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文學：大年三十憶娘親之二
大年三十憶娘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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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而降的厄運，一下子把我年輕的父親打蒙了。當他和母親為了逃生而悄悄回到生養自己的老家時，親人和村裡的鄉黨，投來的並不是同情反而是不解甚至鄙夷的目光。
農曆三月，穀雨過後兩天，母親生了我這個生不逢時的孩子。母親生我時難產，但迫於生計，為了多掙工分，沒過幾天就硬撐著下地勞動，並過早地動了涼水，結果落下一個病身子，又無錢醫治，後來常常這兒那兒疼痛，有時疼得汗珠滾落，無力說話，甚至疼得在炕上打滾。
1963年和1965年，我妹和我弟先後出生，家裡的負擔更重了。 那些年，父親在外村教書，只有周末才回來。母親既要在生產隊幹活，又要照顧我們全家人的生活起居，其勞碌辛苦可想而知。令人費解的是，儘管父母常年起早貪黑地勞作，累死累活，一年到頭決分時，還是欠生產隊的錢，連起碼的溫飽都不能解決。
在整個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我們一家人始終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毫不誇張地說，除了過年過節之外，幾乎沒吃過飽飯。 在生產隊里，我家沒有強勞力，被認為是受養活的人。同時，在那個年代，有知識的人被稱為臭老九，處於社會最底層，自然常常受到嘲弄和欺侮。每當生產隊分糧的時候，我家這種欠錢戶，必定受到隊長粗暴的責罵。
記得有一次生產隊分麥子，我媽拉扯著我們，夾著口袋，來到碾麥場。隊長劉冷娃左手插腰，右手指指點點，對著會計和幾個社員厲聲喝斥。我們象犯人一樣戰戰兢兢，低著頭，不敢正眼看人。一堆一堆稱好了的麥子倒在麥場上，上面有字條，寫著家長的名字。我們找到了自己那一堆大約有一斗半的下風麥，剛要蹲下裝袋，一隻腳從空飛來，踢開了我的手。劉冷娃兇狠地瞪著我們，指著我媽，劈頭蓋臉一頓訓斥：慢著！分糧跑得歡，幹活不見人！焦玉蘭，你有臉來分糧？先把欠款交了，再裝糧食！隊里養你們一家，還不如養幾頭豬！ 我搓著疼痛的手，透過淚眼看我媽。我可憐的讀書人母親，拉起我的手，強忍著眼淚說，兒啊，咱回家！母親拉著我們，頭也不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夏天的熱風，吹拂著她額頭的劉海，吹拂著她白底藍花的洋布大襟上衣的衣角，吹散她臉上簌簌滾落的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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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巴巴看著孩子們因為貧窮而挨飢受凍，上學交不起學費，父母心急如焚。母親常對父親說，只要俺娃能少受可憐，少看人白眼，我就是累死也心甘情願！
母親白天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晚上還加班加點，偷偷地做一些燈籠或花圈，躲開村幹部，拿到附近的集市去賣……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貧苦百姓用自己的辛勞換兩個零錢，都是不合法的，專政者隨時都會＂割資本主義尾巴＂。
母親坐在炕腳地一個小木凳上，憑藉煤油燈並不明亮的光線，按順序擺好一捆細竹棍，一捆蘆葦，一撮細扎絲，一碗打好的漿糊，一把剪刀，一把細麻繩，還有白細紙，皺紋紙，各種顏色的電光紙?然後，手腳麻利地摺紙、裁剪、粘貼、拴梆，神情專註。後半夜，一個個成品或半成品就包圍了她：蓮花燈，菊花燈，金魚燈…其形態自然生動，色彩逼真艷麗。我們偶爾也會幫忙打下手，但很快就累了，睡著了。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而母親則又熬過一個通宵。她依然神情專註，只是眼睛有些紅腫。她會從小凳上費力地站起來，揉揉眼睛，捶捶腿，伸幾個懶腰。被政治運動整怕了的父親，有時在家裡偷偷幫她打架子，但從不出面到集上去賣。
那天，母親帶著我們，從後門悄悄走出，溜上村東南的河堰，向十五里外的秦鎮進發。母親舉著一個花圈，我扛著一根掀把長的竹竿，上面拴著各式各樣、色彩繽紛的燈籠，大約有八九個。我妹也拿一短竿，挑著五六個燈籠。我弟還小，空人跟著我們一起走，興奮地跑前跑後。
風和日麗。初春的陽光融化了灃河的浮冰，河水翻滾著銀浪，歡快地向北流去。遠處，秦嶺逶迤的峰巒在雲霧中若隱若現。我在心裡盤算著：一個花圈能賣一塊三毛錢，一個燈籠能賣一毛五分錢，如果今天全部賣完的話，今年的學費就不用發愁了?
走過文王當年的靈台不久，起風了。天空隨著颳風而變得陰沉，雨點也淅淅瀝瀝灑落下來。糟糕！這些燈籠和花圈一旦風吹雨淋，母親半個月點燈熬油的勞動成果，將會毀於一旦。
我們開始小跑。前面，灃河堰下，有一處房舍，似乎是一個廢棄的小廟，可以躲風避雨。母親本來渾身是病，腿腳不太靈便，從河堰上往下跑的時候，左手舉著花圈，腳下一滑，右手沒有抓住半坡的楊樹，咚地一聲摔倒在地，一路滑落下來。母親渾身是泥，衣褲也被堰上的荊棘劃破了幾道口子，血滲了出來，看著此情此景我的心好痛。母親皺著眉頭，咬緊牙關，努力了好幾次，想站起來，都失敗了。顯然她摔得很重。我們趕緊把她扶起。這時我才發現，母親左手舉著的花圈，只是個別地方有些泥濕，基本上完好無損。風雨之中，她始終高舉著那個花圈。
小廟鎖著門，我們蜷縮在狹窄的屋檐下避雨，雨點還是隨風斜射下來。母親脫了外衣，用雙臂撐開，遮蓋在花圈頂上。母親只穿一件夾衣的孱弱的身子，在房檐下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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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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