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工匠」兩百年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問彼得?馮?西門子：「為什麼一個8000萬人口的德國，竟然會有2300多個世界名牌呢？」

這位西門子公司的總裁是這樣回答他的：「這靠的是我們德國人的工作態度，是對每個生產技術細節的重視，我們德國的企業員工承擔著要生產一流產品的義務，要提供良好售後服務的義務。」

當時，那位記者反問他：「企業的最終目標不就是利潤的最大化嗎？管它什麼義務呢？」

西門子說：「不，那是英美的經濟學，我們德國人有自己的經濟學。我們德國人的經濟學就追求兩點：一、生產過程的和諧與安全；二、高科技產品的實用性。這才是企業生產的靈魂，而不是什麼利潤的最大化。企業運作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事實上，遵守企業道德、精益求精製造產品，更是我們德國企業與生俱來的天職和義務！」

德國造的蝶變

在《財富》世界500強的排行中，每年都會有近30家德國企業入選。當然，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並不能真正代表德國製造的真正實力。

德國中小企業數量占其企業總數的99%以上，它們大多數屬於個人或家族企業，對德國經濟貢獻巨大，出口額相當大一部分由中小企業創造，還提供了2/3以上的就業人口和55%的經濟附加值。

在德國，沒有哪家企業是一夜暴富，迅速成為全球焦點的。他們往往是專註於某個領域、某項產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極少有「差公司」。它們大多是擁有百年以上經歷、高度注重產品質量和價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被稱為「隱形冠軍」。

1988年的前西德郵票

但德國製造在一百多年前卻並非如此。

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和社會歷史學院院長哈特穆爾?貝格霍夫教授認為，德國中小企業具有六大特點：家族企業，專註及長期戰略，情感紐帶，代代相傳，家長制及非正式性，獨立性。此言不虛，實際上，德國許多中小企業即使成為世界500強之後仍然保留這些基因，而且逐漸升華為德國企業文化的共同特質，最終通過「德國製造」的品牌價值傳遞到全世界每個商業角落。

品牌影響力無疑是德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作為名義GDP排名歐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國家，德國還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國。長期以來，德國出口量超過全國產出量的1/3，汽車、機械、化工產品、電子和光學產品等一直是核心出口產品，而且在鋼鐵、水泥、食品、飲料等行業也是全球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生產國之一。

早在1990年，哈佛商學院教授、「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曾在《國家競爭優勢》中寫道：「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日本）能夠在如此牢固的國際地位中展示其工業的廣度和深度。」

今天的「德國製造」早已成為高附加值、精益求精的象徵，德國產品無論價格高低都具備五大基本特徵：精密、務實、安全、可靠、耐用。曾幾何時，德國產品就像如今的「中國製造」一樣，是廉價、劣質、低附加值的代名詞。

與英國、法國等近鄰相比，德國是歐洲大陸的後發國家，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啟工業革命的序幕，比英、法晚了幾十年，在工業製造方面只能亦步亦趨，模仿、剽竊甚至偽造商標等違背商業道德的潮流席捲全國，經常打上「英國製造」的標籤以次充好，甚至連政府都鼓勵從英國進口機床回國拆解、仿造，來自德國的粗製濫造的低價產品對美、英、法等發達市場造成猛烈衝擊。

1876年5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第六屆世界博覽會上，德國機械工程學家、「機構動力學之父」弗朗茨?勒洛批評德國產品質量粗劣、價格低廉、假冒偽劣，在德國內外引發震動。

11年後「德國製造」遭遇了更大的羞辱。1887年8月23日，英國議會修改《商標法》條款，要求所有從德國進口的商品必須標明「德國製造」，試圖以這種帶有侮辱性的規定將劣質的德國貨與優質的英國貨區分開來。「德國製造」當時在全球商業領域的聲譽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當時的德國企業界已經覺醒，「佔領全球市場靠的是質量，而不是廉價。」知恥而後勇，德國企業家抓住國家統一與工業革命的時代機遇，不到10年時間，「德國製造」已經超越「英國製造」的產品競爭力。

1896年，英國羅斯伯里伯爵痛心疾首呼籲道：「德國讓我感到恐懼，德國人把所有的一切……做成絕對的完美。我們超過德國了嗎？剛好相反，我們落後了。」

張伯倫曾經在一份經濟報告中梳理出十幾種物美價廉的德國商品，其中包括服裝、金屬製品、玻璃器皿、化工產品等。實際上，當時德國在鋼鐵、化工、機械、電氣等領域已經湧現出西門子、克虜伯、蒂森、拜耳等一大批全球知名企業。

在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中有一段細節是這樣寫的：

我花了無數的錢，買了無數用不著的東西，也同時買來了一個比庄士敦（溥儀的英文老師）給我的更強烈的觀念：外國人的東西，一切都是好的……一片拜耳的阿斯匹靈，這幾分錢的東西就足夠使我發出喟嘆，認為中國人最愚蠢，外國人最聰明。

