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女博士告訴你：日本是如何成為侵略狂、戰爭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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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史話

南開女博士開創性研究

中國最頂級出版社出版

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

連載

第一章 日本極端國家主義與戰後改革

第一節 國家主義與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的形成

二、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的形成

以明治維新為開端，日本邁入了建設近代國家的進程中。但是經過了明治維新這場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又經歷了自由民權運動和大正民主運動兩次自由民主主義的潮流，日本卻沒有走向民主主義，而是最終走向了極端國家主義，導致國家前進的巨大失敗，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從上層到民眾都過於急切地吸收來自西方現代化的成果，從而使日本的近代變得「早熟」和「速成」。在這樣的過程中，日本國家的發展也顯然是按照非正常程序前行的「畸形」發展。從日本近代歷史來考察，國家主義之所以在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發展為極端國家主義，原因是多重的。但究其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說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日本國家的形成歷程有其特殊性，形成了日本國體的特異性以及日本人國家觀念的特殊性；其二，日本在形成近代國家的同時，沒有形成與此一致的國民，而是形成了無條件服從於天皇的「臣民」；其三，則是近代以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在這個過程中的助推作用；其四，兩次民主運動高潮的不徹底性與妥協性。

（一）日本國體的特異性和日本人國家觀念的特殊性是導致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產生的最重要原因。

國體的特異性和國家觀念的特殊性是同一個問題緊緊相連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是在日本歷史上相互作用的同時一起演變形成的。

明治維新作為日本近代歷史的發端，創立了日本獨特的國體，即天皇制國家體制。與此同時，日本相異於西方現代國家的東方式國家觀念特別受到了這種獨特國體觀念的深刻影響，形成了與其它東方國家又有所不同的特殊性；反過來，這種特殊的國家觀念又承載並支持了日本的獨特國體，進而演變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使天皇國家體制變得既難於從外部被摧毀，更難於從內部被解體。

從日本近代歷史考察，創立與萬國對峙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一課題，從「培里來航」前夕已經初露端倪。當時，在海防論爭中已經從政策思想方面提出了有必要集結「整個國家之力」的要求。這種論爭的主旨是日本在政策上應該如何對付來自西方的衝擊，「培理來航」不過是一個刺激和標誌，這一事件使上述論爭達到了高潮。

但事實上，政治史上的幕末維新，究其本質是作為政治鬥爭史展開的。當時所面臨的最急迫問題是應該靠何種政治勢力、以及用何種形式來抵擋西歐的衝擊，由誰且以何種方式創立與萬國對峙的集權體制的問題。換句話說，由何種政治勢力來承擔創立集權國家的任務最為有效，這才是政治鬥爭的中心課題。這個「國家」的創立過程，是從1868年的「王政復古」開始，發展到1869年「奉還版籍」，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形成國家的土地所有制以代替領主的土地領有制，之後又通過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文明開化政策，才進入到正式的國家建設階段。

明治維新之初，通過王政復古到廢藩置縣的政治過程，在日本建立了絕對主義的國家機構。這一過程中，天皇作為日本建設統一近代國家的最有效手段，其政治權力和精神權威也得到了充分的強化和利用。此間政府適時地提出了「一君萬民」的口號，一方面加強天皇作為「一國之君」的政治權威，最大限度地強化天皇的政治權力；與此同時，力求形成「一君」之下的統治對象「萬民」。

但是，天皇的政治權威被國家以政治形式確立之後，並不是從其開始就得到了人民在思想和行動上的真正響應。因為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與幕藩時代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人民仍然處於無權的地位。除少數接受了西方啟蒙思想的人之外，多數人尚沒有萌發自覺的政治要求。所謂的國家主義在當時的日本，只是為了對付歐美的衝擊而完成了形成獨立主體的民族革命。

明治維新以前的江戶時代，普通百姓思想中幾乎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明治政府通過對歐美國家的考察，認識到必須建設國民國家。所謂國民國家，顯然僅僅是中央集權還不夠，還必須把國民組織到國家之內，讓全體國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為國家貢獻力量，如承擔兵役義務等。為此1872年（明治5年）明治政府頒布了徵兵令，開始在全國施行普遍徵兵制。這一徵兵制度有效地在日本人的頭腦中植入了國家觀念，國民在軍隊中被強制接受天皇制國家教育。同時，政府把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之年規定為紀元元年，即位之日稱為紀元節，規定為國家節日。這樣通過政府之手，有意識地將天皇的誕生與日本國家的產生視為密不可分的一體，或者說有目的地規定為同一個開始。

