務報告」（the Ranis Mission Report）。
大約在同一時期，菲律賓總統費迪南?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頒布了戒嚴令，他實行了被稱為勞動密集出口導向型（the labor-intensive export-oriented, LIEO）工業化政策，或者現在多稱為出口導向型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這一轉變的正當理由之一是，之前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體制無法回應菲律賓依賴進口（包括原油、機械、工業原材料）所導致加劇的國際收支問題，以及出口作物（糖、可可豆等）的過分集中 。
Table 2 Patterns of Export Growth: Developed vs.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表2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模式對比
壟斷資本的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繁榮從1970年代開始衰落。失業率上升和通貨膨脹讓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危機的影響。除失業以外，這一時代的特點還包括低下的增長率和技術進步速度、經濟過熱、惡性通貨膨脹、貨幣金融危機等。同時，國際資本的流動給固定匯率制度帶來壓力，使之在1971年被最終廢除，各國普遍改為浮動匯率制。危機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制定中的退變，來自從1960年代以來資本家們普遍發現的利潤率的明顯下降，從而催生了新自由主義。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都?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創立的朝聖山學會（the Mont Pelerin Society）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原理的系統描述，旨在對馬克思主義等以國家為中心的規劃體制提出更普遍的挑戰。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認為，只有在有自我調節能力的自由市場，才能提供由市場決定的、工薪階層的恰當價位、恰當數量的商品。這意味著，貨幣政策要優先於財政政策。
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是一系列主張和學說的集合，該理論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視為保證全社會繁榮發展的最佳道路。對自由市場的宣傳甚至包括了迷惑人民的消費者自由選擇。但這一定義有明顯的迷惑性並且自相矛盾，告誡人們似乎自由市場不會導致出現壟斷一切的大資本集團。然而事實是壟斷公司和跨國企業構造了幾乎所有形式的壟斷，這明顯違背了自由市場的規則。
新自由主義對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回應有多種形式。在英國，其構成了撒切爾政府貨幣政策的起源，認為貨幣供應的增長是經濟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偽裝成了里根政府的供給側改革方案，認為稅收是經濟表現不佳的主要原因。這些政策的制定者們不約而同地發起了宣傳運動，試圖讓人們篤信他們的政策是必然的、永恆的，就像撒切爾夫人常說的那樣：「我們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對於國際貿易和投資，里根對新自由主義發展的貢獻和其他人相比顯得較為節制。儘管美國政府在1982年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關於自由貿易的協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82年的經濟衰退促使里根為國內生產商需求讓步，退出協商談判。然而，里根政府仍然參加了1986年至1994年的烏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所涉及領域包括從農業和服務業到知識產權。里根政府在推動新自由主義貿易體制方面，最大的成功是與加拿大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儘管這一進程直到1993年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才畫上句號 。
從七八十年代的國際視野來看，新自由主義最突出的體現形式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結構性調整計劃（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儘管這一計划起源於上述組織從1950年代起制定的貸款制約制度，但直到八十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才開始以撒哈拉非洲的大多數國家的債權方的面目出現 。這些計劃將非洲國家乃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置於自由化、放鬆監管和私有化的體制下，以便把理財行業發展的負擔轉移到私有部門。這些國家以為，這種出口導向的、外國資本支持的發展策略可以讓本國成為所謂的新工業化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這種重構過程方便地將貧困國家的經濟與外國貿易投資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相調和。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波浪潮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地緣政治學任務：阻止共產主義在所謂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逐漸增長的影響。里根放任了新保守主義浪潮對區域衝突或明或暗的介入，支持推翻親蘇政權的游擊運動。里根政府還密謀策划了1983年對加勒比島國格瑞那達（Grenada）的入侵，試圖顛覆尼加拉瓜（Nicaragua）社會主義的桑地諾（Sandinista）政府；更不必說長期對伊斯蘭「自由衛士」（例如塔利班組織（the Taliban）的前身，「聖戰組織」（the mujahideen））提供源源不斷的武器支持。撒切爾夫人也採取了類似的新保守主義行動（例如，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譯者注】英國稱福克蘭群島戰爭（the Falkland War）））。美英兩國政府決心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奪取優勢，即使新保守主義本身與新自由主義理論存在一些衝突。