這時候，令人「喟嘆」的拜耳距離過去被羞辱，還不足三十年。在這二三十年中，「德國製造」完成了它的華麗蛻變。

浩蕩200年

1815年，擁有39個主權邦國的鬆散組織德意志同盟成立，1834年德意志關稅同盟創建，除奧地利之外的成員國企業家可以在共同市場從事經營活動。作為盟主，普魯士將鐵路建設作為德意志工業化的重要拉動力，機械製造、煤礦開採、鋼鐵工業、電氣、金融等領域蓬勃發展，而且運輸成本下降到半個世紀前的1/4。

1826年，14歲的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子承父業，鎮定自若的管理家族鑄鋼廠的生意；1847年，維爾納?西門子與機械師哈爾斯克創辦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製造廠，1866年維爾納?西門子發明直流發電機；1849年，德國第一家全能銀行科隆亞伯拉罕?沙夫豪森銀行誕生。

這些企業開創德國現代商業史的先河，在此後幾十乃至百餘年中影響德國商業發展潮流。

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直到1871年才建立，此前歐洲中部講德語的大片地區長期一盤散沙，以致淪為列強的玩物。德國詩人席勒曾悲憫的仰天叩問：「德意志，你在哪裡？我找不到那個地方。」

西門子發明人類第一台直流發電機之後，德國逐步以「電氣時代」取代「蒸汽時代」，率先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

1876年，德國人奧托製造出第一台以煤氣為燃料的四衝程內燃機，這種發明被迅速用於汽車、飛機的研發，內燃機的發明和使用成為德國工業超越歐洲列強的第二大引擎。在工業飛速發展的1870年代，日後震驚世界的化工巨頭拜耳、巴斯夫和愛克發異軍突起，賓士、戴姆勒、邁巴赫、奧迪、歐寶等汽車新秀上演速度與激情，西門子稱雄歐美，德國商業繁榮程度和經濟發展速度令人稱奇。

經過短短42年的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913年，德國人口增長到6500萬，煤炭和鋼鐵產量均為歐洲第一，化工產品總產量躍居世界第一，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說：「德意志帝國與其說是建立在鐵與血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煤與鐵之上更真實些。」

德國曾先後兩次挑起世界大戰，企業家都伴隨戰爭結局經受榮損盛衰的悲喜，京特、克虜伯戴姆勒一賓士、容克斯、卡爾?瓦爾特、保時捷等都在戰時遭遇冰火兩重天的考驗，霍希、奧迪、DKW和漫遊者四大汽車公司則因為戰爭賠款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而選擇合併，奧迪四環由此誕生。

霍希、奧迪、DKW和漫遊者四大汽車公司則因為戰爭賠款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而選擇合併，奧迪四環由此誕生

儘管德國每次在戰後都能快速復興，但希特勒納粹政府對德國教育體系的徹底摧毀無法修復，此前德國人幾乎包攬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20名諾貝爾獎得主在迫害的陰影籠罩中遠走國外，1939年德國學生數量降到1900年的水平，創新體系幾乎崩潰。

二戰後，德國被分裂為東德、西德，後者延續德國商業衣缽。有學者評價，傳媒帝國貝塔斯曼集團的重建過程相當於一部戰後德國歷史。其實，具有同樣隱喻意義的還有保時捷、寶馬、奧迪、大眾、蒂森、京特等公司的復興之路。

從1950年代開始，西德的工業生產增長率達到25%，10年後有所放緩，然後又快速增長。到1960年代之後，以麥德龍、阿爾迪為代表的零售巨頭悄然崛起，阿迪達斯、彪馬兩大兄弟品牌龍爭虎鬥，戴希曼鞋店風靡全球。

隨著1955年之後許多全球尖端技術逐漸減少對德國的限制政策，德國以「購買」的方式實現創新，在化工、生物技術、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領域從美國、日本等企業手中購買技術，完成對發達國家的趕超。

到1990年柏林牆倒塌、東德與西德統一之時，德國已成為歐洲最大出口國，並且超越日本，幾乎與美國相同，重回全球經濟大國之列。

如今，賓士、寶馬、奧迪等任何一台德系車的價格都是全球同類產品的5-10倍，汽車已成為德國製造高附加值的代名詞，博世也受益於此成為全球領先的汽車服務商。拜耳、巴斯夫和赫希斯特以及漢高等化工企業在全球開疆拓土。

2005年德國首次超過法國成為全球第三大服務業出口國，其中金融和保險行業發展最快。SAP、西門子、菲尼克斯電氣等企業既是德國工業4.0時代的領導者，也是全球進入自動化、智能化、無人化製造時代的開拓者，德國「工匠精神」再次迎來繁華盛世。

200年間的德國商業史基本上都與工業製造密切相關，無論戰爭、經濟危機、商業潮流、科技革命等外部因素如何影響，甚至是毀滅，德國工業製造的基石始終大而不倒，歷久彌新。

