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郎為救同僚，不惜與大太監交朋友，太監倒台後，同僚落井下石

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朝廷大典的殿試第一名，也就是狀元，名字叫康海，陝西武功縣人，生於成化十一年（1475年）。康海的殿試對策文章引起了孝宗皇帝朱佑樘的重視，皇帝的評價是：「我明一百五十年來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於是，皇帝欽定了一甲第一名，康海成了狀元郎。

皇帝重視欣賞康海的文章，所以四方傳誦其文，爭相仿效，海內文風，為之一變。在孝宗朝，康海官至翰林院修撰兼經筵講官，曾參與修憲宗、孝宗兩朝實錄。孝宗駕崩，少年天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武宗。眾所周知，武宗信任重用的不是父親留下的那些老臣，而是一直陪著自己玩的宦官劉瑾。劉瑾與谷大用、魏彬等人表裡為奸，把持朝政，號稱「八虎」。

明孝宗

在武宗初執政時期，原先的文官集團就看不慣這個任性妄為，又重用太監的小皇帝。所以，文官們抓緊一切機會，發動政治運動，企圖干翻劉瑾。戶部尚書韓文就曾帶領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官伏闕上疏，要求將劉瑾等人一併誅殺，以安天下。

這場政潮是文官集團發動的一場針對劉瑾的政治進攻，結果卻失敗了。文官集團失敗了，大學士劉健、謝遷二人被放歸，戶部尚書韓文以下，則或斥或罪，都倒了霉。劉瑾查到韓文的奏疏是戶部司官李夢陽具草的，所以對其恨之入骨。劉瑾先是把李夢陽貶謫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後來又勒令其致仕。最後又借了別的一項罪名，將李夢陽械繫來京，緊跟著關進大牢，顯然是要將其置之死地。

劉瑾的影視形象

李夢陽進了錦衣衛大獄，看來是死定了！當然，其實也不是沒有轉圜的餘地，只要有人能向劉瑾說情，並且要說得動就行。在當時的朝廷，能說動劉瑾的人，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當朝首輔李東陽，這與李夢陽的名字就一字之差。

李東陽與其他文官不一樣，他與劉瑾雖然是政敵，但是面子上說的過去，而且也不是什麼事情都頂著劉瑾。所以，劉瑾對這位李閣老也很是敬重。

李東陽會去替李夢陽求情嗎？不會！因為這個李夢陽素來自負文才，對於當時最具影響力量的台閣體文學經常加以抨擊，而李東陽又恰恰正是台閣體文學的領袖人物。這兩人中間既然有著這麼深的一道鴻溝，李夢陽自然無法向李東陽請援，而李東陽也決不會自動伸出援手。

明武宗

能救李夢陽的第二個人就是翰林院修撰康海。為什麼呢？康海又不是大官，他有什麼資格去找劉公公說情呢？康海是弘治十年的狀元郎，也是聞名海內的文壇領袖，這些都是資源。但是，這都不是最重要的。康海是陝西武功人，劉瑾是陝西興平人，二人是老鄉。

劉瑾當政之後，也很希望得到士大夫集團的支持，故而也籠絡一些文官，譬如焦芳、劉宇這些人。但是，劉公公更希望得到同鄉人的幫助，一則鄉誼可親，二則足以為陝西人增光。

李夢陽塑像

康海是才子加同鄉，劉瑾肯定極力籠絡。但是，康海這個人很愛惜羽毛，不願意背負交接權閹的名聲，故而對劉瑾總是敬而遠之。李夢陽願意求康海嗎？他是不願意的，但是他的的親戚朋友們卻把這種情勢完全揣摸清楚了。因此他們就力勸李夢陽不可執拗，應該趕快請康海設法幫忙。

李夢陽起先亦覺礙於顏面，不肯曲從，最後實在被勸說不過，只好在一張紙片上寫了十來個字，交一位左姓親戚帶出獄外，紙片上寫的是:「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康海，字德涵，號對山。對山，就是對康海的敬稱。

康海

沒想到，康海拿到紙條，立即拍板救人，說：「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一見而為良友一避咎哉？」第二天，康海就去劉瑾府上拜謁。劉瑾聽說康海來拜，喜出望外，沒來得及穿好鞋就出門迎接，請至上座，又置酒相待，尊禮備至。康海這一番與劉公公喝的很好，相談甚歡。酒至酣時，康海乘機求情，劉瑾愉快地放過了李夢陽。既然有了一次喝酒，就會有第二次，久而久之，康海和劉瑾來往越來越多，成了經常聚聚的朋友。這就為以後的的倒霉埋下了禍根。

不久，康海母親過世，他回家守制。就在此時，朝廷政局發生了劇變。正德五年，劉瑾被另一太監張永揭發謀反，隨後即被武宗打入大獄，進而凌遲處死。劉瑾倒台了，劉瑾黨羽也跟著倒霉。在朝廷專案組辦劉瑾大案的時候，康海也被打入了劉瑾反動集團。

李東陽

康海與劉瑾充其量就是酒友，根本算不上什麼朋黨成員，但是大家都要避嫌疑，沒有人肯挺身出來說話。首輔李東陽對康海多少也有點嫉妒才華文學，所以也視若無睹。最無恥的還是被康海救過命的李夢陽，不僅諱言往事，甚至對康海作了很苛刻的評議，說他「交瑾有據，有玷清譽」。

就是這八個字，結束了救命恩人康海的政治生命，康海最終是被削籍為民，除名禁錮，終生不得做官。當時有個文人看不慣李夢陽恩將仇報，於是寫了一篇《中山狼傳》，以中山狼之忘恩負義諷刺李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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