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哪裡人最會做生意
撰文 | 蘇黎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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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哪裡人最會做生意？福建人、廣東人還是山西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有爭議。但哪方水土最滋養富商，這個就有共識得多。
以福布斯發布的2017全球億萬富豪榜為例，浙江省上榜人數最多，達22人，財富總額1258億美元，居全國第一。廣東排名第2，11人上榜，財富總額789.5億美元。廣東相繼走出了李嘉誠、黃光裕和馬化騰等中國首富，浙江更是首富之鄉，宗慶後、丁磊和馬雲都曾登上中國首富寶座。
從數據上看，浙江和廣東最出首富，堪稱「老闆故鄉」。那是不是就是浙江和廣東這兩個首富之鄉的人最會做生意？如果是，浙商和粵商又是憑藉什麼問鼎群雄？
2013年6月，浙江嘉興，紅布蓋住了「優秀民營企業」的匾額，等待民營企業家上台來掀開 / 視覺中國
最會做生意的人
中國哪個省最會做生意？「老闆故鄉」浙江當之無愧。在浙江，會做生意的有錢人實在太多了。CNN 2016年9月的一則報道稱，據胡潤報告的數據，浙江已經誕生了72位億萬富翁，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加州的92人。浙江人口佔全國的5%，但是浙江的有錢人卻佔全國的15%。《2015胡潤浙江地區財富報告》則顯示，浙江每380人中有一人是千萬富豪，每6200人中有一人是億萬富豪。
浙江不僅富豪多，默默無聞的「老闆」也多。截至2016年12月底，浙江省在冊市場主體528.6萬戶，其中，企業168.4萬戶，個體工商戶352.9萬戶。按常住人口計算，相當於平均每10.6人中就有一位市場主體，也就是「老闆」，平均每33人中就有一家企業，人均市場主體擁有數量居全國第一。
而且這些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民營經濟總量佔比超過六成，撐起了浙江的大半邊天。截至2015年6月底，浙江私營企業總戶數達到120.2萬戶，占企業總量的88.9%，比重為全國最高。
2016年11月16日，浙江嘉興，烏鎮互聯網大會上，丁磊在接受媒體採訪 / 視覺中國
更重要的是，企業貴不在多，更在精，浙商創辦的企業絕對是中國企業中的佼佼者。2016年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浙江共有134家民營企業入圍，前100強有17家，總數連續18年蟬聯全國第一。
這還沒考慮浙江這幾年入榜數企業一直在減少，2006年時浙江有203家企業入榜，一個省所佔比例為全國的40.6%，而浙江私營企業佔全國比重只有8.2%。按人口平均，浙江省當年每萬人擁有全國民企500強的比例是全國平均的10倍以上。
所謂「無浙不成市」，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浙江人。浙商不滿足於只在浙江省內布滿企業，他們走南闖北，甚至蜚聲海外。
全球浙商人數超過800萬，浙籍華僑擁有的資產在7000億美元以上，佔全球華僑華人總資產的20%左右；截至2016年底，浙商創辦的境外企業和機構共計8654家，覆蓋142個國家和地區，浙江對外投資額2015年達到139.9億美元，十年里平均每年以超過50%的速率增長。浙商成為中國現代商幫中名副其實的領軍者。
2011年1月13日，2011年度「風雲浙商」開幕 / 視覺中國
無論從經營者數量、財富總量、社會影響力等哪方面衡量，浙商皆屬中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群體，稱之為中國最會做生意的人，毫不為過。
不過，廣東人也許會不服，尤其是在海外的影響力，廣東人認為自己還略勝一籌。畢竟，廣東籍的華僑實在是太多了。廣東省僑務辦公室黨組書記曾慶榮曾表示，據不完全統計，在海外的廣東籍華人華僑約有3000萬人，佔全國華僑華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分布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粵籍華僑不僅人數多，有錢的也不在少數。就以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全球華人富豪榜中來說，在該榜單中，粵商是港澳台及海外華人富豪最多的商幫，佔比達23%。
2015年12月29日，廣東省佛山市，佛山召開近十年了規模最大的佛山市民營企業家大會 / 視覺中國
再看國內，與粵商比，浙商在某些方面也要遜色幾分。截至2016年末，廣東全省實有各類市場主體896.63萬戶，各類企業超過350萬戶，這相當於全廣東每千人擁有企業達到32戶，比浙江還要略多一點。
再看上市公司數量。截至2017年3月，浙江在A股已發行、上市的公司數量為353家，居全國第二，低於廣東的503家。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廣東省的市場主體總量，內資企業、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個體工商戶戶數等五項指標均位居全國第一。