政府還實行義務教育制，普及初等教育，在學校教育中教授國史，向學生灌輸國家和天皇觀念。1890年10月30日政府頒布了《教育赦語》，以培養人們「尊王愛國的志氣」。「尊王」與「愛國」被人為地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日本人國體觀念中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這些手段，天皇除已擁有的政治權力外，又增添了影響、干涉、甚至決定國民價值觀念的權力。天皇借國家之手，對國民生活開始發揮其現實政治影響作用；而國家也同樣借天皇之名義，把政治權力的作用擴展到政治現實勢力範圍之外。國家與天皇這兩者的結合，從此被認為是存在於日本人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永恆。

政府的這些措施收到了明顯效果。「天皇掌握著大權，並非作為其自身固有的權力，而是作為繼承神祖的權力，因此，日本的政體是神政的；天皇作為日本國民這個巨大家族的最高家長統治著國家，因此，日本的政體是家長式的；天皇遵循近代立憲主義原則制定的憲法行使大權，因此，日本的政體是立憲的。換言之，日本政體的根本原則是神政的、家長式的、立憲的。日本政體的這種三重性，體現著過去和現在的精心結合。」

天皇制以握有絕對權力的天皇為頂峰，由行政官僚和軍事官僚以天皇名義行使統治權，以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使臣民對天皇忠誠，由此使國家統一，天皇制就是這種靠制度和意識形態來支撐的龐大建築。這就是日本國體的特異性。

與日本國體特異性相呼應的是日本國家觀念的特殊性。顯然，日本人國家觀念的確立過程與國體的形成過程，與天皇制國家的形成過程是同步進行的。在歐洲近代國家中，國家與社會是彼此獨立的。典型的近代市民國家中，經常可以看到國家權力與人民的權力即市民權相對抗的關係。對抗與不斷鬥爭的結果，市民甚至可以採用暴力手段來解體國家。但是在日本，類似的狀態從來沒有存在過。國家在民眾自身與天皇及國家的「一體」想像中被內在化，對國家的批判也就是批判了內在化國家的社會全體。因此，這種批判必然是無效的。

日本學者江口圭一在談到日本人特殊的國家意識時，做了如下的說明。對日本人來說，國家的概念實質上是多重含義的。國家這一辭彙用英語表達的話，至少與四個詞對應：land、country、nation和state。其中land表示自然意義上的國土，country作為人們的共同生活體，狹義是指鄉土，廣義是指作為全體的國家；nation是指政治統一體的國家。並且，state表示建築在這些之上的國家權力機構。這四個要素相互密切地關聯，拼法不同，表達各個不同的概念涵義。可是對日本人而言，國家這一概念包含了這四個完全不同性質因素的全部，是多重意義的，不能將其區別開來，完全被同質化了，可以把它們稱作同質的國家意識。

這樣同質的國家意識有兩方面作用。一方面，強化了日本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某個期間在某地生活的話，那時就產生了對land和country、以至於對nation的愛戀，這就成了真正的鄉土愛和愛國感情。但是另一方面，對日本人而言，這種真正的鄉土愛和愛國感情是難以識別和區分的，因此更容易被誘導轉化為對state的忠誠。相反，批判state的行為也容易被排斥為推翻國家的行為，批判者也容易被排斥為「非國民」。這樣的國家意識阻礙了國民主體性的覺醒。

上面從空間上考察了日本同質的國家意識，這種意識從時間上考察也是一樣的結果。在歐美的歷史上，作為過程來把握，首先存在land，在此基礎上產生country，接著state出現，然後是state的交替，就是所謂的革命，進而形成近代意義上的nation。日本事實上沒有這個歷史的過程。同質的國家意識之下，根本不能識別區分歐洲那樣的歷史。在歐洲表現為歷時性演變形成的國家，在日本則表現為共時性，即一次完成。