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貿易投資方面的堅實基礎已經布下。這一過程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組織的烏拉圭回合（the Uraguay Round，1986年~1994年）的閉幕為最終完成標誌。大約與此同時，國際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於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除了負債國家已經在處在所謂結構性調整計劃的統治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了世貿組織，至今已有164個成員國。在結構性調整計劃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共同作用下，所謂的「自由貿易投資」令發展中國家陷入欠發達的泥沼中無法自拔，無法擺脫悲苦命運：為所謂第一世界提供廉價勞動力、廉價原材料，成為產品傾銷地和壟斷資本有利的避風港。在世貿組織後接踵而來的區域貿易集團鞏固了烏拉圭回合的談判成果，通過不斷頒布新政策來刺激世貿組織。
貿易自由化帶來了工農業剩餘產品的大量傾銷，導致農民和經濟農場、民族工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大量破產。於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大規模失業和貧窮嚴重衝擊了發展中國家農業和製造業的核心部門。
需要注意的是，農業部門實際上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部門。政府根據結構性調整計劃制定經濟政策，而跨國公司對於農業生產技術的控制以及農業進口的自由化為農業生產帶來了深層次改造，數以千計的農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全球化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提高了作物轉化率，所謂「合同耕作」（contract growing）更是改變了農村生產關係，因此受打擊最嚴重的是那些平常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
因此，儘管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於1980年代即提出了「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直到90年代其才被確立為「正當的」經濟發展總體機制。華盛頓共識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囊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各種華盛頓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南美國家）相關組織所制定種種政策。威廉姆森為該共識提出的10條政策建言如下：
一、採取謹慎的財政政策，規避相對於GDP的財政赤字。
二、把政府支出從補貼引向有效的公共開支上來，如基礎教育、醫療保障以及基礎設施等領域。
三、改革稅收體系，以拓寬稅基並削減邊際稅率；
四、金融自由化，最終目標是實現由市場決定利率；
五、實行競爭性匯率；
六、貿易自由化——進口自由，尤其是減少數量限制（例如許可證）；任何貿易保護行為的關稅額需相對一致且不能過高；
七、放鬆對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
八、國有企業私有化；
九、放鬆政府管制——廢止阻礙市場准入或限制競爭的規定，僅保留涉及安全、環境、消費者保護和監管金融機構的內容；
十、保護私有產權。
簡而言之，華盛頓共識的建議可以概括為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放寬監管、私有化以及財政緊縮。結構性調整計劃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越來越多的負債纍纍的發展中國家被迫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全球的壟斷資本家們相互勾結，為了加速推動新自由主義的擴張，他們起草了如下的協議：「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圓桌期間，聯合利華（Unilever）、赫斯特（Hoechst）和汽巴嘉基（Ciba Geigy）三家公司與歐盟達成合作，而美國代表團受到了知識產權聯盟的影響，包括輝瑞製藥（Pfizer）、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Du Pont）。這些公司對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起草起到了重要影響，將關貿總協定的指令從純粹的貿易問題領域延伸到知識產權領域，甚至包括對生物科技研發的新的生命形式的專利要求 。」
這一自由化進程不僅包含貿易領域，還包括金融和投資自由化。因此，烏拉圭圓桌協議的墨跡未乾，1994年在馬拉庫什（Marrakech，【譯者注】摩洛哥城市），一項新的多邊投資協議（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MIA）已經處於醞釀之中，這份協議計劃1996年在新加坡世貿組織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上正式提出。如果不是由於南非發展共同體（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加上埃及（Egypt）、烏干達（Uganda）、坦尚尼亞（Tanzania）以及迦納（Ghana）的反對意見打破了共識，這項多邊投資協議甚至會擴展世貿組織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 。
然而美國領銜的壟斷資本集團並沒有收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只是把原先的多邊投資協議（MIA）做了無關緊要的改名（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將其作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主導下的一項諸邊協議，並且首先與該組織工業化的成員國進行協商。然而這一協議歷經數月的全球運動後由於法國的反對終歸失敗，原因是藝術與文化方面的投資自由化會帶來很大的麻煩。