但是在考慮這些數據時，必須要考慮到兩省的人數，2016年末，廣東常住人口為10999萬人，但浙江省2016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僅5590萬人，幾乎只有廣東一半人那麼多。按比例和前面提到的種種數據來看，浙江人絕對才是名副其實的生意之王。
晉商徽商，隨大清走向沒落
不過，誠如首富之位風水輪流轉，中國最會做生意的人這個稱號也並非一開始就屬於浙商。事實上，曾經富可敵國、顯赫四方的乃是晉商和徽商，他們在明清時烜赫一時，當時的浙商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影響力上，都與晉商、徽商不可同日而語。
晉商號稱「中國威尼斯商人」、「縱橫500年的中國華爾街幫」。清朝時期，晉商的貨幣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整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到了歐洲。他們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所謂「凡是有雞嗚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
在五個多世紀里，晉商的經營範圍十分廣泛，上至綢緞，下至蔥蒜，他們還在清初即創建中國最早的銀行——票號，一度壟斷金融業。
繁盛一時的晉商堪稱富可敵國。龔自珍曾斷言：「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山西喬家、曹家、渠家等家族鼎盛時期的資產，都在千萬兩白銀之上。而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的全年財政收入也不過7000萬兩白銀。
2015年5月28日，合肥，胡潤在安徽地區財富報告的發布會上表示：「如果加上隱形富豪，有資格上百富榜的徽商應該有60來位。」 / 視覺中國
所謂「南徽北晉」，徽商在明清時期也十分繁盛。當時，徽商「足跡幾遍宇內」，擁有「無徽不成鎮」的盛名。
徽商所擁有的資本也相當驚人，所謂「下賈」二三十萬，「中賈」四五十萬，「上賈」百萬、千萬者，不僅同期的浙商難與其匹敵，即使同期的西歐商人也難望其項背。
明清時期，晉商和徽商絕對才是中國最會做生意的人。然而，今日晉商和徽商盛名不再，如今的輝煌屬於浙商。為什麼？從晉商徽商的沒落中，或能讀懂這一切——晉商徽商的沒落，很大程度上與清朝的滅亡有關。
2015年11月18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山西會館。浮雕《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多倫諾爾》，表現清朝晉商在多倫地區經商、聚會、娛樂、議事的情景 / 視覺中國
晉商興起於明初，即14世紀中葉，因明朝北方邊塞大量駐軍，為解決軍餉問題，明朝實行「開中法」，商人承辦邊鎮所需的糧食等物資，以此獲得鹽引，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商人獨佔鹽的販賣，兼營五穀和販鹽，獲取巨利。晉商抓住這個時機，以地緣優勢，憑藉經營鹽、糧、絲、茶等物資性行業，積累了大量的商業資本。
然而，明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改「開中」為「折色」，商人以銀兩換取鹽引後販鹽，徽商以地緣靠近兩淮鹽場集散地而興起，甚至漸漸超過了晉商。
部分晉商則利用明政府開放北部邊疆貿易的機會，開始轉向旅蒙貿易。但徽商和晉商主要的經營內容還是鹽、茶、典當、木等。
圖片來源：蔡洪濱, 周黎安, 吳意雲
然而，明清時期，鹽、茶的專賣權都是由國家壟斷的，在商人地位低下的時代里，商人為取得經商資格，必須與政府保持特殊關係。晉商、徽商苦心經營的都是所謂「官商經濟」。而且要保持鹽、茶的暴利也仰賴於政府維持壟斷地位。
所以，當清朝道光年間實行鹽法改革，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業的壟斷，以鹽業作為主業的徽商遭遇重創，漸漸走上了衰敗之路。
而晉商與清政府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是「御用商人」。從明末開始，晉商就走私糧食、衣物等給後金，並獲得了後金的人蔘、貂皮、珍珠等物資作為回報。
晉商不僅活躍於商業領域，還作為官僚和軍人支持清朝，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晉商中的佼佼者范氏家族就出了多位清朝的文武大臣。
2015年09月21日，山西省晉中市，渠家大院。渠家鼎盛時期的資產在千萬兩白銀之上 / 視覺中國
清道光初年，晉商把大量資本投入到金融領域，創立了票號。它的主要業務是清政府京、協餉的解運和墊款匯兌，還對一些重大軍事活動所需軍費提供有力的支持，對各地駐軍發放軍餉提供資金融通，承接各地調遣軍隊的貸款。
因此，票號與清政府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是清政府的財政支柱。後來晉商票號的倒閉，很大程度就是清政府的敗亡所致。