他舉例說，比如制定建國紀念日，在世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中，設立獨立紀念日或革命紀念日的國家有87個，其中，最早的是荷蘭的獨立紀念日是1581年，其次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是1776年，法國的革命紀念日是1789 年。這三個國家以外的所有國家，其出發點都放在了19世紀或20世紀。也就是說，對歐美國家來說，所謂自己的國家只是指近代的國民國家。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但是在日本，因為同質的國家意識不能區別nation和state，從遙遠的原始就有所謂日本這一「國家」的存在，只是一直到現在才被明確意識到。因此，自己也不能確定日本國是什麼時候建立的，於是，就把神武天皇即位的時間設想為建國的時間。同質的國家意識，日本和日本人古來一體的歷史觀就這樣產生了。這種錯覺助長了日本人對日本國家的歸屬感，但更使日本人對個體與國家間關係無法進行理性的思考和認識。

日本不同於西方現代國家的國家意識，顯然也與以東方文化為背景的東方式國家觀念有關。「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在初生而未成形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調整了的相互關係。假使國家開始動搖，市民社會這個堅固的結構立即出面。國家只是前面的塹壕，在它後面有工事和地堡里的鏈條。」

但是同樣是東方國家，日本和中國的國家觀念又有明顯不同。中國人的國家除了鄉土、家園意義之外，仍然有故園之外的純粹政治意義。多民族國家不斷融合的歷史，以及圍繞國家權力鬥爭可以通過「異姓王朝」更迭而改朝換代的歷史，使中國人的國家或者民族感情並不總是寄託於唯一的一個君主身上。中國文化對國家的認識與感情顯然也是與鄉土、家園觀念緊密相連的，但是國與家並不是完全的一體，因此對國家的感情在中國人心理上也並非等同於對家族的感情。中國人常常苦惱於「忠孝不能兩全」的道德困境，就是因為把對國家或者說對君主的「忠」的道德要求，與對家族的「孝」的道德要求進行了理性的區分。另外，通過中國人「國破山河在」的詩句，可以感知出「王權」、「國家」與「山河」在理論和現實中的可分離性，這也表明在中國人的認識層次上可以對此進行理性區分與思考。但是在日本則不同，明治維新後強化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國家觀念將地理層面上的國家領土、政治層面上的國家主權與心理層面的家族歸屬感完全一致化，凝結在天皇國家體制中。對日本人來說，國家的最高象徵（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現實中的）和家族的最高象徵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們的心理不存在「忠」與「孝」的分離和矛盾，對國家的「忠」和對天皇的「孝」通過日本式「忠孝合一」的心理過程形成了日本式獨特的國家觀念。這似乎在日本人的心理上有效地避免了國家與社會分離的痛苦。但是很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人除非從外部對其國體和國家觀念進行旁觀和透視，從其結構內部很難突破情感的限制而進行理性的思考與批判。

（二）與日本獨特的國體觀念同樣重要的，是日本在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沒有形成與此相一致的國民，而是形成了天皇的「臣民」。

日本近代國家的起點是明治維新，從此之後才有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和國民，也從此有了國家與國民間的關係，才開始了國家主義。正如日本的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所說：「我們日本民族，和以它為基礎的政治統一體，即日本國民，也是在打破封建的過程中才形成的。」

事實上，明治維新的課題可以說有兩個方面：創立「日本」與形成「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萬國對峙的中央集權「國家」；後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即利用人民的參與和支持建設這個國家，從而實行改革以形成近代意義上的「國民」。

如前所述，政治史上的幕末維新史，是作為政治鬥爭而展開的。當時所面臨的最急迫政治問題是由何種政治勢力來承擔創立集權國家的任務。因此，國民的形成在國家建設的過程中被放在了國家利益的框架之下，是從屬於國家的政治利益要求的。而事實上，幕末維新史實際上肩負著創立「國家」和形成「國民」的雙重任務。問題在於日本政治史的特殊形態即表現為：「在國家的建設以天皇制的確立而結束的過程中，『國民』（Natino）的形成則成了『臣民』（Subject）的形成。」

