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昭王伐楚，絕不是三次那麼簡單！一件青銅簋揭開真相

周昭王姬瑕，是繼武王、成王、康王之後的西周第四任天子。在經歷「成康之治」四十餘年的輝煌期後，周王室在政治上開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史記·周本紀》）。時代呼喚英雄，昭王橫空出世。

在位期間，昭王雄心壯志，矛頭直指南方的楚荊，多次不辭勞苦，御駕親征，最終以身殉國，讓人唏噓。英雄遠去，催人探尋其悲壯的一生。

關於昭王南征，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用了不足二十個字，「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一代天子駕崩，竟接連用了兩個「卒」字，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發言人司馬遷在評價昭王問題上的局限性。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了關於昭王的三條信息：其一：「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其二：「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其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據此，專家認為昭王南征只有兩次，第一次為昭王十六年，最後一次為昭王十九年。

對於專家的說法，筆者不敢苟同。其一，「昭王十九年」和「昭王末年」不是一個概念；其二，「喪六師於漢」不代表昭王駕崩，「南巡不返」才是昭王駕崩之年；其三，《周書異記》雲「周昭王二十四年……江河泛溢，山川宮殿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宮」，這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吻合。所以，從史料記載看，昭王南征為三次。

近日，筆者在對《令簋》銘文重新研究中，發現昭王伐楚絕不是只有三次那麼簡單。《令簋》銘文：「隹王於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冊夨令（尊宜）於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銘文曆日只有月份、月相、日干支，沒有王年，以至於不少專家認為是成、康二王器。

與《令簋》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令彝》，二者為同一器主人——令。因為器主人令的年齡受限，二器相隔年代不能太遠。

《令彝》銘文：「隹八月，辰在甲申，……丁亥，令夨告於周公宮，……隹十月月吉（初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於康宮，咸既，用牲於王」。《令彝》銘文曆日四要素同樣不全，但提到了「用牲於康宮，咸既，用牲於王」，則此周王必為康王之後的昭王。

西周青銅器曆法採用周正，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十月對應夏曆八月。初吉，為月初，通常為初二、初三，但周人肉眼觀測月相，加之陰天等客觀因素，難免有誤差，但誤差前後不超過一天。查遍昭王二十四年曆日，符合「隹十月月吉癸未」曆日的唯有公元前971年夏曆七月（該年閏六月）初一癸未。可以確定，《令彝》鑄作時間為公元前971年。

我們再看《令簋》。因不知《令簋》年代在《令彝》前後，故筆者擴大範圍，從武王一直查到穆王。既死霸，為二十四、五日，誤差前後不超過一天。經查，符合「隹九月既死霸丁丑」曆日的有六年，分別為公元前935年夏曆六月（該年閏正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40年夏曆七月二十五日丁丑，公元前961年夏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97年夏曆七月二十四日丁丑，公元前1007年夏曆七月二十六日丁丑，公元前1028年夏曆六月（該年閏五月）二十四日丁丑。

究竟是哪一年呢？《史記》和古本《竹書紀年》均記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則公元前997年、公元前1007年應排除；公元前1028年與《令彝》鑄作時間（前971年）相隔太遠，應排除；公元前935年和公元前940年均在穆王西征期間，也應排除。這樣一來，只有昭王時期的公元前961年夏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與《令簋》「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相合。

筆者已經考證出，昭王元年為公元前981年，末年為公元前958年，則《令彝》鑄於昭王十一年（前971年），《令簋》鑄於昭王二十一年（前961年）。

從《令簋》銘文「隹王於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的記載看，昭王並非十九年駕崩，其在二十一年世還有過一次伐楚的御駕親征，可以填補史料記載的空白。同時，也可以糾正專家關於昭王紀年和亡年的錯誤觀點。

此外，根據《御正衛簋》銘文「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王，用作父戊寶尊彝」，與其相合的曆日也在昭王世，且其時代與《令簋》不遠。《令簋》所載「伯在炎」中的「伯」即伯懋父。從傳世青銅器銘文記載看，伯懋父不僅「伐楚」而且「北征」「以殷八師征東夷」「東伐海眉」，深得昭王倚重。

1976年出土的西周《史牆盤》銘文稱，「宏魯卲（昭）王，廣批楚荊，隹狩南行」；2003年出土的西周《逨盤》銘文稱，「高祖惠中父……用會卲（昭）王、穆王，盜政四方，撲伐楚荊」，讚頌了昭王一生的顯赫功績。（劉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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