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新自由主義擴張不遺餘力的推動，意味著世貿組織重新開始積極擴張，手段包括2001年的多哈會談（the Doha Round）、非農業市場准入（the 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NAMA）協商，以及擴充服務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世貿組織的這些努力並未成功，只得讓位於各種雙邊，區域性或諸邊全面自由貿易投資協定。這些協定一部分是由美帝國主義發起的，例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關係（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餘下的協定大部分是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歐盟架構下主辦的，例如擴充的經濟夥伴協議（the expanded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或是歐盟與東南亞國家聯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譯者注】即東盟）之間的雙邊協議。還有一些是新興的帝國主義中國所主辦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生產的全球化
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全球化」這一經濟學術語，指的主要是通過國際貿易投資的方式實現經濟一體化 。這一概念與壟斷資本主義在政策和國際經濟一體化方面實現新自由主義的時間表上是高度契合的。
然而，各個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及其下游工業應用的數字化帶來了技術飛速發展，構成了全球化生產的物質基礎。可以說，全球化誕生於技術革命。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產過剩危機促進了生產過程的進步，為不變資本擴展投資提供了機械設備。
不僅如此，技術革命帶來了貿易、交通和運輸成本的大幅下降，從而使全球化成為可能。航運貨盤化、航空業發展以及通訊數字化是其中突出代表。這些技術進步不僅促進了貿易擴張，同時也有利於資本輸出，因為通訊方式的革命使得國際金融機構的運作更加便捷，更容易進行投機證券投資 。
勞動關係也發生了深刻變遷，勞動與資本間已出現裂縫的所謂「社會契約」被徹底拋棄，資本家傾向於當前需求和生產步驟，簽訂大量的各種形式的靈活短期合同。
除技術與資本貨物生產方面的進步外，全球化實現的另一關鍵因素是分包合同（subcontracting）或者說生產全球化的出現。生產外包始於20世紀50年代，但直到70年代隨著允許外包原材料和成品免關稅的工業園區的出現，才開始受到關注。這些特別出口區（special export zones, SEZs）最終演變為不同種類的貿易區（甚至是跨國公司經營其外包業務和呼叫服務的辦公樓），在稅收特權外還享有多項補助和優惠。在農業領域，高價值作物的合同種植就是外包的一種形式，而呼叫中心和其他各種網路業務則是外包在服務領域的表現。
壟斷資本向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傾銷過剩資本和貨物以擺脫生產過剩危機的行為，並沒有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反而摧毀了民族產業和自給農業（subsistence agriculture），加劇了失業。
廣大發展中國家中由失業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組成的龐大產業後備軍並非由於資本積累而成為剩餘勞動力，其罪魁禍首在於新殖民主義和發展不良的帝國主義政策。這構成了國際範圍內的勞動人口過剩，他們被壟斷資本攫取超額利潤，全方位的壓迫使他們的生活在極低的標準下仍難以為繼。
本文認為，生產外包演變為全球化下吸取超額利潤的另一種形式。利用從發達國家進口產品和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之間生產成本和市場價的差異，跨國公司迅速聚斂了超過平均利潤率上百倍的超額利潤。
在此背景下，臨時移民勞工是帝國主義壓榨勞動剩餘最令人髮指的例子。來自半殖民地的貧苦群眾沒有合法身份，在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竭力維持著底層生活 。
Figure 1 US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cessions Linear Regression and the 10-Yr MA
圖 1 美國真實國內生產總值，經濟衰退線性回歸與每十年的MA
圖片來源：
http://www.financialsense.com/contributors/doug-short/gdp-q1-third-estimate-at-one-point-eight-percent.
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
在過去的五年中，整個世界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的漫長衰退中，表現出如下特徵。首先，經濟衰退與增長乏力交替出現，這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被證明的盛衰循環的一種表現，但總體上呈現出衰退和「蕭條」的態勢；與此同時，不斷擴張的金融，或者說「賭場」經濟出現了自身波動，這種波動更加混亂且難以預測，加劇了經濟衰退，導致全球經濟蕭條。美國過去50年的真實國民生產總值數據體現了這一點（如圖 1所示）。
盛衰循環與金融崩潰同時出現並非首次，自19世紀末以來，股市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投機開始成為發達工業經濟體的晴雨表，反映經濟發展的繁榮與衰退。八十年代起，債務作為保增長的政策開始廣泛實施，金融化逐漸處於支配地位（金融自由化引發的投機性金融投資工具的擴張），虛擬經濟開始出現 。
通過對比金融衍生品對世界經濟總量的影響，許多經濟學家現在承認:金融衍生品的水平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激增，就算這些衍生品泡沫不是突然破裂，即使逐漸釋放給整體經濟帶來越來越嚴重和難以預料的風險，甚至超過了三十年代大衰退時期。
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與對新舊殖民地的投資增長帶來了愈發嚴重的失業問題，其原因包括：投機性生產投資，金融投機導致的財政失穩，以及放鬆投資管制環境下的經濟不穩定。
在全球化條件下，新殖民地永久危機的風險同樣開始加劇，因為壟斷資本不斷尋求防止帝國主義危機惡化的方法。新舊殖民地面臨的債務危機加劇了經濟衰退的風險，因為這些國家用於公共和私人債務的款項是資本出口最有利可圖的收入來源之一。隨著華盛頓共識的限制條款進一步削弱了這些國家的經濟，令他們只有在全球市場的救濟下才能生存，而擺脫這一局面的方法似乎只有更多的借款，這隻會惡化債務狀況，最終導致經濟崩潰。
近些年來，高昂的食品價格開始成為「新常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促使大量資本進行農產品金融投機，因此如果不是經濟停滯導致的需求不足和穀物價格輕微下降，食品價格還將保持高位震蕩的狀態。從各個方面來看，當前食品價格發展趨勢總體向好，產量增加，進口需求減少，高價略有回落。然而誘發危機的深層次矛盾仍未能解決，金融投機和環境壓力的問題仍擺在人們面前。
新自由主義化的危機和蕭條與戰爭