王政復古完成之初，天皇還生活在傳統之中。1869年，天皇從京都出發巡幸各地，在庶民面前亮了相，但是很多庶民仍然不十分清楚天皇的存在。1874年11月2日，《讀賣新聞》創刊那天正是天長節前夕，因此結合天長節向讀者廣泛宣傳了天皇的存在。說：「明天（即3日）叫做天長節，是日本皇帝睦仁陛下的誕辰。現世與從前將軍處理國家政治不同，是皇帝陛下親自理政。所以，這個節日與古來五個節日不同，乃是大慶之日，因此，凡是出生在日本之人，不管幹什麼都應祝賀朝廷，精神飽滿地喜慶歡樂。」「前文講到的睦仁，乃是『天子様』的御名，『陛下』則是對『天子様』的尊稱……所有國家對至尊無上的君主都稱作『陛下』，所以頒發布告等文件時不稱『様』……有些人連皇帝的名字都不知道，生長在這個國家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字，猶如不知道父母的年齡，是失禮於人的，必須牢牢記住。」由此可見，當時庶民對天皇的事情並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與舊藩時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庶民的忠誠和服從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天皇。

「國民」的形成被提到議事日程是在明治1873年。當國家的建設者們完成了中央權力的統一任務之後，開始思考下一個步驟，即如何使手中的權力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顯然，改變上述百姓對權力的疏遠和漠視狀態便成了當務之急。恰逢此時，赴美歐考察的木戶孝允在波蘭接觸到亡國的人民，也受到了劇烈的震動。他清醒地看到，沒有國民對政治的參與和支持，國家不會真正強大。於是，他回國後便於明治6年7月和9月草擬了關於制定憲法的意見書，其目標是君主立憲的「君民共治」，目的是動員全體國民效忠於天皇國家。1880年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國九郡2萬餘人聯名向政府提請開設國會請願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是如何認識人民參政之必要的。「今日之勢，日本乃政府之日本，尚非人民之日本，故日本之艱難亦僅政府之艱難，而非人民之艱難……使人民承擔困難之法無他，唯有給人民以參政之權開設國會一策耳。」很顯然，這時的日本國家之所以急迫地需要人民的參與，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和自主獨立，而是為了人民能夠承擔國家的困難。人民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而此時的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日益高漲。自由民權運動也提出了「君民共治」的構想，但是他們的主張是自由民主主義，以確立人民真正的民主權利。兩種思想的對抗結果，最後屈從於伊藤博文所設想的「立憲君主」（立憲絕對主義）。伊藤博文憑藉大日本帝國憲法實現了天皇國家制度，山縣有朋則憑藉「教育敕語」 宣布了天皇制意識形態，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共同指明了國民形成「臣民」的道路。到19世紀90年代，明治政府以確立天皇制和形成「臣民」的方式解決了國家建設和形成國民這一雙重課題，並進而憑藉因甲午戰爭的勝利而確立的天皇權威，使「臣民」的觀念在人民中間紮下根來。

很顯然，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 的民主革命相比，具有明顯的差異，這造成國民性格的根本不同。法國革命中「第三等級」推翻了舊的「貴族階級」統治，重新建立了屬於全體國民的國家機構；在日本，自由民權運動並非是要推翻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階級，相反，鬥爭雙方都出於同樣的國家危機感，建設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不過是圍繞著政權的分配發生了對立，因此，最後的結果是自由民權運動不得不向政府妥協，而國民則成為「臣民」。

國民作為天皇「臣民」的地位和義務，終於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用現代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大日本帝國憲法》由7章、若干條構成。其中第一章即為「天皇」，共17條。這一章的規定使各種大權集與天皇一身。例如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第1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3條）；「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根據本憲法之條款使之」（第4條）；「天皇由帝國議會協贊而行使立法權」（第5條）；「天皇裁定法律，命令其公布與執行」（第6條）；「天皇召集帝國議會，命令其開會、閉會、停會及眾議院之解散」（第7條）等等。

與此相對照的是第2章「臣民權利義務」，儘管在規定了日本國民有服兵役和納稅等義務的同時，也規定了「在法律範圍內」的居住和遷徙、言論、著作、機會等自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使用了「臣民」一詞，而非「國民」的詞語。臣民服從於國家君主的觀念由此在法律上固定下來。顯然《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規定的「權利」和「自由」，是臣服於日本天皇作「臣民」的權利和自由，這與法國人權宣言和美國獨立宣言中的天賦人權思想是有根本區別的。

