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

作者：[美]比爾·科瓦奇 湯姆·羅森斯蒂爾

在網路時代，面對脫口秀評論者和自媒體的眾聲喧嘩，網站無休止的鏈接和添加，「真實的新聞」是否已經死亡？舊的權威已被推翻，新的權威正在被創造，我們獲得信息的方式已經發生改變。但是尋找真實、可靠的信息，仍然是新聞媒介最重要的目標。同時，這也是新聞消費者的目標。在信息碎片化時代，我們該如何辨識哪些信息是謠傳，哪些信息、觀點是可信的呢？本書旨在回答上述諸多疑問，探討信息文化正在發生著何種改變。它為所有的公民提供了一種路徑導航——用六步質疑法分辨謠傳，獲得事實的真相。

英國哲學家約翰 斯圖爾特 密爾曾對真實與自由的關係提出過一個基本觀點。密爾寫道，在真理與謬誤的自由市場中，真理會最終勝出。假如現在密爾錯了，真理不再能獲勝，因為真實與虛假間的競爭不再公平，那麼他將不得不承認：自由不會最終勝出。但或許又像新技術樂觀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競爭比以往更公平？

沃爾特 李普曼認為，民主的關鍵是有一個勇於報道的新聞媒體。「一旦所有新聞報道都來自二手信源，人們將失去對真理的感覺，只對觀點作出反應」，他在1920年寫道，「人們應對的環境並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由新聞報道、流言和猜測構成的擬態環境。思想的整個參照系變成了某些人的斷言，而不是現實情況」。廣播和電視新聞的先驅愛德華 默羅曾擔心準確的報道因為花費時間而經常處於劣勢：「真相還在穿褲子的時候，謊言都環遊世界一周了。」不過，關於技術和人性的這一看法並沒有讓默羅相信追求真相是徒勞的。相反，這加深了他將人類道德觀貫徹於追求真相過程的信念。

近來流行一個觀點：大多數人無法區分信息是否可靠，或許並不要緊，精英群體能夠區分就夠了。精英群體向來容易獲得信息。正如傑伊 羅森曾提到的，第一批職業記者是那些被富商雇來以私人信件形式告知其他城邦市場情況的人。因此大企業購買彭博社（Bloomberg）的新聞內容，同時決定彭博社的新聞運營也能讓人接受。現在，充分利用新傳播技術的精英群體能獲得更多信息。而掌握同樣傳播工具的公眾，因為選擇其他媒體渠道而不看新聞，或者沉溺於明星八卦而不關注公共生活，放棄了這一機會。對此，我們束手無策。技術已經徹底加快了社會分層的速度。極力勸說也改變不了人性。

21世紀真正的信息鴻溝不是接入互聯網的和沒有接入互聯網的人群之間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創造知識的人和只會肯定先入之見、固步自封、不再學習的人之間的差距。這是理性與迷信之間的新鴻溝。新聞素養成為公民素養的組成部分。

假如我們更多地以集體討論而不是演講的方式來了解公共生活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是，這種新的討論有得亦有失。更深刻、更多樣化的新元素增加進來了，與此同時，偏見、錯誤和操縱也趁機而入。和任何公共討論一樣，有些發人深省，有些則不是。但這正是、並將要成為一種新的學習方法。有兩種了解世界的方法：一種是基於事實的經驗主義；一種以信仰為導向，會影響我們對事實內涵的意義解讀。它們之間的矛盾辯證關係將變得更加緊張，尤其在最近這個階段更加突出，因為此時新權威尚未誕生，仍然充滿著不確定性。

對於公眾而言，他們被拋入到自己決定「我可以相信什麼？」的過程之中，意味著新的責任和風險。對於參與搜集和報道新聞的人來說，新的或下一代新聞業意味著承擔蘇格拉底式的教師的新角色。在報道新聞的同時，提供素材甚至進行個別指導，培養人們將素材轉變成知識的技能。

此外，我們認為，現在看到的錯位和混亂的後果並非不可避免。事物原本可以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我們只是處於當前混亂的開始階段。學習的歷史就是人類用智慧應對科學技術的歷史，不同的文化應對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學習史，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有些甚至一度消失。這是一個推與拉的故事，舊模式想辦法戰勝新模式，有時新模式會進兩步退一步，時而還會脫離正軌。

假如現在這一發展過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民自身的技能的話，那麼一個關鍵措施就是必須將公民素養和新聞素養再次引入中學課程。公民素養是一門告訴我們如何成為社群中合格公民的課程，超越了公民學範疇，更強調參與性、蘇格拉底式的求知方式和個性化。而新聞素養是公民素養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所提出的「新聞素養」不同於「媒介素養」，後者主要基於左派觀點，它教授各種形式的媒介如何代表商業和既有利益操縱我們。我們所說的「新聞素養」是指如何「閱讀」新聞報道的技能，即懷疑的認知方法。我們希望本書所概括的觀點有助於說明這一方法。但我們不想自詡已經在本書中開創建立了這一課程，這不是我們的初衷。我們只是試圖提出，存在著一些可被稱為新聞素養的技能。我們希望已經幫讀者梳理出了新聞素養的核心觀念，列舉了一些傑出專業人士如何操作的實例以及如何將其移植到一般應用上的範例。

一個世紀以前，新聞工作者沃爾特 李普曼和哲學家約翰 杜威曾就人們是否有能力享有自由進行了公開辯論。關於20世紀商業媒體的本質方面，李普曼的論證更具說服力。他認為公眾不具備成為知情公民的條件。不過他認為新聞媒體比受眾也強不了多少，因此他要求精英群體為二者提煉信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下半葉的新聞媒體試圖自己扮演這一角色，提供更多解釋和分析。關於李普曼對公眾和新聞媒體的批判，杜威並無異議，但他認為李普曼把精英主義視為藥方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杜威說，對於新聞媒體來說，唯一合理的角色是幫助教育公眾，讓他們更有能力參與民主社會。除此之外，新聞媒體沒有其他的存在理由。教育也是如此。假如不再相信民主，那麼民主就難以拯救。

一個世紀以後，技術條件已經達到了杜威的設想。教育的時機來臨了。

摘自《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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