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把握危機後國際資本流動新趨勢

全球經濟演變新特點（8）

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造成嚴重衝擊，發達國家為扭轉局面，加快了在全球戰略布局，無論是再工業化，還是新的貿易規則，其背後實際是對資本的爭奪；針對國際資本流動新的變化，我們應從國際資本流動發展歷程中總結規律，積極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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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君 蔣偉

國際資本流動的實質是資本在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動性之間的平衡。判斷國際資本流動趨勢時應考慮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與一個國家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間的套利投機等因素有關；而影響國際資本的長期因素，則與全球政治經濟以及貿易格局調整有關。正確認識和把握後危機時代國際資本流動新的特點，是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

在歷史規律中把握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共性因素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具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根據1970—2016年的《世界投資報告》統計數據分析，國際資本流動從最初在主要發達經濟體間流動，到加速流向發展中國家，再到迴流至發達國家，經歷了四個演變階段。

第一階段（1970年—1980年）：美歐資本對流階段。上世紀70年代美蘇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幾乎被排除在國際資本流入之外。統計數據顯示，1970年—1980年的10年里，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佔全球總流出的99%以上。其中，1970年美國佔比高達60%。美歐之間的資本流動加速了彼此之間的經濟融合，為歐洲擺脫戰後危機和美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

第二階段（1980年—1991年）：美日歐「三元對外投資」階段。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日本作為資本輸出大國，呈現出與美歐並駕齊驅局面。1980年—1991年的10餘年間，歐美日三巨頭國際資本流入和流出分別佔全球的70%和80%。到1985年，日本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美國則淪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第三階段（1992年—2014年）：國際資本加速流向發展中國家。隨著前蘇聯解體、日本經濟陷入低谷以及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產業鏈，國際資本從集中於歐美日三巨頭，逐步轉化為分散投資，並加速流向發展中國家。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流入外資最多的前10個國家和地區中，發展中國家就佔據一半的席位。其中，中國在全球外國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升，並成為海外最大債權國。

第四階段（2015年至今）：國際資本迴流發達國家。隨著發達國家逐步走出危機，發展中國家卻增長乏力，國際資本自2015年始呈現迴流發達國家的趨勢，2015年，雖然發展中國家吸引對外投資仍保持環比9%的高增速，並達到7650億美元的歷史峰值，但流入發達國家的情況更為搶眼，吸引對外投資額幾乎翻番至9620億美元，佔全球份額從2014年的41%上升至55%，扭轉了發展中經濟體佔主導地位的態勢。其中美國的增勢最為明顯，2015年全年FDI流入量是2014年的近4倍。

那麼，影響近半個世紀的國際資本流動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從長期看，主要有四大推動力。

一是世界製造業中心的轉移與變遷。在世界經濟史上，先後出現過英國、美國、日本、中國四個世界製造業中心，製造業中心需要有龐大的資金流入和流出。從國際資本流向上可以明顯看出世界製造業中心轉變的趨勢，18世紀—19世紀的英國、二戰前的美國、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日本和德國以及20世紀末的中國，就是憑藉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資本流入與流出的。

二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在金本位下，英國是國際資本流動的中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增長需要更多的美元作為支付手段，國際資本流動呈現以美國為主的單中心局面。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牙買加體系的建立，美國對外投資流出佔世界總量的比例持續萎縮，歐洲、日本等擁有主權貨幣的國家對外投資量日益增大，以美國為單中心的資本流動開始向美日歐三中心互流轉變。

三是超大型區域集團聯盟的形成。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區域經濟合作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近20年，國際投資協議劇增，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東盟自由貿易區等超大型區域級別聯盟的形成，直接影響全球直接投資新格局。其中，亞太經合組織是目前最大的區域經濟集團，佔全球資本流入量的54%左右。

四是跨國公司的主體作用。20世紀90年代是跨國公司大發展的時期，跨國公司通過併購(而非傳統「綠地」式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新的市場。20世紀80年代，跨國併購幾乎是美國跨國公司的專有領地，但從90年代以後，歐盟跨國公司已成為主要角色，到21世紀的前三年，在跨國併購中，歐盟跨國公司佔全球61%。

後危機時代國際資本流動新的特點

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造成嚴重衝擊，發達國家為扭轉局面，加快了在全球戰略布局，無論是再工業化，還是新的貿易規則，其背後實際是對資本的爭奪。在這些長期因素影響下，國際資本流動將呈現以下幾個新的特點。

（一）在4.0工業革命推動下，高端製造業中心崛起，推動著國際資本向發達國家迴流。在過去20年間，新興市場一直是吸引國際資本投資的價值窪地。危機後，這種趨勢有可能隨著高端製造業中心的崛起而有所改變。目前，發達國家加速布局新一輪工業技術創新，強化高端領域競爭優勢和全球價值鏈掌控能力，吸引資本迴流。金融危機後，日本的FDI流入呈現大幅增長。美國頁岩氣跨境併購佔2013年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80%以上，美國能源信息署估計2040年頁岩氣將佔到世界天然氣供應量的30%。高端製造業中心崛起將對低端製造業的資本流入形成擠壓局面。