（三）與國家和國民的形成相應的，是日本人的國家觀念通過對外侵略戰爭而被強化，同時天皇的權威也通過對外侵略戰爭逐漸鞏固提高。

儘管明治政府通過種種政治法律手段竭力使國民接受國家的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民對明治政府的態度並不如政府所期望。因為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百姓尚沒有完全接受新政府，尤其是在這場變革中沒有直接得到利益的那些人對新政府甚至是持有反對態度的。「日清戰爭前，周圍到處瀰漫著反對明治新政府的氣氛。」 顯然，中日甲午戰爭是改變這種狀況的一個契機。任何團體和組織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下，往往都可以把內部分散甚至對立的力量集合起來。「在學校中叫喊『忠君愛國』的口號，似乎是在明治二十四、五年（1891－1892年）開始的。它最初只是學校兒童的口號，深入到大街小巷，家喻戶曉，則是日清戰爭期間的事，戰爭使之銘刻在人們的心底。」 並且「戰爭開始後，資產階級才發動了籌集戰爭費用的運動。在福澤諭吉勸導下，為了『不參軍也盡國民之責』，代表財界的三井八郎右衛門、岩崎久彌、澀澤榮一，與華族東久世通禧聯名呼籲籌款。」

對外戰爭的勝利，似乎有力地證明了國家主義的現實功效性，對日本近代國家的初期發展無異於注射了一針「興奮劑」。明治維新的目標既然是「富國強兵」，就是想通過近代國家的建設達到與資本主義列強齊頭並進的狀態。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形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國家體制，而「兵強國富」的最好證明自然是通過與其它強大國家面對面的較量來完成了。至於這場較量是否侵犯了其它國家的權利，是否符合正義性道德的要求，這樣的思考都被人為地「忽略」了。並且，對外戰爭的勝利更證明了日本式國家主義的有效性。天皇權威之下可以集全國之力戰勝看似仍然強壯的大清王朝，自然證明了天皇無與倫比的力量。這樣，對外打開帝國主義之路的中日甲午戰爭，對內也提高了天皇的權威，日本國民在天皇之下團結起來了。與此同時，也就接受了天皇「臣民」的地位安排。「日清戰爭在使天皇君臨在每個國民心中的同時，也在每個國民的心中確定了臣民的意識。」三國干涉則使國民統一進一步加強。為了報三國干涉之仇，日本政府還在「卧薪嘗膽」的口號下，為驅使國民做好對俄戰爭的準備，開始全力投入他們的「戰後經營」。

1898年11月，當時的首相大隈重信作為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憲政黨內閣的首相，在第三次農商工高等會議的演說中，痛斥豪商巨族遲遲不肯為國貢獻力量，是不盡國民之責。他說：「當今國際競爭重在利益。此利益，單憑政府自身努力不能得，國民須努力。作為整體而言，應由國民首先前往，獲得某種利益，即由國旗加以保護此利益。而當今則是政府首先前往，得充分之利益，並奠定日本人隨時都可前往的基礎，然國民卻尚未充分行動起來，此實堪遺憾。」

明治憲法作為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相妥協的產物，很顯然極大地約束了議會的權力。於是議會開始為爭取他們的權力而鬥爭，這場鬥爭也吸引了許多國民的關心，在國民中喚起了要成為「立憲國民」的覺悟。政府與議會的抗爭雖然時有妥協，但圍繞著「戰後經營」問題他們之間的鬥爭仍舊是激烈的，甚至出現政黨內閣，議會的這種攻勢使政府感到某種危機。不過實際上它們相互爭論的只是關於戰後經營的方法手段，在「卧薪嘗膽」的大目標上仍然是一致的。日俄戰爭終於使政府和議會達成了一致，1904年11月30日，第21次議會召開，天皇在開幕式敕語中要求「協同一致」、「和衷協贊」，議會響應了這一要求，同意對政府的政策給與全面合作。1905年2月27日，眾議院議長松田正久在第21次議會閉幕式中講到，議會決定承擔巨大的戰費，這顯示了「我國國民忠實的狀況」。而後，日本國民在神聖皇權的指揮下作為「臣民」團結起來，忍受一切困難，打完了「這一戰」。天皇的權威經過戰爭和勝利而達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峰。

