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學廣大教化主
書學廣大教化主
文/杜旻家
作為魏晉體格的崇尚者和繼承者唐人在書法上可謂深得魏晉衣缽，且一煥書道鴻朗莊嚴之光明氣象。宋人張耒在《書論》句中講道：「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這從客觀上給我們作出了唐人書法在氣韻上接近魏晉的原因。季惟齋在其所著《書史·唐五代卷》中寫道:「夫繼殷商大國者，鄰與戎狄之小邦周也。繼秦朝之鴻緒者，草澤無賴之劉季也。唐人不拘於魏晉之形，乃真為魏晉之繼者。」
事實上書法在魏晉之後至北齊隋代時已呈現出紅日初升的風貌，這個時期出現了《龍藏寺》、《啟法寺》、《寧碑》、《常丑奴墓誌》、《董美人墓誌》等諸碑，這些碑的書寫者也可謂是風俗相承，家世相傳，但若從時間節點上來講這個時期要比唐人更近魏晉，因此若說唐人以魏晉為尚實則是以魏晉為尊，且在尊魏晉，承齊隋的基礎上弘光其法，教化相傳以致廣大。而在尊魏晉，承齊隋的審美趣味的倡導和引領上，唐太宗李世民無疑是一位廣大教化主式的人物。
關於唐太宗的家學進行簡單的剖析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輪廓。《新唐書》載：「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這段話說唐太宗的母親竇氏其父歷周、隋二朝且身居顯位，以此推之我們知道竇氏的家學肯定比旁人要好。其人更是從小便：「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工為篇章規誡，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由此可見唐太宗的母親在所受教育和個人天資上都是過人的。她在書法上更是『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而高祖即唐太宗父親李淵的書法又是：『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焉。』
據史料記載王褒乃東晉宰相王導之後，其姑父蕭子云書法善效右軍,因此王褒書風從根本上是右軍一脈。又言江陵被西魏攻克後,王褒被虜至長安,且迅速的被推為北方書壇領袖，此時整個北方書壇可以說迎來了「右軍風尚」，而唐高祖李淵與王褒的關係則是「近在關中,及習其書。」由此顯明了唐太宗的書學淵源，可以說唐太宗對書法的認識和學習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二王書風對他的審美取向產生了最初的影響。至於其後來引虞世南等人為書學知音和貶低「小王」的是非緣由此處且不作論述。
眾所周知唐太宗文治武功，弒兄逼父，察納雅言，開大唐氣象，宏中華文明，使得九州歸化，萬邦來朝。這樣的格局是為百世魁傑的，當然他本人的精神氣象一定也是非常人可比。《資治通鑒·唐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高祖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
在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年號貞觀，當他在政治上完成了弒兄逼父，在經濟上開創貞觀之治後面對全國的文藝風尚他是要作出態度的，於是在政暇之餘他便身體力行的倡導書法，並掀起了書法史上第一次「全國熱」，而這場活動的學術標準就是唐太宗論右軍的這段話：「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他把王羲之推向了書壇神位。
當然之所以選擇書法我想和他的家學是分不開，也和他周圍的人分不開，不論從小的圈子和大的外部環境他都有談論書法的氛圍，在這個氛圍里更是激起了他對書法的濃厚興趣，這從他為秦王時就已形成。太宗為秦王時「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 「見拓本(蘭亭)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等足以為證。但再此之前甚看不到他談論書法的影跡。其次唐太宗在全國推崇書法不能排除沒有政治因素，也不能不說這不是一種文化集權行為，因為唐初整個北方上層統治者在文化藝術修養上與南朝士文人大夫是存在較大差異的，北方上層社會在文化藝術上對南朝士族普遍懷有傾慕之心，雖然他們在政治上得天獨厚，但還是期望向南朝士族們看齊，因為這些人代表著貴族氣息。
時代需要中和加之整個江南地區的士大夫對李世民的大唐王朝的態度還不是很爽朗，而江南的文化風尚體現在書法上就是以右軍書風為尚。唐太宗順水推舟力推王書，設立弘文館傳習書法且『以書判試選人』現在來看真不可不謂之高妙。
當書法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嗜好時這在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是非常可怕的。上有所好下必順之，何況是在下有所需上則推之的情況下，研習書道奧妙而成社會風氣，且創造了不可逾越的輝煌高峰，為萬世所范，這個偉大的旗手當然非唐太宗莫屬。
關於唐太宗的書法世傳有《溫泉銘》、《晉祠銘》等。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曾稱頌唐太宗「翰墨之妙，資以神助，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俞復在《溫泉銘》帖後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諸人，各出其奇，各詣其極，但以視此本，則於書法上，固當北面稱臣耳。」且《書斷》還記載：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等記載。無疑唐太宗的書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是世所認同的，此處亦不做過多探究。但作為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面對讚美他當然不會無動於衷，以至有君臣相樂而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這也是唐太宗能傾畢生而如一推崇書法的重要因素，因為他於書道有趣味可尋。
書法自唐隆盛光大，唐太宗實為廣大教化之主。後之學者雖未受教與唐太宗，卻與唐太宗以舉國才智躬身以求書法妙門有著直接關係。何況看唐太宗的氣度完全不是書學一端能窺其高遠的，他是諸事皆能，猶能為君耳！ 於書法他或許真是寄以閑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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