清末，隨著通商口岸的開闢，身處內陸的晉商地理優勢丟失，加上白銀外流、銅錢價格暴跌等因素，晉商隨著清王朝的滅亡而歸於衰敗。
小弟浙江的崛起
然而，在戰爭和長達近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管是沒落的晉商、徽商還是清末民初也曾興盛的粵商、浙商，都在「工商業改造」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社會環境中，不同程度地衰落了。到1978年，遭受計劃經濟連續20多年遏制的個私經營者，全國殘存14萬人。
2016年12月9日，山西省晉中市祁縣，煤老闆轉型建設十萬平米室內景觀園，內部建設包括四季南果園、晉商民俗文化區、生態餐飲、仿古四合院、溫泉養生、江南美食城等，總投資數億元 / 視覺中國
不過，伴隨著民間經濟寒冬的是，山西憑藉著資源優勢走出了「以煤興省」的路子，飽受政策優待，國有經濟發展順風順水。
而與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工業省份山西相反的是，浙江中南部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地理偏僻，交通不便，沒有礦產，沒有工業基礎，極少國家投資，反倒很少受到計劃經濟束縛。
以浙江為例，浙江省人均耕地只有0.47畝，不到全國平均數的一半，農業比重大，工業基礎薄弱，缺乏國家投資和政策優待，國有經濟基礎十分薄弱。
如「一五」時期，浙江省國家投資僅佔全國投資總額的0.84%，1953-1978年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累計顯示，浙江全省人均國家投資合計只有114元，僅為全國人均水平的52.5%，列全國各省市最後一位。地瘠人貧的浙江處在了計劃經濟的邊緣，浙江人迫於生存壓力，不得不自謀生路。
2017年5月6日，浙江金華，波蘭參展商展示具有當地特色的陶瓷用品 / 視覺中國
以義烏為例，它地處浙中盆地，三面環山，全縣28萬勞動力，剩餘勞動力達15萬人，人均收入88元。迫於生計，義烏人只好肩挑貨郎擔，手搖撥浪鼓，走街串巷「敲糖換毛」，以獲取微薄利潤。那時「敲糖幫」的發源地義烏廿三里鎮外出雞毛換糖的人員多達五千餘人，經營範圍遍及全國。
溫州人的民間經濟活動也仍在進行。20世紀60年代末，溫州等地的一些鄉村就有一半以上的勞動力外出跑買賣和做手藝。據調查，溫州全市的無證商販在1970年時有5200人，1974 年有6400人，1976年達到11115人。「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民間市場和生產資料「黑市」也廣泛存在。在溫州1976年的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民間市場交易額佔了九成。溫州後來的民營經濟就是以此為基礎成長起來的。
溫州最先興起的「十大專業市場」，不是興起於城鎮中心，而是交通不便的水灣鄉村。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張仁壽稱之為「邊區效應」：「溫州十大市場大多坐落在水陸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那些地方，計劃經濟的束縛相對較小，否則，這些市場很可能在興旺之前就遭取締。」
2012年7月27日，溫州樓市在風雨中「搖擺」，開發商瘋狂打廣告促銷 / 視覺中國
1995年浙江省工商聯主持的私營企業主調查顯示，84.8%的私營企業主出身「鄉鎮」和「村」，2003年的數據則顯示，80.98%出生在鄉村。浙江第一代富豪榜上的絕大部分人出身貧寒，被稱為「草根浙商」，其中相當一部分，出身於泥水匠、打鐵匠、養蜂農等，他們收雞毛、收鴨毛、收廢舊物品等。
數百萬連普通話都不會講、講不好的浙江農民到全國各地經商，凡有城鎮的地方都有浙江商人。根據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浙江流出到省外人口78萬人，省外流入人口8萬人，凈流出70萬人。
迫於生計而外出謀生的浙江人，在挖到第一桶金，積累了一定的原始資本以後，可能選擇回家興辦與原來工商活動有關的家庭工廠，如補鞋者辦起了皮鞋廠，也可能在異地發現新的獲利機會後，不再做原先的生意，而是去從事能夠給自身帶來更大利潤的新行當。
浙江永嘉橋頭紐扣市場的興盛就起源於一位浙江人在江西彈棉花時發現的商機。而「義烏模式」、「溫州模式」正是浙江今日民營經濟的基礎。
2017年02月20日，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黃冶村，距離市中心不到20公里。由於該村莊緊鄰煤礦，該村莊地下形成採空區，1999年後，村民陸續搬遷 / 視覺中國
相比之下，計劃經濟體制下因資源豐富而飽受政策傾斜的「山西老大哥」卻陷入了發展困境，「以煤電產業為綱、以國有企業主導、以計劃經濟體製為運行機制的發展道路」舉步維艱，經濟結構單一，「塌方式腐敗」的報道層出不窮。老大哥，浸淫資源的溫床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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