（二）伴隨大型區域貿易集團崛起，國際資本流動將進一步呈現多中心化、分散化的特點。從地區看，貿易圈內國家由於交易成本降低和資本回報率的提高，自然成為資本流入的目的地，而貿易圈外國家則會受到明顯衝擊。從性質上看，資本有可能成為超越主權國家控制的力量。在WTO規則下，資本開拓海外市場需要主權國家的支持，這時的主權國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T三角」新的貿易規則下，通過「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特殊機制，資本有能力脫離本國政治和社會的控制，成為超越主權國家控制的力量，是一個更高層次的資本帝國。

（三）隨著新興市場資本賬戶開放，證券投資尤其是債權投資呈加快增長趨勢。長期以來，外國直接投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形式，在1991年以前，佔比接近100%。後危機時代，隨著新興市場資本管制的放開，證券投資佔比預期將呈現上升趨勢。這種趨勢在過去十來年中，已有所呈現。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2013年，FDI凈流入佔比資本總流入從56%下降到49.03%。在證券投資中，股權投資從12.79%下降到5.40%，而債權投資從10.85%提高到15.86%。因此，後危機時代，新興市場受利率、匯率以及流動性突變的風險必然加大。

（四）美元已進入長周期升值階段，新興市場資本流出風險加大。自1973年美元指數建立以來，美元已經歷了三輪下跌和三輪上漲周期。歷史上，美元上漲周期與美國新經濟到來需要國際資本流入高度相關。危機後，美國的再工業化和頁岩氣革命必然推動美元再次進入長周期上漲。全球化時代，全球資金的關鍵不在總量，而在流向。新興市場相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說，美元貶值是「印鈔機」，美元升值是「提款機」，即歷次美元貶值，都給世界帶來通貨膨脹；而歷次美元升值，新興市場貨幣都會面臨「攻擊性貶值」，從而帶來災難性打擊，甚至爆發危機。

應對國際資本流動變化的對策建議

針對國際資本流動新的變化，我們應從國際資本流動發展歷程中總結規律，積極應對。

（一）加快與大型區域貿易集團中的發達國家達成高標準、全面的雙邊投資協定（BIT）。一個有效的、成功的雙邊投資協定會吸引更多的發達國家的投資進入中國，同樣，它也將增強中國投資者對發達國家的信心，支持中國境外投資的增長。如果中美之間能達成高水平的BIT，兩國之間將開啟一系列新的雙邊經貿合作，包括啟動《中美投資和貿易協定》（BITT）談判，中國加入《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的談判。

（二）在全球整合中國製造的價值鏈和供應鏈，努力形成有利於中國跨國公司「走出去」的國際分工體系。一方面鼓勵我國大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價值鏈整合，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培育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使其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骨幹力量和重要依託。另一方面在全球打造以中國大型製造企業為核心的供應鏈體系。擁有知名品牌的大型製造企業，可依託自身的資本優勢、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來影響上下游企業，形成網路結構，並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最有利的採購、技術研發、生產和銷售等經營活動。

（三）中國不僅要努力成為資本帝國的一部分，更要善待資本。中國不能脫離資本帝國而存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就選擇了加入資本帝國。經過30多年的開放，中國不僅接受了大量的外國資本，而且已經成為資本過剩國家。中國過剩的資本既要走向發達的西方，也要走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有效推動著中國資本成為資本帝國的一部分。此外，中國還要善待資本，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資本，資本就會跑掉，從而導致國家的發展問題。

（四）從國際貨幣體系供給側改革入手，打造「以我為主」的國際貨幣話語權。可藉助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一帶一路」等平台優勢，努力使人民幣成為全球流動性的提供者，完善新興經濟體流動性補充機制和金融穩定聯動機制。效仿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的做法，以貨幣互換等方式完善多邊和雙邊流動性救助機制，同時嘗試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央票、債券、借貸便利、衍生工具等各類金融產品向其他新興經濟體注入流動性，維護區域金融穩定。

（五）聯合其他新興經濟體共同推行「托賓稅」，為資本賬戶開放建立安全網。托賓稅能夠有效抑制國際資本異常波動，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如智利20世紀90年代實行托賓稅後，有效地將一部分短期資本轉化成長期投資。中長期資本流入在全部資本流入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23%上升到1997年的62%。由於托賓稅是全球性稅種，若單一國家單獨啟用易遭到市場抵制，我國應聯合其他新興經濟體共同推行，構建新興市場資金流動的「緩衝閥」。

（董小君，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蔣偉，國家開發銀行博士）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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