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雖然牛但一個難題它始終無法破解
摘要:無論這種貨幣能否兌換黃金,無論是哪國貨幣,也不論是以一國貨幣為主還是平均的幾國貨幣,只要是依靠主權國家貨幣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都必然會陷入特里芬所指稱的那種內在矛盾。
作者:政經天一樓主韓和元
美國到底有多牛
近期,由於石油人民幣這一話題,使得有關美國衰落的論調再起。但這種論調顯然不靠譜,美國的軍事力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大概沒人會反對。至於經濟力方面,近年來中國固然快速崛起,但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幾乎是排名第二的中國、排名第三的日本和排名第四的德國三國GDP總量的總和。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以美元計價的GDP,美國為189592.2億美元,其人均GDP為58740.92美元,從GDP總量而言排位世界第一,人均排名第五;同年,中國所對應的相關數值分別為:119684.1億美元、8516.18美元。總量第二,人均第75;總量排位第三的是日本,總量為43480.5億美元,而其人均排名為26位,為34285.21美元;總量排位第4的是德國,其相應數值分別為:35136.3億美元、43548.93美元,其人均排名為20位。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二十年以前,在人均GDP項上,美日歐之間差距是極其微小的。尤其是美日之間。1986年,美國的人均GDP為19100美元,日本為16900美元;到1987年,該數值開始逆轉,美國為20100美元,日本為20400美元。1988年,美國為21400美元,日本為24600美元。1989年,美國為22900美元,日本為24500美元。到1995年時,美國為28749美元,日本則高達42500美元。到1996年時,美國仍然落後於日本,當年美國為30000美元,日本則為37400美元。但到1998年,兩國的位勢開始逆轉,當年美國為33000美元,日本則下滑到了31000美元。此後這一位勢一直得到保持。直到2016年,美國的人均GDP已經是日本的1.7倍。
德國同樣也是如此。1990年,美國的人均GDP為23901美元,同年德國的該數值為21301美元。1995年,美國的人均GDP為28749美元,該年德國的該數值為31858美元。到2016年時,美國的人均GDP已經是德國的1.34倍了。
此外,世界500強企業幾乎半數屬於美國,這是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的5倍;世界頂級品牌100強中的多數屬於美國。
事實上美國強勁的不獨經濟力。早於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由於在越南遭受的軍事失利,和國內深陷滯漲深淵的同時,經濟還被日本幾乎趕超,使得美國掀起一股「美國衰落論」。也正是在此時,約瑟夫.奈對這種言論予以了嚴厲批判,他認為國家實力(NationalPower,或譯為國家權力)不單純取決於,甚至也不主要取決于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他據此而表示美國並非因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最強,而是因被稱為「軟實力(Soft Power)」的「第三個側面」才稱雄世界。
約瑟夫·奈所指的軟實力是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城市基礎設施等硬實力而言的,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他指出,不僅僅只是物質層面的內容決定了美國的強大,非物質層面的內容也同樣是美國強大的關鍵要素。
就如何來衡量一國的軟實力,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給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方法,報告認為:「國家軟實力的強弱,一個問題就可以反映出來,那就是除了祖國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裡?」因為這一問題,可以綜合反映出一國在經濟、知識、文化等領域對外界產生的影響。
從美國建國之初開始,受歐洲連綿不絕的戰亂的影響,無數的人才外流,這些人不會去沙俄、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中國。離開歐洲的人才,將美國看做成逃避戰爭的伊甸園。得益於這些移民,美國人發明了電燈打字機、電報、電話、晶體管、射線管、無線電、交流電、飛機、內燃機、核裂變、硫化橡膠、電解鋁、變壓器、收割機、激光、真空管、集成電路、雷達、樹脂、石油催化裂化、電子顯微鏡、靜電複印、人造纖維、合成橡膠、核反應堆、電視機、液晶顯示器、磁帶、空調、照排機、特氟龍、直升飛機、計算機、光纖、互聯網、智能手機都是美國人發明的。
從19世紀末開始,除了汽車、火箭少數幾個是由歐洲人發明之外,人類現代社會所有革命性的技術,基本上都是美國人發明的。科技研發、商業企業、娛樂文化、政治制度的核心都是人。美國聚集了世界各個領域的精英,這也就使得美國從1850年開始,一直主導著工業革命的進程。
為此,馬克思在1882年就指出:「正是歐洲移民,使北美的農業生產能夠大大發展,這種農業的生產競爭震撼著歐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這種移民還使得美國能夠以巨大的力量和規模開發其豐富的工業資源,以致於很快就會摧毀西歐的工業壟斷。」列寧在談到西歐人移民的影響時也說:「美國在輸入工人的國家占首位」,他們對美國經濟的發展「是絕對必需的」。
此外,據南方都市報的統計,自瑞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用其遺產設立諾貝爾獎以來,到2014年為止,諾貝爾獎已向860個個人和22個機構頒發了889塊諾貝爾獎章。如果以諾獎得主的出生地計,產生過諾獎得主的國家則多達74個。其中生於美國的諾獎得主達到267位,獲獎時在美國工作的得主更是高達365位。
就是到了今天,美國仍是吸引外國移民最多的國家;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美國共發出113萬818張綠卡,這比冰島或盧森堡整個國家的人口總數還要多。此外,在全球160萬海外留學生中,28%在美國。
與此同時,美國仍是世界上遙遙領先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出口國。
也就是說,從目前之情況來看,談美國衰落,有些為時尚早,美國依然很牛逼。但就是如此牛逼的一個國度,有個難題至今無法破解。
至今無法破解的一個難題
這個難題還得從布雷頓森林協議說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在戰爭期同遭受了巨大創傷,經濟實力大為下降,而美國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這為建立美元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創造了必要條件。1944年,在美國新罕布會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有44國參加的聯合與聯盟國家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從而建立起了著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種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中心貨幣的新型的國際貨幣制度。這一體系的建立,也就意味著美元霸主地位的正式確立。