1905年日本終於獲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這時明治國家已經有了近40年的歷史。日本在這40年間迅速成長起來，與英、美、法、德、奧、意、俄這歐美七大強國為伍，一躍而成為地球上「八大強國」之一。這時，企業家的國家主義意識也開始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明治維新以後，在政府殖產興業政策的影響下，著手經營紡織業的企業家，抱有抵制洋貨進口的強烈使命感，由攘夷意識轉化而成的國家主義意識，成為使其專心致力於企業經營的精神動力。並且，資本家為了擴大原材料的來源和銷售市場，對侵略戰爭也開始抱有前所未有的期望和熱情。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國民空前地團結在天皇之下。與此同時，「教育敕語」通過普及國民教育也滲透到了國民意識之中，國家主義意識便不可動搖地成了推動日本前進的意識形態。

（四）自由民權和大正民主兩次近代資本主義民主運動在日本的不徹底性，也促使日本的反民主主義體制以極端國家主義的形式最終完成。

如果從民主運動的角度來考察明治維新之後的歷史，那麼毫無疑問，自由民權運動掀起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運動高潮。繼之，大正民主運動是第二次民主運動的高潮。這兩次運動，皆以建設新的民主制度、以反對政府專制統治為目的。

如前所述，明治維新在日本近代歷史上承擔著形成「國家」和「國民」 的雙重任務。國家主義在當時日本首先表現為國權理論，這是由「尊王攘夷」思想演變過來的。應該說「尊王攘夷」任務完成以後，日本應該進入到國家與民主相結合的國民主義建設階段，即民權論的階段。但是從結局來說，日本近代國家的第一次民主運動自由民權運動的流產，不僅沒有克服以國權論為基礎的「國家主義」的局限，更沒有能夠完成以民權論為基礎的「國民主義」的建設任務。自由民權運動要求形成「國民」，天皇政府則要求形成「臣民」，兩者鬥爭的過程，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對國家建設提出民主政治要求的「第二次維新」的過程。但是當甲午戰爭使臣民意識在人民心中紮根之時，「第二次維新」運動也就隨之宣告失敗。更進一步，自由民權運動將其遭受挫折的重要因素，即妥協性和不徹底性這雙重的性格留給了後來，並把對天皇的忠孝思想排除在民主革命的範圍之外，這對大正民主運動和政黨政治都產生了更為久遠的負面影響。

大正民主時代大體上是以大正二年（1913年）的第一次護憲運動為序幕，而以大正十三年（1924年）的第二次護憲運動為尾聲的。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有兩股民主性的社會潮流貫穿始終：一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二是勞動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雖然這兩股運動潮流並沒有在歷史的發展中融為一體，但它們在各自層面上的發展，展現了大正時期民主運動的全貌。問題在於當時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性，以及他們與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之間觀念、思想的矛盾性，這兩項運動終於沒有形成合力。不僅如此，由於他們觀點的分歧和排斥，事實上還削弱了彼此的戰鬥力。這樣就無法依靠他們的共同勢力來戰勝以軍部為代表的極端國家主義。

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上述兩股具有民主性質運動潮流的上下涌動和交織起伏，使得大正時期國民與國家開始對抗，各種政治思潮活躍。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內閣更換頻繁。在短短的15年時間，日本內閣更迭達10次（自桂太郎內閣至加藤高明內閣）之多。平均一年多就更換一次內閣。這既說明大正政局的不穩定性，也說明大正時期整個社會都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大正時期（1912——1926）的日本面臨著明治憲法帶來的結構內部發展和分化壓力的挑戰。到了1920年，它面對擴大就業化問題、群眾參加政治的問題、以及介入國際上日益複雜的事務問題。用政治家的話說，就是日本面臨著迅速現代化的社會內部一體化的挑戰。」

面對這樣的挑戰，政府便開始尋求強力來實現動蕩社會的穩定與整合。顯然統治階級把造成社會動蕩的原因歸罪於民主勢力的高漲，於是他們開始以反民主的手段來壓制日益高漲的民主勢力。如果說大正時期社會整合的結果是在政治上形成了政黨政治、經濟上逐漸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那麼到了昭和初期社會整合的結果就已經演變為政治上形成天皇法西斯主義、經濟上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兩個側面共同構成了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的國家體制。

概括日本極端國家主義體制的形成過程，天皇國體、臣民、對外侵略、反民主成為其中的關鍵性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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