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師情片憶

【作者簡介】張躍飛，筆名蘇音，會計師、中國殘疾人作家聯誼會會員、汕頭社會心理學會會員、市作協會員。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人生成長的歷程中，我們會有過多位老師。幾十年過去，歲月的片段仍不時浮現。師恩難忘，師情綿長，老師不僅給我們啟蒙，給我們引路指航，更給了我們知識的翅膀和操守的奠基。

我的中學時代是在「文革」期間，1973年兩年制初中畢業，進入一間原是重點的高中學校。因為原來的學校沒開英語課，剛入高中的我對英語懵然無知，不誇張地說，竟連26個英語字母都讀不全，期中考試，熬了半天也沒做出幾道題，滿打滿算也不上十分。我雖心中焦急卻也無奈，與大多數原來就在這所中學讀初中的同學，並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啊。巧的是學校一位英語老師和我是街坊，住的地方相隔一條小街。他本來不擔任我們班的課，可有一回我們的英語課任老師病了由他來代課，點名讓我回答問題，結果我張口結舌說得牛頭不對馬嘴，他了解實際情況後讓我坐下，課後主動對我說：同學，要是你想補課，我可以幫你，每星期天下午，你可以來找我。我聞言喜出望外，連忙表示十分願意。

經過家長和老師見面聯繫，這事就定了下來。那時學校開會學習活動很經常，要求老師周一到周五都住校，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政治學習後才能回家住。老師的業餘時間並不多，家有體弱的老人，孩子才三、二歲，家務負擔挺重的。在近三個學期中，記得僅有不到十次有事耽誤外，其餘每個周日老師都抽出時間堅持為我授課輔導，時間在一到二小時之間。老師給我補完了初中全部課程，讓我趕上了教學進度，到高二下學期臨畢業時，我的英語成績已是名列前茅了。那個時代壓根就沒有什麼補課酬金一說，老師的補課完全是義務，就如現在的志願者。我和老師的故事持續到我畢業離校的好幾年後，其時我家已離開小城定居到距離50多公里的都市，在三年多的待業中我曾寫信給老師訴說迷惘，他不止一次來信鼓勵，還利用來市裡出差的機會上門探望我。我分配進工廠時也立即告訴了老師，他也又一次來信祝賀。再後來老師調到了當時的縣師範學校，來信說他現在工作性質變了，事雜了。漸漸地失去了聯繫，直到近年我偶然和一位文友聊起，她曾是那師範的學生，才知道老師正是她的校長。

無獨有偶，1980年前後，我在工廠當生產工人，在一線體力勞動中我沒有放棄讀書，偶然中從朋友處借得一本《現代心理學》，讓我對心理學有了深厚的興趣，便把四處託人找書借書，居然斷斷續續讀了一些心理學專著。這時有好幾位朋友都在待業，我了解他們的無奈和彷徨，便結合自己的讀書感知，試著對他們的心態狀況及對行為的影響作了些表述，約一千多字的《待業青年心理特點與淺析》，這篇稿子經充實修訂後刊發在當年第七期的《黃金時代》雜誌上，這以後雜誌編輯和我通信不斷，並約我繼續撰寫這方面的稿件。

然而單槍匹馬的自學格外孤寂，缺乏完整系統的專業書籍和必要的指導，使如何進一步學習茫然無知。一位朋友得知我的窘況後介紹了他同事的丈夫，當時在韓山師院工作的一位心理學講師，並自告奮勇帶我登門求教。早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曾師從我國著名心理學家楊清的鄭老師，了解我的狀況後十分讚賞和支持，歡迎我隨時造訪請教。他當即為我開出了有關的書目，又到書房挑出了幾本專業書交給我。這以後隔上一段時間，遇鄭老師從韓師回汕頭家中休息，我就上門討教有關問題，並將借讀的書還上，又帶回老師挑出新的書刊。更難得的是老師先後多次不厭其煩地為我修改習作，有時一篇稿子就反覆閱改了好幾次。在鄭老師的指導下，我先後寫了《殘疾青年內心世界》、《成人教育中的學習動機》等稿件在刊物上發表，有幾篇被人民大學的內部刊物《心理學》收入，為市社會心理學會破格吸收為會員，是當時惟一的產業工人會員，1987年汕頭社會心理學會召開年會，我提交了五篇論文。同上一位老師一樣，鄭老師給我的指導幫助也是不計任何報酬的友情行為。回想起來，我多次的上門，竟從未帶過那怕是水果這樣的小禮物。

傳道授業，這是教師的職守所在。為人師表，以身體力行，做修養、道德、正義、操守的躬行者，這更是事業精神的寫照，兩位老師正是用自己的言行詮釋了什麼是「紅燭精神」，讓我感懷至今。

（圖片來自於網路）

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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