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痛恨日本人的皇帝，為了謀殺臣子，竟然栽贓其「通日賣國」

在中國歷史上，登基之後的新皇將功臣誅殺殆盡的例子不在少數，明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王朝之一，自然少不了這類事兒。

胡唯庸，安徽定遠人，是朱元璋，也就是明太祖親手殺掉的第一個丞相，在朱元璋登基之前，胡唯庸是前者最為重用的部下，也是朱元璋誅殺宮廷反骨的第一武器。但是，人都是自私的，與其他歷史故事中的冤臣一樣，他最終還是沒有逃過為新皇的登基殞命的命運，落得個「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下場。

這件案子與藍玉案合稱胡藍之獄，起於明洪武十三年，終於二十五年。而在這件案子里，最讓人驚訝的並不是胡唯庸的死因，而是朱元璋憑空給他加上的一個罪名——「通倭罪」，「倭」這個字在當時是對日本人的專屬稱謂，意思就是說：胡唯庸是因為和日本人私通才被處死的。

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這裡我們就來說道說道。

明代史籍中關於胡惟庸案的記載多有矛盾，因此關於其是否確實謀反，當時便有人懷疑，明代史學家鄭曉、王世貞等皆持否定態度。胡惟庸早年隨朱元璋起兵，頗受寵信，歷任元帥府奏差、寧國知縣、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職。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任右丞相，約至十年進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按照朱元璋的理論來看，胡唯庸是一個妄圖搗毀明朝政權的叛國賊。他對胡唯庸的恨意十足，不光把他的名字加進了後世出版的《奸臣記》里，甚至，還在百姓中稱他為「私通外國第一賊子」。在這整件案子當中，有一點十分可疑，那就是，胡唯庸處斬時的罪名是謀逆罪和徇私枉法罪，而「通倭罪」卻是在他死後八年才追加上去的。

按《胡唯庸傳》中的記載來看，在公元一三零八年，朱元璋以前文所提到的兩大罪名處死了胡唯庸和其擁護者，書中的官方解釋是：明州守衛林賢率領大軍駐紮在此，以便時刻防禦東海來進犯的日本人。但是，令人沒想到的是，林賢進京彙報的時候就已經和胡唯庸結成了同盟，並意欲謀反，後者假借公務前往日本，實際是去向日本人租借兵力，假裝來國內進貢，實際上是在策劃著一場大的暴亂。

在現代人的眼裡，這事兒算大吧？性質嚴重吧？

那麼，如此嚴重的一個謀反大案，是完全有理由作為例子放進史書來警戒後人。然而，除了朱元璋本人所寫的回憶錄和宮史以外，《大明實錄》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個涉及此案的字。這裡面明顯有著更大的陰謀，朱元璋必定是在隱藏著背後的真相。

換個角度想，如果胡唯庸對朱元璋的皇帝位子有威脅，或者影響到了後者的利益，那麼，他的死就並不算蹊蹺。但是，胡唯庸死後八年，朱元璋為何還要在他的名下加上一個「通倭罪」？按理來說，胡唯庸只是一個平民出身的丞相，何必招來朱元璋如此多的憎恨呢？

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國，自古以來都是將中國作為自己的榜樣和「老大哥」來看待的，但是，到了明朝之後，卻態度大變，事事都對中國表現出強硬的態度，不光不進貢，還把朱元璋派去的使者殺了個精光。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日本遲遲未成為中國的藩屬國。

在經歷過「使者」事件後，反而被朱元璋定為了「不征之國」，要知道日本全國上下在當時都對中國是有強烈的敵意的，那麼，何來胡唯庸與日本同謀已久這一說呢？

再者說了，當年的日本正處於內戰當中，南北朝的戰爭讓百姓民不聊生，既然如此，國家都在搞分裂，憑什麼和胡唯庸相勾結來攻打中國？

這兩點就足夠推翻朱元璋的謊言了，所以，胡唯庸必定是被朱元璋冤死的。

朱元璋從元亡的教訓中，深感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早在洪武九年，即對各省權力機構進行改革，十一年，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進一步削弱了中書省權力。在中國歷史上，要說哪個君王對日本人最為痛恨的話，朱元璋稱第一恐怕沒人敢稱第二。

自己派去警告日本的使者被殺了不說，還被日本方面寄來的信奚落了一通，想去打吧，又懼怕於當年讓整個元朝艦隊全軍覆沒的「神風」作祟。既然不敢重蹈忽必烈的覆轍，又咽不下這口苦水，那怎麼辦呢？

這時，胡唯庸就成了朱元璋泄私慾的一個棋子，反正遲早要殺你，不如編個叛國的理由，這樣既出了心頭氣，又在國民大臣面前取回了自己的威嚴，可謂是一箭雙鵰啊。

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遂罷丞相，革中書省，並嚴格規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說立者，處以重刑。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不過也可惜了胡唯庸侍奉朱元璋的一片忠心，還落得個千古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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