企業家的工匠文化

在過去200多年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德國都在戰爭、政權更迭、國體轉變、版圖變動的動蕩中度過，既給鄰國和世界帶來災難，也給自身沉重創傷。企業家群體作為精英階層深受影響，他們在磨練中變得從容成熟，嚴謹務實，既有全球格局，也有歷史使命。

德國的世界級公司都有危機和競爭意識，甚至已演變為企業文化。

比如奧迪是「競爭是從來不睡覺的」，西門子為「過去總是開頭，挑戰在後頭」，寶馬為「只有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務，才能目標一致」。這樣的企業文化加上根深蒂固的工程師文化讓德國人視品質如生命，德國幾大汽車公司各類質量管理人員有1.6萬人，賓士每天要從生產線上抽檢兩輛汽車，對1300個點進行全面檢測，對所有協作廠商的零部件也要質檢。

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的《鈍感力》在2007年暢銷全球，這本書主要講述「遲鈍的力量」，告訴人們「從容面對生活中的挫折和傷痛，堅定地朝著自己的方向前進」，並將「鈍感力」定義為「贏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

德國企業家身上充滿「鈍感力」，行事風格與中國的「慢工出細活」相似。「慢」是一種精益方式，是一種品質追求，速度、效率、規模等並非企業的價值導向，品質才是生命，是企業競爭力和利潤率的保證。

總體而言，「德國製造」和德國企業家身上有七大共同文化特徵：標準主義、精準主義、完美主義、守序主義、專註主義、實用主義和信用主義。博大精深的德國文化使德國企業尊重規律，精益求精，能以長遠眼光專註於最初的經營目標，即便最艱難的關頭仍不放棄。

對於大多數德國企業家來說，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比投機行為創造的財富更有價值，充滿幸福感，他們相信長期成功帶來的益處而非短期收益。德國企業大多從創業者的家鄉、社區周邊起家，利用一切可創造價值的資源，靠自籌資金緩慢發展，即使成為世界級品牌之後，也依然保持謙虛低調，嚴謹務實。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說過：「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家的最高境界。」

正如菲立普?克勞契維茨在著作《巨人再起：德國企業的興盛之道》中所寫：「德國人性格中好的一面正是其徹底性，且通常會盡善其用。享有良好信譽的德國產品無處不在。作為消費者，德國人對需求提出了最高標準；作為製造商，他們自己組織生產，開設公司來滿足這種高標準的需求。」

他還總結說，德國企業快速崛起應歸功於企業家的優良傳統，如務實、樂觀、努力、審慎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並因此衍生出的相關制度與管理風格。

德國人的優秀品格源於職業教育和文化傳承。

早在14世紀德國就出現學徒制，各種各樣的行業協會湧現出來，為青少年提供專業的技能培養。大約有70%的青少年中學畢業後會接受兩年到三年半的雙軌制職業教育，每周有三、四天在企業接受實踐教育，一、兩天在職業學校進行理論學習，如今在德國可以培訓的職業有350多種。

而且，德國技術工人的平均薪資遠高於歐美髮達國家，與白領階層相當。學徒制度和職業培訓體系不僅為德國工業強國戰略提供大量技術人才，更重要的是將遵守秩序、追求效率、重視品質、艱苦奮鬥等文化傳承後世。在德國的所有全球著名品牌中，都可以輕易感受到創新、高效、品質、勤奮等價值觀。

遵循紀律並不意味著缺乏創新精神。國家創新體系理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技術和信息流，而企業和制度是創新過程的關鍵，其中「企業、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為核心要素。另外，德國還有幾百個新奇、專門的商品交易會和貿易展覽會，為優質產品提供交易平台。這些元素和德國的文化、體育、藝術、音樂、建築以及飲食、節日、時尚等碰撞交融，共同形成整個國家對外展示的創新形象，它蘊含在產品、品牌、企業、企業家精神的價值觀之中。

相比之下，最近幾年，互聯網思維在中國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互聯網行業的浮躁氛圍正在向製造業等傳統行業迅速蔓延。然而，在德國卻很少聽說互聯網思維，德國甚至沒有世界級的互聯網公司。可是，當德國人拋出「工業4.0」之後，迅速在全球掀起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熱潮。

德國繼續引領時代變革浪潮的優勢在於強大的工業體系和製造實力，內在基因則是工匠精神——工匠對每件產品都精雕細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極致，努力把品質從99%提高到99.99%。他們窮盡一生潛修技藝，視技術為藝術，既尊重客觀規律又敢於創新，擁抱變革，在擅長的領域成為專業精神的代表。即便粉絲經濟、互聯網思維等新話題席捲，他們依然提倡埋頭苦幹、專註踏實的工匠精神，這才是互聯網時代最珍貴的品質。

回歸即出發，在德國商業史中汲取商業文明和工匠精神的力量，我們將走得更遠。

（文_陳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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