2008年的大規模金融危機是一系列金融泡沫連環破裂導致多家金融巨頭倒閉所引發的。泡沫的產生是由於次貸危機導致房地產業、信貸交換等投機性金融產品的大規模崩潰。儘管緊急財政援助為選出的「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企業和銀行贏得了些許生存空間，但由於經濟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和消費需求，只能從一次經濟危機走向下一次經濟危機。
Figure 2 World GDP Growth (Annual %)
圖 2 全球國民生產總值增速（年百分比）
圖片來源：世界銀行發展指標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6&start=1961&view=chart
英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在2015年的一次演講中這樣描述當前經濟環境：「最近的事件算是危機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2008~2009年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危機，第二部是2011~2012年的歐元區危機，而我們現在或許正處於第三部，2015年至今的新興市場危機 。」
全球發展中國家間爆發的危機是大量的、不斷增長中的債務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6年斷言：「低收入國家逐漸處於原先不熟悉的更脆弱的環境中，表現為市場波動和更加高昂的債務。具有挑戰性的全球環境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漏洞可能會增加。」事實上，自2007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債務償付額就達到了所能承受的最高水平，2014~2016年間這一數字更是增長了45% 。
中低收入國家的主權債務已經從2008年的560億美元增長到了2016年的2620億美元。這種劇烈波動的現象實際上反映了發達國家對經濟危機的反應。此外，新興市場公司債務的增加與2014年以來亞洲商品價格下跌相吻合，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償還將變得更加困難。
向發展中國家貸款的熱潮是發達國家危機反應政策的一部分。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和低利率使得貪圖利潤的放貸人將目光投向了可能提供更高利率的發展中國家。儘管美國聯邦儲蓄系統（the US Federal Reserves）為刺激經濟為維持的超低利率正在逆轉，隨之而來的美元對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升值也為貨幣不匹配創造了條件。結合上述出口商品價格下跌的情況，按期償還債務似乎成了天方夜譚。
當金融市場重新升溫，為新的崩盤創造條件時，這一次與2008年的區別是風險更高了。這是因為中央銀行已經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受夠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金融資產，本身成為金融市場的關鍵主體。如果遭受新的財務衝擊，他們有崩潰的危險。早在2013年5月中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就曾警告，結束量化寬鬆政策可能導致利率上漲和債券價格崩盤。
隨著危機逐步升級，美國力求通過國際貿易協定維持其霸權地位（一般得到歐盟和日本的支持），監督國際債務和金融關係的治理，通過私有化尋求並壟斷財產，等等。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統治下的單極世界已持續了二十多年，全球政治在新千年起就經歷了重大調整。世界開始出現「多極化」趨勢，而新興大國的立場和行動並不常與美國一致。這種情況所包含的因素可能最終引發更多重新調整，甚至是霸權主義的兩極分化。
所謂後冷戰時期的奇怪結果是戰略性軍備競賽仍在持續。美國在歐洲依然維持了核導彈防禦體系。雖然美國聲稱其導彈系統是防止伊朗可能遭受核攻擊的屏障，但似乎真正的目標在於俄羅斯。俄羅斯指責美國-北約計劃在其西部和南部邊界上擴大影響。中國作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力量，雖然在維護國家和全球利益的同時平衡自身選擇和種種考慮因素，但在經濟和快速增長的軍事能力方面成為了更具戰略性的挑戰者。
在爭奪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過程中，美俄之間准冷戰姿態最為驚人的是在武裝衝突熱點地區採取了武力威脅的形式——儘管以一系列大規模軍事演習或是軍事干預的官方威脅作為掩蓋。特別是美國主導的顛覆敘利亞和伊朗的勢頭正勁。
美國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主要在於抑制中國的影響。這一戰略中的一部分最早由布希政府開始實施，而與東盟的緊密關係，以及目前已經被拋棄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TPA）始於奧巴馬的第一任期。但其中最富有戲劇性，如今特朗普總統最明確承諾的，是在東亞和西南太平洋地區建設軍事樞紐。具體目標是：維持美國目前在印度洋到南中國海航道的統治地位; 敵對國家關閉咽喉要道時堅決捍衛（例如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並防止對手或敵對國家的其他潛在威脅破壞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利益。儘管特朗普政府推出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但上述地緣政治目標仍然受到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武器貿易進一步表明了軍國主義上升與資本主義逐利之間的聯繫。美國等發達國家往往是最大的軍費開支國，也是全球軍隊最大的武器貿易商、供應商和軍事援助提供者。 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和中國（也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在加上德國和義大利，武器銷售額佔2004年至2011年總銷售額的約85％。全球每年完成450~600億美元武器交易，其中四分之三賣給發展中國家。武裝生產巨頭宣稱，武器生產「創造就業機會」，如果他們不關注不民主的政權，「別人也會的」。