但在運行過程中,美國人感覺到這種機制其實並不完美,事實上問題多多: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國際收支來說就會發生長期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國際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由於這一內在矛盾是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最早於1960年提出,故又被稱為「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據此,特里芬預言布雷頓森林體系會由於這一內在矛盾而必然走向崩潰,這一預言早已為尼克松廢除布雷頓森林協議這一事實所證明。
「特里芬難題」的本質含義概括起來就是:國際清償力的需求不可能長久地依靠國際貨幣的逆差輸出來滿足。這一難題實際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就已存在,只不過在布體系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典型罷了。
作為布雷頓森林協議體系的善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1972年7月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具體研究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問題。委員會於1974的6月提出一份「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綱要」,對黃金、匯率、儲備資產、國際收支調節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為以後的貨幣改革奠定了基礎。直至1976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理事會「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會議,討論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條款,經過激烈的爭論,簽定達成了「牙買加協議」,同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通過了《IMF協定第二修正案》,該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有:
1、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改革。
牙買加協議正式確認了浮動匯率制的合法化,承認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並存的局面,成員國可自由選擇匯率制度。同時IMF繼續對各國貨幣匯率政策實行嚴格監督,並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促進金融穩定,縮小匯率波動範圍。
2、推行黃金非貨幣化。
協議作出了逐步使黃金退出國際貨幣的決定。並規定:廢除黃金條款,取消黃金官價,成員國中央銀行可按市價自由進行黃金交易;取消成員國相互之間以及成員國與IMF之間須用黃金清算債權債務的規定,IMF逐步處理其持有的黃金。
3、增強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主要是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國際儲備地位,擴大其在IMF一般業務中的使用範圍,並適時修訂特別提款權的有關條款。規定參加特別提款權賬戶的國家可以來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使用特別提款權作為償還債務的擔保,各參加國也可用特別提款權進行借貸。
4、增加成員國基金份額。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儲備結構單一、美元地位十分突出的情形相比,在牙買加體系下,國際儲備呈現多元化局面,美元雖然仍是主導的國際貨幣,但美元地位明顯削弱了,由美元壟斷外匯儲備的情形不復存在。
成員國的基金份額從原來的292億特別提款權增加至390億特別提款權,增幅達33.6%。
5、擴大信貸額度,以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融資。
如此以來,以由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儲備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特徵的牙買加體系正式建立。由於該體系實現了國際儲備多元化,美元已不是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清算及支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特里芬難題」。但這一體系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
當一國貨幣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那麼也就意味著其他國家的貨幣與該國貨幣掛鉤,該國貨幣雖然取得了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該國貨幣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該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該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該國貨幣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其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該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
也就是說,無論這種貨幣能否兌換黃金,無論是哪國貨幣,也不論是以一國貨幣為主還是平均的幾國貨幣,只要是依靠主權國家貨幣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都必然會陷入特里芬所指稱的那種內在矛盾。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也就意味著它既是一國貨幣,又是世界貨幣。作為一國貨幣,它的發行受制於自己國內的經濟發展形勢及由此而形成的貨幣政策;但由於它又是世界貨幣,這又使得它的供給必須得適應於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形勢的需要。而國內經濟形勢與國際經濟形勢有時又是很難同步的。
也就是說,與布雷頓森林協議體系一樣,牙買加體系的內在也是矛盾的。
這就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出了警示,如何破解特里芬苦難將是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最後,我們想說的是,正是這種矛盾,我們可預見的是,在不遠的未來,牙買加體系也會跟布雷頓森林協議體系一樣,會趨於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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