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佔領巴勒斯坦，再到對海地和黎巴嫩等國的軍事介入，乃至入侵伊拉克、利比亞以及如今的敘利亞和葉門，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過程都伴隨著永不停歇的侵略戰爭。事實上，冷戰結束後並未出現帝國主義國家的哈巴狗和戰勝者們所鼓吹的所謂「和平紅利」，因為冷戰的結束不過是國家間、全世界人民間征服和永久性的侵略戰爭的開始。軍工複合體在吸收過剩資本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但這一瘋狂戰車需要不斷的戰爭作為燃料。最終的經濟、政治和氣候危機使得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面臨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然而，這場危機也推動了被掠奪和剝削的發展中國家對美國通過高度軍事化維持的霸權的反抗，民族解放的熱潮風起雲湧。長期群眾武裝鬥爭或大規模叛亂層出不窮，不論是在菲律賓、哥倫比亞、庫爾德地區、印度以及其他南亞國家，還是在美國和北約已經進行或威脅發動公然侵略戰爭的國家，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領土上有外國佔領軍的國家，比如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
對於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群眾而言，擺脫痛苦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人民革命戰爭摧毀為害已久的帝國主義，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來源：《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Manila, 2017；翻譯：激流網誌願者
注釋
[1] 本節大量參考了哈利?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196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時代》（The Age of Imperialism）。【譯者注】哈利?馬格多夫（1913~2006），又名亨利?薩繆爾?馬格多夫（Henry Sameul Magdoff），美國著名社會主義評論家，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位期間擔任多項政府領導職位，後成為馬克思主義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共同主編之一。
[2]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Vol. 21. NYU Press, 1969.
[3]Nelson, Joan M. 1968. Aid, Influenc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4]Eichengreen, Barry. 2011.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Ranis, Gustav et al. 1974. Sharing in Development: A programme of employment, equity and growth in the Philippin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6]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que Levy. 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Steger, Manfred B. and Ravi K. Roy. 2010. Neolibe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Lensink, Robert. 1996.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Williamson, John.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Humphreys, David. 2011.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Brendon Gleeson and Nicholas Low (eds.). Governing for the Environment: Global Problems, Ethic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11]Khor, Martin. 1997. 「Trade and Investment: Fighting over investors』 rights at WTO.」 SUNS bulletin. Geneva: Third World Network.
[12]在此之前已有人使用「全球化」一詞，但通常認為這一概念是西奧多?萊維特（Theodore Levitt【譯者注】哈佛商學院資深教授，現代營銷學奠基人之一）於1983年發表在《哈佛經濟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五六月刊上的文章《市場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首先提出的。
[13]Tujan, Antonio. 1996 June. 「APEC and Globalization.」 People』s Policy and Advocacy Studies: Special Release. Quezon City: IBON Foundation.
[14]Tujan, Antonio and Pio Versola. 2013.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risis: 20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Quezon City: IBON International
[15]Tujan, Antonio and Pio Versola. 2013.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risis: 201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Quezon City: IBON International.
[16]Haldane, Andrew. 2015. 「How Low Can You Go?」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ortadown Chamber of Commerce. Northern Ireland.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Pages/speeches/2015/840.aspx.
[17]英國千禧年債務運動組織（Jubilee Debt Campaign）2017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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